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四）|精选好文

列宁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彻底揭示了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指出了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觉悟的伟大意义;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规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

《怎么办?》一书所阐述的理论原理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基础。

这本书是列宁在1901年底至1902年初写成的。还在1901年春，列宁就打算写这本书。列宁说，他在1901年5月写的《从何着手?》一文是他写《怎么办?》的一个计划草案(参看《列宁全集》第5卷第6页)。1901年秋列宁直接着手写这本书。列宁在1901年11月写的《统一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序言中曾通知说，该书正在准备，不久就要出版[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272页。——编者注]。列宁在1901年12月《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后来列宁把这篇文章叫做《怎么办?》一书的大纲)一文中写道：我们在这里只是大致地提一下争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还要专门写一本小册子来作详细的分析，这本小册子我们希望能在一个半月以后出版。(同上，第287页)1902年1月列宁完成了《怎么办?》一书的写作工作，同年2月给这本书写了序言。1902年3月初《怎么办?》一书在斯图加特由狄茨出版社出版。

1907年，列宁把《怎么办?》一书收入《十二年来》文集时，删去了第五章第(一)节(《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了气?》)，并在给文集写的序言中指出，本书这次出版时稍微压缩了一下，删掉了一些有关组织问题的细节和零碎的论战性意见(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84页)。

同时列宁又增加了五个新的脚注。

今日分享此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接上文——怎么办？（三） | 精选好文

怎么办?(四)

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我们上面已把《工人事业》杂志说经济斗争是政治鼓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说我们目前的任务是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等等的论调，都一一分析过了。这些论调表明他们不仅对于我们的政治任务，而且对于我们的组织任务也持着狭隘的见解。为了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完全不需要有(因而在这样的斗争的基础上也产生不出)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一个能把所有一切政治上的反对态度、抗议和义愤的表现都汇合成为一个总的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政治领袖领导的组织。这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个机构的组织，其性质自然并且必然要取决于这一机构的活动内容。因此，《工人事业》杂志的上述论调，就不仅是要推崇政治活动的狭隘性，而且推崇组织工作的狭隘性，把这种狭隘性说成是正当合理的现象。在这个问题上，也像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工人事业》杂志是一个使自己的自觉性屈服于自发性的刊物。而崇拜自发形成的组织形式，不了解我们的组织工作多么狭隘和原始，不了解我们在这个重要工作方面还是怎样的一些手工业者，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运动的真正的病症。当然，这并不是衰落过程中的病症，而是发展过程中的病症。但正是在目前，自发义愤的浪潮简直要把我们这些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淹没的时候，特别需要同一切维护落后性的主张，一切想把这方面的狭隘性说成是正当合理的现象的企图进行决不调和的斗争，特别需要使每一个参加实际工作或仅仅是预备进行这种工作的人，都对现在我们中间盛行的手工业方式感到不满，并且下最大的决心抛弃这种手工业方式。

