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先生视频指出，机器人的使用不仅带来了大量劳动人口的失业，而且还不断放大了我国收入差别。为了应对这一趋势，提出了对机器人征税和实施全民基本收入的主张。对此，笔者认为，李先生的主张欠妥，行不通。为此，劝告经济学家们转变思维方式，换一个视角看问题，从调整我国现有的的所有制结构入手，在此基础上，切实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让全社会劳动者一起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破解业已存在的收入差别及其迅速放大的发展趋势。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到了一个以加速度运行的新时代。过去，人们只能在科幻小说中才能看到的种种奇特景象瞬息间就变成了现实，极大地震撼了人们心灵，不禁惊呼“未来已来！”“未来以来！”
人工智能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第一波冲击就是对劳动力的强力排斥，使一批又一批的劳动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就业岗位，瞬间变成了失业人口。受害的不仅有大批的蓝领，而且还有大批被誉为“天之骄子”的白领。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条件下的失业问题，学术界热闹了好大一阵子。经济学家们各抒己见，纷纷献计献策，一时间，锦囊妙计想铺天盖地，井喷一样的强劲。在此，笔者也凑热闹写过一篇拙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来一阅。①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完，又来了一个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及其迅速放大的问题。可以说，这算是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第二波冲击。这一波冲击给我们社会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它使那个困扰我们数十年的分配不公的顽疾变得更加严峻。于是，围绕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及其放大的问题又成了经济学家们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一
近日，笔者有幸在腾讯财经网上看到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先生的一段视频。关于面对人工智能时代新增社会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他作出了明确回答。其中说道：
最近，“宇树科技”的创始人王兴兴讲了，说以后机器人会逐步逐步地取代一些劳动者。为阻止这一进程，他提出应该对机器人进行征税。其实，这个观点2017年比尔.盖茨就已经提出来了。这里，咱们就一起来分析分析对机器人征税到底应不应该，它的后果是什么这个问题。机器人来了以后肯定会影响我们的就业。机器人取代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广义的讲或拔高了讲，整个新质生产力的出现，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我们就业的减少。技术进步就是要节省劳动嘛！要不然，技术进步有何意义？
同时，机器人取代人的劳动还可能带来收入差距的放大，比如说高技能的、没有被机器人替代的那些人的收入就会比较高，而被替代的一部分人就会没有了收入。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我是支持对机器人征税的……否则，机器人就会快速铺开，使更多的人很快失业。
另外，我还特别要讲除了对机器人征税外，还应该研究UBI（全民基本收入）问题，就是对全社会老百姓实行给予一种基本的、统一标准的收入的办法。不管他属于何种年龄段的、是男是女，或有没有工作，都给他一笔钱，比如一年5万元，或一个月4000元。这么干，就能够缓解收入差距的放大，而且根据北欧的研究，有了UBI之后，不会出现养懒人……所以，我个人认为UBI势在必行（上文是笔者根据李先生的视频演讲整理稿，有若干文字上的调整）。②
这就是李稻葵先生的高见！李先生的这番高论说到底，无非是两点，即为了应对机器人的普遍推行而带来的收入差别的放大，第一是对机器人进行征税；第二是在全社会推行UBI,对所有老百姓给予一种基本的、统一标准的收入。
以下，我们就来对李先生提出的主张，做一番研究，看是否有道理。
二
据有关研究者说，所谓对机器人进行征税，最先是由法国的一位总统候选人伯努瓦·阿蒙在2017年1月提出的。但是很不幸，没有得到任何响应而销声匿迹，阿蒙本人也遭竞选失败。此后不久，即在是年的2月，美国巨富微软公司共同创始人比尔·盖茨在接受美国数字媒体(Quartz)采访时又再次将这一问题提出。他指出：应对替代工人进行工作的机器人收税，收取的税款应与相关岗位工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相当。他还指出，征税可能会减缓自动化替代人类工作岗位的速度，从而争取更多的过渡时间。③
比尔·盖茨的高论一出，立即激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包括欧洲各国。据美国NBC环球集团旗下的全球性财经有线电视卫星新闻台“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发文指出，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想对那些夺走人们工作的机器人收税，但是欧盟高级官员却不这样认为。欧洲委员会委员安德鲁斯·安西普(Andrus Ansip)对此明确表示“不支持。”并且坚称：“绝不支持！绝不支持！”他指出：以往，既然新的科技能给创造更多的工作，自动化智能化没道理创造不出新的岗位。④
