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里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今读边疆史，有了新的理解。
中国历史自夏商周起，便呈现出一条鲜明规律：从边缘地带崛起的统治集团，战胜中原旧有中心后，带来的新王朝多国势强盛、版图辽阔。而从内地起事的统治集团建立的王朝，则相对孱弱。
夏以中原为核心，商起于东方边缘而灭夏，周兴于西北边陲而克商；秦人源自西陲，终强势统一中国；两汉起于内地，承秦基业，将大一统推向鼎盛。唐承关陇军事集团，亦自西北边疆崛起，国力与疆域皆达巅峰。宋由内地立国，重文轻武，国力与版图相对孱弱；明同样兴起于内地，虽有一统国家之功，国力与疆域亦不及元、清。元自草原边疆入主中原，清起于东北关外，二者皆以边疆势力定鼎天下，疆域之广、国势之强，均远超同阶段以内地起家的宋、明。纵观历史，凡自边疆兴起的王朝，多具强悍武力与开阔格局，国势强盛、版图宏大；而从内地起家的王朝，往往长于治理、短于开拓，整体实力相对偏弱。
唐起于关陇，兼具农牧气质，懂草原、懂战争，故能用好且深化汉之羁縻政策，很好地安抚边疆势力，以控四方，成就了大唐威势。元起于蒙古高原，天生就是边疆政权，其势力更是横跨欧亚。清起于东北，深谙治理草原高原民族的底层逻辑，盟旗制安蒙古，宗教统西藏，改土归流定西南，成为历史上把中国边疆整合最完整的朝代。
反观宋、明这类中原起家的王朝，重心在内、守成为主，对边疆既不熟悉，也不愿投入，最终只能收缩防线，难以形成真正稳固的大一统。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里说出了这个在他身后几乎是颠扑不破人道理，这就是：“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也就是说：内地可以做事，但成事即“收功实者”，必于北方边陲。
即使是从边缘起势的王朝，其统治者一旦转入内地，其国势立即陷入衰落。如果说中原是“内地”，而四川则是内地中的“内地”。苏洵说此地“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不懂这一条的政治人物，多因四川困局而败。且不说李自成与张献忠的结局，看看唐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兵败流落四川，唐肃宗在西北凤翔举旗的不同结果，以及八国联军入侵时，慈禧避难不走玄宗入川之途，而是落解西安，最终还是回到北京的经验。这一南一北，一退一进的结果，都印证了上述由司马迁揭示出的这条百世不磨的古理。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明之后王朝更替的第一推动都出自东北的历史事实，司马迁“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句，在“西北”应再补上“东北”。《易•说卦》：
“帝出乎震（东），齐乎巽（东南），相见乎离（南），致役乎坤（西南），说言乎兑（西），战乎乾[西北），劳乎坎（正北），成言乎艮（东北）。”
《易》曰：“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1945年日本失败前夕，毛泽东目光投向东北。5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明确指出：
“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
196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井冈山同汪东兴谈到张国焘时说：
长征中正确的路线就应该是先向陕北，再向华北、东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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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5年5月26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晚上与汪东兴说起这段往事：“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长征中正确的路线应该是先向陕北，再向华北、东北。人少不怕，比如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八千人，坚持正确的路线，保留了革命的种子，后来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队伍又壮大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 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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