(一)什么是手工业方式?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拿1894—1901年间的一个典型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活动情况来做例子。我们已经讲过，当时的青年学生都纷纷倾心于马克思主义。自然，他们这样倾心并不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理论看待，甚至与其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理论看待，不如说是把它当做对于怎么办?这一问题的回答，当做向前去进攻敌人的号召。于是，这些新的战士便在装备非常简陋、准备非常不足的情况下进军了。在很多场合，他们几乎是没有任何装备，没有丝毫准备的。他们跑去作战，正好像一些种地的庄稼汉只拿起一根木棒就去作战一样。这个学生小组同运动中的老的活动家们毫无联系，同别地的甚至本城其他地区(或其他学校)的小组也毫无关系，丝毫没有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没有任何一个较为长期而有系统的活动计划，就直接去同工人联系，着手工作起来。这个小组逐步地展开了越来越广泛的宣传和鼓动，以自己的行动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工人阶层的同情，知识界的一部分人也对它表示同情，捐出一些金钱，并且把一批一批的青年输送给委员会支配。委员会(或斗争协会)的感召力增长了，它的活动规模也扩大了，但它扩大这种活动完全是自发的：一年或几个月以前在学生小组中讲过话，解决过往何处去?的问题，同工人建立过并维持过联系和编印过传单的那些人，现在已开始同其他革命家团体建立联系，设法取得书刊，着手出版地方报纸，开始讲到举行示威，以至采取公开军事行动(而且第一号鼓动传单、第一号报纸或者第一次示威，在不同情况下，都可以成为这种公开的军事行动)。通常是这种行动一开始，就立刻和完全遭到失败。其所以立刻和完全遭到失败，是因为这些军事行动并不是有系统的、预先想好的和早有准备的一种长期的坚决斗争的计划的结果，而只是依照惯例进行的那种小组工作的自发增长;因为警察局自然几乎总是知道所有那些领导本地的运动的、在学生时代已经露过头角的主要人物的，它只是要等待一个最合适的机会来围捕他们，而故意让小组充分发展和扩大起来，以便获得明显的罪证，并且总是故意把自己所知道的几个人物留在狱外进行繁殖(据我所知，我们的人和宪兵双方都使用这个术语)。我们不能不把这种战争比做一群农民拿着木棒去进攻现代化的军队。而令人惊奇的是，运动富有生命力，虽然作战的人这样毫无准备，但运动还是扩大起来，增长起来，并且往往获得胜利。固然，从历史的观点看来，装备的简陋在开始的时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广泛地吸收战士的条件之一。但是，当严重的军事行动一旦开始的时候(这种行动实际上从1896年夏季罢工时起就开始了)，我们的军事组织方面的缺点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政府虽然在一开始表现过慌张，犯了一些错误(例如向社会诉说社会主义者如何行凶作恶，或者把工人从首都流放到外省工业中心去等等)，但它很快就适应了新的斗争条件，把自己那些拥有一切精良的装备的奸细、暗探和宪兵队伍布置到相当的地方去。于是迫害的行动层出不穷，牵连的人日益增多，地方的小组往往被一网打尽，使工人群众简直失去了所有的领导者，使运动带有非常的突变的性质，使任何工作上的继承性和连贯性都无法建立起来。地方活动家们异常分散，小组的成分变换无常，人们在理论、政治和组织问题上缺乏修养和眼光狭小，这就是上述的那些情形的必然结果。在有些地方，出于我们缺乏镇静的态度和不能很好地保守秘密，竟使工人根本不相信知识分子而离开了他们，工人说，知识分子太粗心大意了，常常被破获!

至于一切有头脑的社会民主党人终于开始感觉到了这种手工业方式是一种病态，这是稍微了解运动的情况的人都知道的。为了使不熟悉运动的情况的读者不要以为运动的特殊阶段或特殊病态是我们故意虚构出来的，我们打算引证一下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位见证人所说的话。不过请读者不要埋怨我们引证得太长了。

勃一夫在《工人事业》杂志第六期上写道：如果说逐渐过渡到更广泛的实际行动这一直接由俄国工人运动现在所处的总的过渡时期所决定的现象，是一个特点那么在俄国工人革命的总的机器中还有另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特点。我们所说的就是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各地都感觉到普遍缺少能做工作的革命人才[所有的着重号都是我们加的。——编者注]。由于工人运动普遍活跃，由于工人群众普遍得到发展，由于罢工事件日益频繁，由于工人的斗争日益采取公开的群众性的形式而使政府日益加紧采取迫害、逮捕、流放和驱逐的手段，于是缺少优秀的革命人才的情形就越来越明显，而且显然不能不影响到运动的深度和一般性质。许多罢工都没有受到革命组织方面的有力的直接的影响鼓动传单和秘密刊物都感到不足工人小组内没有鼓动员进行工作经费也常感缺乏。总而言之，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现有的革命活动家人数太少，不能把对于全部激动不安的工人群众的影响集中在自己手里，不能使所有的骚动事件多少带一点严密性和组织性单个的小组，单个的革命家，没有集合起来，没有统一起来，没有组成为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有纪律的、各部分都有计划地发展的组织接着作者说明，旧的小组一遭破坏便马上有新的小组产生出来的事实只是说明运动富有生命力而并不是说明已经有足够的完全合格的革命活动家，然后作者得出结论说：彼得堡的革命家的缺乏实际修养，也反映在他们的工作结果方面。最近的审判案，特别是‘自我解放社’和‘劳工反资本斗争社’[指工人反资本斗争社。该社人数不多，观点接近于经济主义，是1899年春天在彼得堡建立的。这个社曾经油印了《我们的纲领》传单，但是由于组织被破坏，传单没有散发出去。——编者注]审判案清楚地表明：青年鼓动员既然不熟悉本工厂内的劳动条件以及进行鼓动工作的条件，不知道秘密工作的原则，而只是领会了<真的领会了吗?>社会民主党的一般观点，所以只能做四五个月或者五六个月的工作，接着就被捕了，而他的被捕往往使整个组织或至少是一部分组织遭到破坏。既然一个团体只能存在儿个月之久，试问它的活动能有成就和效果么?现在各个组织中的缺点显然不能说是完全由于过渡时期的关系现有组织的成分在数量上尤其是在质量上的不足，显然在这方面起着不小的作用，所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严格挑选成员的条件下把各个组织切实地统一起来。