几乎在同一时间，我国官方顶级媒体《人民日报》特别发署名文章，直接给予了否定。文章指出：盖茨的“征税建议”，本质上是在机器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与人类福利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之间的权衡。如果政府更看重生产效率的提高，那么不仅不应向机器人征税，还应支持机器人的技术创新和使用；如果政府更看重就业，可以通过“征税”的方式放慢机器人替代人工的速度。
该文还指出：但如果将其放到一个开放、竞争的世界格局中，征税可能是行不通的。如果一个国家通过对机器人征税抑制了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可能被削弱，导致出口减少，从而丢失更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世界各国都在为未来产业话语权进行激烈竞争，其中机器人、人工智能是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经济的核心，如果因征税而导致智能化进程放缓，将得不偿失。”⑤
由于各国政府的强烈抵制，所以，所谓对机器人征税的主张从提出到现在，尽管历经多年，结果还是幻梦一场，烟消云散。既然如此，李先生为什么还要这么虔诚、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叫卖？这主张真的是还有什么硬道理，让人们无法撼动吗？或者说它真的是一剂可以化解收入分配不公及其不断放大的灵丹妙药吗？
对此，李先生坚信不疑。他认为，我们社会的收入差距之所以不断被放大，是因为机器人的普遍推行，使那些高技能的、没有被机器人替代的人的收入会比较高，而被替代的一部分人就会没有了收入。于是，就导致了收入差距不断地被放大。
三
事情真是这样的吗？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在我国现实社会条件下，收入差距的存在与放大并不是由于先进技术、特别是机器人使用的结果。在市场经济社会、包括我们今天的社会，收入差距的本意指是劳动者与私人企业主之间差距以及它的不断放大。这种状况的出现是由社会既存的生产方式、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大量存在与肆意扩张，使资本逻辑代替了正常的市场逻辑，把生产与占有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当作了社会生产的决定性动机与唯一目的。于是，企业主就凭借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垄断，强制他的雇佣工人不断地提供一个超出自身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或利润。由于生产过程的不断重复与更新，工人的劳动不仅为企业主生产了日益增多的剩余价值，而且还再生产了企业主不断占有剩余价值的社会生产关系。生产过程的不断重复与更新，又使剩余价值不断地资本化，再转化为新的投资，使企业主的生产规模呈加速度扩张，从而在更大规模上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然而对于雇佣工人来说，每次生产过程结束，他们就像最初进入生产过程那样走出这一生产过程。他们除了得到自己劳动力的价值以外，不再有任何一个多余的价值原子，成为终身出卖劳动力商品的雇佣劳动者。
生产过程的这种无限制的循环，最终得到的结果便是：在一极是越来越富的企业巨富，在另一极则是终身、乃至世代处于绝对或相对贫困状态的雇佣工人。这是几个世纪以来，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每天都在上演的历史悲剧。只要有市场经济存在，这种历史悲剧就会不间断地得到重演。
市场经济条件下雇佣工人与企业主的收入差距就是这样产生与不断放大的。这种情况，即使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也是如此，没有例外。尽管有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为他们作辩解，帮他们洗白事实真相，但是，那个带血的、铁一般的事实终究是一种客观存在，绝不会因为有一帮庸俗文人的辩解就会从现实社会中消失。有资料显示，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工资所占GDP的比重过低，并且还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北京大学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劳动者工资在GDP中的占比不到20%，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大国中很不想称的。有资料显示，美、英、日等经济大国分别为50%、56%和53%，均是我国的2倍多。⑥另据中华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披露，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为56.5%，而2025年下降到了36.7%，22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2005年以后的20年间，这一比重又进一步下降了16个百分点。与劳动者报酬比重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了20%。一边是大幅下降了40个百分点，一边却上升了20个百分点。⑥这就是我国的社会现实。这一事实表明，我国的收入分配，这几十年一直是嫌贫爱富，长期向资本一方倾斜，与国人所期望的共同富裕目标背道而驰。
