老田| 从三湾改编到集体经济：管理的革命

　　导语

　　集体经济的效率是许多学者的研究对象。不管是支持还是不支持集体经济的学者，大多是从管理者、管理对象（人、财、物）和管理规则这三个要素来分析，尤其以规则为中心。从研究出成果的角度说，这估计是因为规则看得见、讲得清，便于分析和写作；但更为根本的恐怕是，今日包括管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大多目光向上，将群众视作规则的接受/参与者，而非能够自我改造、组织起来的主体。

　　本文作者老田认为，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里，管理制度本身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评判集体经济组织好坏的唯一标准。管理者、管理对象和管理规则并不是固定分工、各守其位的，而是处在不断变化、彼此塑造的关系之中。真正发挥治理效能的事实上并不是规则本身，而是一个平等、活跃的公共领域。正因此，理解集体经济的效率需要一种不同于当前管理学的研究思路，这样才能看到革命的王道政治建设对官僚制度的超越。

　　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不是让自上而下的管理更加严密、更加有效，而是要培养劳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参与生产生活与政治生活，形成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

　　作者｜老田（民间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国革命和毛时代的历史与政治研究，试图以社会科学的语言，再现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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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者、管理对象（人财物）、管理规则，被称为管理三要素。可能知识人比较重视的方向，是各种管理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因为这个可见度高，而且容易从管理规则出发，联系管理事务的各个方面，前后一贯地排列论据、推理过程和结论，这是一种学术生产的要求与再生产需要。

　　在革命者那里，管理三要素还存在，但是，解决与排列顺序大为不同。毛教员走上井冈山之前，搞三湾改编，强调的是改造被管理者，在被管理者中间寻找和激活关键少数——这是党代表的党建业务的努力方向。然后改造管理者，要求其放弃垄断管理事务和管理权的惯习，构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共同参与的公共领域，努力塑造全新的管理规则。在这个努力方向上，士兵群众的觉悟与自组织能力是第一努力方向，破除管理者垄断管理权和管理事务的私人领域惯习，塑造新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及其行动方向，这些比管理规则更为重要。

　　陈永贵，中国第一个农民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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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村根据地中间，也是领导权建设先于管理规则的公平性与公正性要求。首先是寻找与激活农民中间的先觉悟者，先觉悟者成为组织核心，积极分子人数超过临界点之后，地主富农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就失效了，新的权力运作模式与规则才能够出场。长冈乡、才溪乡的乡村苏维埃的高度执行力与权能扩张【编者注：参见毛主席于1933年在江西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的上才溪、下才溪两个乡的调查】，其基础正是在于政治领导权，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实现行政管理的公共化与群众化，这与三湾改编的两个努力方向一致。

　　有觉悟的积极行动者，能够完成高度的自组织，这是革命时期的管理学革命的关键点。这个努力方向上，如何寻找和激活关键少数，关键少数如何作为组织核心起作用，这个可见度很低的领导权方向，才能够构建各种自下而上的执行力或者管理效率基础，实现王道基础上的霸道最小化；因为可见度低，写论文不容易说清楚，相关的证据链和执行力逻辑，就不够明确和有力，所以，往往被嫌弃或者遗忘。

　　在农村环境中间，在相对平等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关系网络里，规则与管理权力的作用不那么突出；更重要的是人自身的变化和自觉协调作用，这些，恰好缺乏写论文所需要的明确规则与权力作用链条。

　　与管理规则明确起作用的相关理性化标准，是不是肯定就在农村社会起到决定作用，这肯定是可以商量的。在乡村的熟人社会中间，费孝通看到了礼俗传统与长老权力，无讼的追求等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农民的传统与理性化的管理规则有内在不睦。如果只讨论明确的管理规则，舍弃管理规则赖以起作用的更为基础性的各种社会条件，这样虽然有利于把论文写得清楚明白，但不一定能够准确揭示乡村社会的管理实际。

　　乡村熟人社会 | 图片来源：凤凰网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间，自认为是应用福柯后现代的弥漫性权力理论做研究的。其实，这种权力缺乏理性化运作链条的现实，反映的是前现代农村的权力实际。毛时代的农村社会与管理也肯定基于这样的社会基础。温铁军认为农村是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地方，恰好也在另一个方向上提示，乡村社会的各种交易与管理事务，在既有的理性化思考逻辑中间，其上限是不高的。在温铁军所揭示的两个失灵的反面，是革命时代所实现的对农民人力物力资源的高度动员效果，以及在上限之上的组织执行力与管理效率。非如此，革命就无法在农民的自觉支持下，压倒优势敌人而获得胜利。这个管理效率及其政治基础，显然长期是落在知识人的认知框架之外的。当然，这个路数，要以明晰的论文论证模式加以叙述，困难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