(二)手工业方式和经济主义

现在我们应当来谈谈每个读者大概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一个问题。可不可以说，作为整个运动所固有的发展过程的病症的手工业方式，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派别之一的经济主义有联系呢? 我们认为是可以这样说的。缺乏实际修养，不善于做组织工作，这确实是我们大家的通病，甚至从一开始就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人也不例外。当然，谁也不能因为实际工作者缺乏修养而责备他们。但是，手工业方式这个概念，除了表示缺乏修养之外，还有别的含义：全部革命工作规模狭小，不懂得在这种狭小的工作的基础上就不能形成良好的革命家组织，最后——并且最重要的——就是企图为这种狭隘性辩护，并且把它提升为一种特别的理论，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也崇拜自发性。这种企图从一产生就清楚地说明手工业方式是同经济主义有联系的，说明我们如果不摆脱一般经济主义观点(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及其政治任务的狭隘见解)，便不能摆脱我们组织工作的狭隘性。这种企图表现在两方面。有些人说：工人群众自己还没有提出革命家强加于他们的那些广泛的战斗的政治任务，工人群众还是应当为最近的政治要求而斗争，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特别是给普列汉诺夫的《答复》。——编者注](而与这种群众运动能够胜任的斗争相适应的，当然就是那种连最缺乏修养的青年也能够胜任的组织)。另一些人则根本不赞成什么渐进主义，他们说：可以并且应当实现政治革命，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完全不需要建立什么用坚忍顽强的斗争来教育无产阶级的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只要我们大家拿起我们能够胜任的和已经用惯的木棒来干就行了。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只要我们举行总罢工[小册子《谁来完成政治革命?》载于俄国出版的《无产阶级斗争》文集。这本小册子基辅委员会也翻印过。——编者注]，或者只要用激发性的恐怖来刺激一下萎靡不振的工人运动就行了[《革命主义的复活》一文和《自由》杂志。——编者注]。这两派人，即机会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都屈服于盛行的手工业方式，不相信有摆脱它的可能，不了解我们最迫切的首要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固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

我们刚才摘引了勃一夫的话：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这位就近观察的人的有价值的意见(《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对于勃一夫那篇文章的评语)，对于我们有双重的价值。它表明，我们一向所说的目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危机的基本原因是领导者(思想家、革命家、社会民主党人)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它表明，经济主义者来信(《火星报》第12号)的作者们以及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所谓轻视自发成分与日常的平凡的斗争的意义的危险，所谓过程策略等等的各种论调，正是歌颂和维护手工业方式。这些人一提到理论家这个词就做出一付极端鄙视的怪样子，而把自己对缺乏实际生活经验和不开展状态表示膜顶跪拜的态度称为对生活的敏感，其实他们不过是暴露自己不了解我们最迫切的实际任务而已。他们向那些落伍的人喊道：齐步前进!不要抢先!他们向那些在组织工作中缺乏毅力和首创精神，缺乏广泛而大胆地开展工作的计划的人高喊所谓过程策略!我们的主要过失就是降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去适应最近的显著的具体的日常经济斗争的利益，而人们却继续向我们高唱什么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我再重复说一遍：这种对生活的敏感，真同民间故事中那个在人家送葬时高喊恭喜恭喜的人物的敏感一样!

请你们回忆一下这些才子用无与伦比的、真正是纳尔苏修斯[纳尔苏修斯是古希腊神祇。据传说，纳尔苏修斯自恃美貌，妄自尊大，拒绝了所有向他求爱的女神。因此，爱神阿芙罗狄蒂为了惩罚他，使他爱上自己在水中的影子，目不转睛地看着水中，结果憔悴而死。后来纳尔苏修斯这个词被用来比喻高傲自大的人。——编者注]式的高傲态度教训普列汉诺夫时所说的一段话吧：切实的、实际的政治任务，即争取实现政治要求的适当而有成效的实际斗争，根本是<原文如此!>工人小组所不能胜任的。(《<工人事业> 杂志编辑部的答复》第24页)但是，先生们，小组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在手工业者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还没有摆脱这种方式以前，这些手工业者小组对于政治任务自然是不能胜任的。如果这些手工业者甚至还迷恋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如果他们一写到实际二字的时候就一定要加上着重号，以为实际性要求他们把自己的任务降低到群众中最落后的阶层所了解的水平，那么这些手工业者当然是无可救药的，他们的确是根本不能胜任政治任务的。但阿列克谢也夫、梅什金、哈尔土林和热里雅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却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他们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烈的宣传始终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的毅力始终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普列汉诺夫做得十分正确，他不仅指出了这个革命阶级，不仅证明了它的自发觉醒的不可避免性和必然性，并且向工人小组提出了崇高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你们却想借口从那时起发生的群众运动来降低这个任务，来缩小工人小组活动的毅力和规模。这岂不正是表明手工业者迷恋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吗?你们爱以实际精神自夸，却没有看见俄国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的事实，即在革命事业中不仅小组的努力，甚至个人的努力也能创造出多么大的奇迹。也许你们以为在我们的运动中不能有七十年代那样的卓越的活动家吧?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准备呢?但我们正在准备，还要继续准备，而且一定能够准备好的!固然，不幸在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死水上面浮起了一层泡沫，出现了一些对自发性顶礼膜拜、虔诚地注视着俄国无产阶级的臀部(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的人。但我们一定能除去这层泡沫。正是现在，遵循着真正革命理论、依靠着真正革命的和自发觉醒起来的阶级的俄国革命 终于(终于!)能够直起腰来，尽量施展自己全部的强大的力量。