此外，另有数据显示，我国最富有的占全国总人口0.3%的富裕家庭（约140万户）掌控着全国67%的私有财富，人均6900万元人民币；而占总人口93%的普通工人农民仅拥有5%的财富，人均不足3.3万元人民币。⑦二者比较，前者是后者的2909.1倍，属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⑧另外，目前我国14亿人口中有7.8亿人负债，负债总额达300万亿，人均负债20-30万元，除了老人和未成年人，几乎人人都负债。⑨他们之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面临着买不起房、结不起婚、养不起娃、看不起病等的窘境。
上述事实表明，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公，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差别，而且明明白白地揭示了它背后存在的阶级差别。这说明，在我国确实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剥削阶级和一个真真切切的被剥削阶级的存在。这种情况完全是由我国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合理状况决定的。根据我国第4次经济普查的资料显示，我国有国有企业7.2万家，集体企业9.8万家，私人企业1561.4万家，港澳台资企业11.9万家，外资企业10.3万家。前两项即公有制企业之和为17万家，后三项即私有制企业之和为1583.6万家。公私企业比较，私有制企业为公有制企业的153.75倍。⑩若将其他形式的非公有制企业计算在内，那么非公企业是公有制企业的187.7倍（根据上述数据计算所得）。
正是这个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的存在与作用才导致了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状态及其不断放大的趋势。对于这样如此重大的事实，李先生却视而不见，而偏偏要把那个所谓被机器人替代与未被替代的人之间的收入差别拿来说事，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其实，机器人在生产中的应用与历史上任何一次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收入差别及其放大一样，并不在于被替代者与未被替代者之间。因为那些未被机器人替代的劳动者尽管比那些已被替代的劳动者来说的确是幸运的。但是，不论他们多么幸运，仍然处于资本的控制之下，仍然是资本的雇佣奴隶。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1]15在这种状态下，这些未被替代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力到底能卖到多少钱就由不得他们自己了。尽管他们可能拥有足够的谈判筹码，但是最终决定权仍然是在企业主的手里，由企业主说了算。如果他们对此不满意、不可接受，那么，他们最终就将与那些被机器人替代的劳动者一样，成为街头的流浪者与乞丐。所以，对这些未被机器人替代的劳动者来说，他们的收入绝不可能有李先生所说的那么高，他们同那些被机器人替代的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始终都会在企业主的控制之下。即使有少数例外，那企业主也会以各种理由把它再拿回来，如所谓质量不达标、不遵守劳动纪律、对管理人员不尊重等等。以下仅举一例，即可说明问题。“光明网”2024年7月17日一则信息显示：上海市某医疗公司员工江某，因迟到、早退，公司给予扣款20.94万元的罚款处理。⑪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要说机器人的使用会放大社会的收入差距，那仍然是在企业主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差距。因为机器人的使用，使企业主免去了用于雇佣劳动力的可变资本，企业成本仅仅限于不变资本的支出，当产品按社会价值出卖后，其所得到的利润将大大的大于社会的平均水平。用公式表示，当企业主未使用机器人时，其产品价值（假定企业产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同一）为W=C+V+P（这里的P为社会的平均利润），而当企业主使用机器人之后，其产品价值（即个别价值）则为W=C+P（因为在使用机器人的条件下，雇佣劳动力的资本支出V为零）。当它按照社会价值W=C+V+P出卖之后，企业主将获得一个比未使用机器人时更多的利润，这时的利润则等于P+V。可见，在企业主使用机器人时所获得利润比以前多获得了一个V量的利润。用数字表示,设C、V、P分别为80、20、20。在企业主未使用机器人时，其产品价值（假定企业产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同一）为W=80C+20V+20P=120，他在出卖产品之后便获得了20个单位的利润，即20P。而当企业主使用机器人之后，由于省去了购买劳动力的资本V，这时的V则变成了零，但他的商品仍然按社会价值W=80C+20V+20P=120来出卖。由此，他在出卖商品之后就可获得两个20的利润（P），即P(20+20)。这样一来，企业主比以往就多获得了一个20V量即的利润。然而，在雇佣工人一方，则因为机器人的使用而失业,使个人收入归了零。二者结合起来，就使两方面的收入差别大大的放大了。