所需要的只是使一切想降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我们的组织工作规模的企图，都在人数众多的实际工作者中间，在人数更多的、还在学生时代就梦想做实际工作的分子中间，受到嘲笑和鄙视。先生们，放心吧，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反对《工人事业》杂志的话：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改变某个专门问题上的鼓动策略，可以改变党组织进行某一枝节性工作的策略，可是，要改变自己对于战斗的组织和群众中的政治鼓动工作是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绝对必要的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不要说在二十四小时内，即使在二十四个月内加以改变，也只有那些毫无原则的人才办得到。[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2页。——编者注]《工人事业》杂志回答道：《火星报》所提出的这个唯一仿佛是属实的罪状是毫无根据的。《工人事业》杂志的读者清楚地知道，我们从一开始，在《火星报》出现以前，就不仅号召大家进行政治鼓动(同时又认定不仅工人小组不能，而且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也不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做首要的政治任务，而只能把争取最近政治要求的斗争当做首要的政治任务，认为经过一次罢工，或者最多经过几次罢工以后，最近的政治要求就会成为群众所能理解的要求了)并且还从国外用自己的出版物来为当时在俄国境内活动的同志们供给过唯一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材料(应当顺便指出，你们在这唯一的材料中，不仅极普遍地运用了仅仅在经济斗争基础上进行的政治鼓动，并且竟把这种被缩小了的鼓动看做是最普遍适用的手段。难道你们诸位先生还不明白，你们这种论据恰巧是证明，在只有这种唯一 的材料的情况下，就需要有《火星报》出现并且需要有《火星报》来同《工人事业》杂志进行斗争吗?) 另一方面，我们的出版工作在事实上准备了党在策略方面的一致 (是说一致认定策略是同党一起发展的党的任务的增长过程吗?多么宝贵的一致呵!) 因而也就准备了建立‘战斗的组织’的可能;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凡是侨居国外的组织一般力所能及的，联合会都已经做到了(《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15页)。这种逃避问题的说法是徒劳无益的! 你们确实做过你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我根本也没有想要否认这一点。可是我曾断言并且现在还要断言，你们力所能及的范围由于你们目光短浅而被缩小了。至于所谓建立战斗的组织来为最近的政治要求而斗争或者来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种说法，那就是可笑的了。

假使读者要想看到经济主义者如何迷恋于手工业方式的绝妙例子，那自然应当撇开不稳定的折衷派的《工人事业》杂志，而去看看彻底的坚决的《工人思想报》。尔·姆·在《附刊》第十三页上写道：关于所谓革命知识分子问题，我们现在要讲几句话。固然，革命知识分子已经屡次实际表明自己有‘同沙皇制度作坚决斗争’的充分决心。但不幸的是我们的革命知识分子由于受到政治警察方面的残酷迫害，而把反对这个政治警察的斗争当成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所以他们至今还不知道究竟要‘从什么地方获得力量来同专制制度作斗争’。