这种情况的存在，与李先生所说的那种未被机器人替代的劳动者所获的收入与因使用机器人而失业的那些工人比较起来，其中的差距到底哪一个更大？李先生为什么总是要抓住机器人的使用使那些在业工人放大了社会的收入差别，要对此进行征税呢？特别是在遭遇西方各国的全力抵制和我国政府的明确否定之后，还要如此坚定地在我国兜售这样的馊主意呢？他这样做，不是明明白白地在与政府做对吗？这样做的后果会怎样，难道李先生会不明白吗？这一点，作为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的李先生心里不能不清楚。既然如此，那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里不禁给人留下了太多的遐想空间。比如，李先生难道是要为西方资产阶级及其庸俗学人献忠心，为那个灭迹多年的歪主意续命，以证明它的正确与科学，为国际资产阶级服务？又比如，李先生难道是想以此为借口来转移我们国人的视线，掩盖我国亿万雇佣劳动者与私人企业主之间业已存在的矛盾与冲突？或者说，是为了在这种剧烈的矛盾与冲突中搞调和、玩折衷、和稀泥，麻痹劳动者的革命意志与斗争精神，确保私有制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安全、稳定与增长？如此等等。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李先生自己不明说，那就只能由人们去推测与揣度了。
四
既然我国收入差别的放大，不是因为机器人的使用使未被替代的劳动者与已经失业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别造成的，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把自己的目光紧紧地盯在这里，而应该转变思维方式，换一个视角看问题，寻找遏制收入差别放大的新途径与新方法。
马克思指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2]106通过前文的阐述，我们已经明白了我国业已存在的收入差别及其放大趋势，是市场经济内在本质的一种外在表现，其最终根源在于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不合理。因为分配的不合理正是由这个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所造成的。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3]32-33还指出：“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3]33-34正是由于这样的道理，所以才决定了我国社会财富的分配必然呈现出现在这样的一种局面，即收入差距的存在与不断放大的态势。因此，要破解这种局面，只有遏制私有制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野蛮生长与无序扩张，将其限制在实在不得已的限度以内，尽力减少它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尽力尽快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我国的国有经济。让它们重新回到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主导作用，使我国经济始终保持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上。只有这样，才能遏制我国收入差别的存在及其不断放大的趋势。因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的建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建立，使全社会劳动者破天荒地第一次实现了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平等，进而也实现了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关系的平等以及对社会产品的平等分配。这就使现在通行的不合理的分配方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1]23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彻底消灭了资本存在的社会基础，使所有人都获得了平等地位，成了社会普通的一员，任何人都没有任何权利可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只能以个人劳动贡献的大小（劳动时间的多少）为尺度来进行分配。马克思指出：“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与原则。[2]95-96后来，马克思对此又作了更形象的阐述。他指出：“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1]21
在改革开放之前，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我们在完成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20年的时间里，就是遵循这一原则，使我们的亿万人民过上了平等与共富的社会主义新生活。尽管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共同富裕的程度也不高，但是，我们总是在这个大方向上努力，逐步在向这个大目标上靠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49年的99.5元增加到1978年的343元，年均增长8.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44元增加到到1978年134，年均增长7.0%。⑫这里，仅从数字看人们的收入水平的确不高，但是当时的物价水平非常低，且长期保持稳定。鸡蛋一两分钱一个，小白菜也是这样的便宜，大米8-9分钱一斤，猪肉4-5毛钱一斤。此外，上学、就医也非常省。小学、中学学费一学期只要3-5元钱，看一次病如感冒也只花几毛钱。如此等等，等等。
事实表明，在那个时期我国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的改善总体说来还是比较明显的，在最大程度上享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何况这是在我国为实现国家工业化进行高积累与人口翻番的情况下实现的，如果排除这样两个因素，情况会更好，人民会更幸福。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及“按劳分配”分配方式的实施，使我们有效地避免了两极分化，初步尝到了共同富裕的甜头，更加坚定了发展社会公有制经济的信心。我国今天幸存的河南省的南街村与唐庄村、湖北省的红林村、河北省的周家庄、江苏省的华西村、西藏那曲市嘎措乡、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以及后来又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的贵州省塘约村等典型的存在是最好的证明。在那里，使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带来的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及人民生活富裕与文明健康的美好景象。那里，从来没有所谓“三农问题”，人与人之间也没有贵贱之分与贫富对立，大家都一样的平等，一样的丰盈，有钱不知往哪里花，实实在在地过着舒坦、舒心的美好生活。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一定要接受改革开放前后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作出理性选择。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都要认真汲取。上述事实告诉我们，要想破解如今业已存在的分配不公及其不断放大的趋势，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忠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让全社会所有劳动者一起致富，人人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到那时，我们社会的分配就不再有今天这样的不公，也不会有像今天这样的放大趋势。所以，在现实社会条件下，收入差别的存在与放大不是靠对机器人征税所能解决的。李先生的主张是不切实际的，行不通的。
至于李先生提出的那种所谓实施“全民基本收入”主张，也是欠妥的，因为这一主张虽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某些作用，但是它不是根本之策，因为它本末倒置，只抓住了芝麻而丢掉了西瓜，忽略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核心问题。再说，“全民基本收入”的推行的确会产生养懒人的弊端，不信就请看一看西方那些福利国家。这数十年来，为什么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创新能力都大大地不如以前了，甚至还不如一些三世界国家发展得好。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奉行所谓“苦行僧”的哲学，永远让人们过苦日子。而是说，在人们的思想觉悟、精神状态还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时，单纯依靠政府的再分配手段是不行的。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只能从所有制上想办法，找出路。否则，断然是不可能真正破解我国收入差距及其不断放大的问题的。
注 释
① 屈炳祥：究竟该如何化解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失业威胁?（红色文化网2024-07-18）
② 李稻葵：人工智能时代新增社会财富如何分配 （腾讯财经2025-08-29）
③比尔盖茨：应对机器人征税 （《经济参考报》2017-02/2108:34）
④ 雨辰：比尔盖茨想对机器人收税 欧盟：绝不支持！腾讯财经2017年06月03日09:56:27）
⑤ 李晓华：对机器人征税非可行之道(人民日报2017-03-16 07:37:43）
⑥40年来工资比重暴跌40%！北大报告撕开最狠贫富差距真相（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1910039120115393925）
⑦中国的财富分配现状数据统计 社会发展研究2025-12-22 15:05）
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长期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202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9，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四，仅次于南非（0.578）、巴西（0.567）和阿根廷（0.483）（中国收入差距的世界排名_https://www.baidu.com/s?tn=75144485_dg&ie=utf-8&word）
⑨ 专家称劳资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进入高发期 （《瞭望》2009-12-14）
⑩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二号）（国家统计局网2019-11-20 10:00）
⑪ 员工一年内因考勤被扣工资20.9万元，合理吗？法院判了（光明网2024-07-17 13:31）
⑫ 人民生活实现历史性跨越 阔步迈向全面小康——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四（国家统计局2019-08-09 08:44）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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