自发运动的崇拜者(坏的崇拜者)的这种轻视反警察斗争的态度不是妙极了吗?他为我们不善于做秘密工作辩护，竟硬说在自发的群众运动的条件下，反政治警察的斗争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这种奇怪的结论，一定是很少有人表示赞同的，因为大家都已痛切地感觉到我们革命组织的缺点了。但是，如果——举例来说——马尔丁诺夫对这种结论也不表赞同，那只是因为他不善于或没有勇气来彻底地考虑自己的论点而已。的确，为了执行由群众提出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这样一个任务，难道还需要特别关心建立什么牢固的、集中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吗?——那些丝毫不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群众不是也在执行着这样的任务吗?况且，如果除了少数领导者之外，没有那些丝毫不能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工人(绝大多数的工人)参加，这样的任务难道是能够实现的吗?这样的工人，这些普通的群众，在罢工中，在街头上同军警的斗争中能够表现出巨大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能够(并且也只有他们才能够) 决定我们整个运动的结局，——可是，为了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就需要有特别的品质，需要有职业的革命家。所以我们不仅要设法使群众提出具体的要求，而且要设法使工人群众越来越多地提出这样的职业革命家。于是我们就接触到了职业革命家的组织与纯粹工人运动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在刊物上很少反映，但在我们政治派与那些或多或少地倾向于经济主义的同志们谈话和争论时却谈得很多。这个问题值得特别说明一下。不过我们首先还要引一段话来结束我们关于手工业方式与经济主义的联系这个见解的说明。

N.N. 先生在自己的《答复》中写道：‘劳动解放社’要求同政府进行直接的斗争，却没有考虑一下这种斗争所需要的物质力量何在，没有指出斗争的道路何在。作者把最后几个字加上了着重号，并且对道路二字加了个注释：这件事实决不能用保守秘密来解释，因为纲领中所说到的不是密谋而是群众运动。而群众是不能走秘密的道路的。难道能有秘密的罢工么?难道能有秘密的示威运动和秘密的请愿运动么?(《向导》第59页)作者把斗争的物质力量(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的人)和斗争的道路都讲到了，但他终究还是茫然不知所措，因为他崇拜群众运动，即认为群众运动是使我们不必表现革命积极性的东西，而不是鼓励和督促我们表现革命积极性的东西。罢工对于那些参加罢工以及与罢工有密切关系的人不可能是秘密的。但罢工对于俄国工人群众，却可能成为(而且多半成为)秘密的，因为政府总是设法断绝外界与罢工者的任何关系，总是设法使一切罢工消息都传不出去。于是就需要专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这种斗争是永远不能由参加罢工的那样广大的群众来积极进行的。这种斗争应当由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十分内行地来组织。组织这种斗争的工作并不因为群众自发卷入运动而变得比较不需要。恰巧相反，正因为如此它就变得更加需要， 因为我们社会主义者如果不能够防止警察把一切罢工和一切示威变成一种秘密的行动(而有时我们自己也没有秘密地准备)，那我们就不能完成自己对群众所负的直接责任。我们所以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也会从自己的队伍中提拔出越来越多的职业革命家(只要我们不想方设法使工人始终停留在原地不动)。

(三)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

假使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把政治斗争的概念和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概念等同起来，那他自然也就会把革命家的组织这个概念或多或少地和工人的组织这个概念等同起来。事实上也真是这样，所以在我们谈论组织问题时，简直就是各讲各的话。例如，我现在还记得我同从前不认识的一位颇为彻底的经济主义者谈话的情形。当时我们是在谈《谁来完成政治革命?》这本小册子，我们两人很快地就一致认为这本小册子的基本缺点是忽视了组织问题。我们满以为我们彼此是意见相同的，但是当继续谈下去的时候才发现，我们两个人说的不是一回事。我的对话人责备该书作者忽视了罢工储金会和互助会等等，而我指的却是为完成政治革命所必需的革命家的组织。在这种意见分歧一暴露之后，往下我就不记得我和这位经济主义者在任何原则问题上有过什么共同的意见了!

我们的意见分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于经济主义者在组织任务方面也像在政治任务方面一样，总是从社会民主主义滑到工联主义上去。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要比工人们对厂主和政府进行的经济斗争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同样(并且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也一定要与进行这种斗争的工人组织不同。第一，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第二，它应当是尽量广泛的组织;第三，它应当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自然，我在这里以及下文中都只是指专制的俄国而言)。相反地，革命家的组织所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所以我讲革命家的组织时，是指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而言)。既然这种组织的参加者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必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这种组织必须是不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组织。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三种区别吧。

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内，职业组织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区别也象工联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区别一样，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后者同前者的关系，在各个国家内不免要因历史、法律以及其他种种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和复杂程度等等可能是各不相同的(在我们看来，这种关系应当尽量密切，尽量简单), 但在自由国家内，工会组织和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混同是根本谈不到的。在俄国，初看起来，专制制度的压迫似乎是把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会之间的任何区别都消除了，因为任何工会和任何小组都被禁止，因为工人经济斗争的主要表现和主要手段即罢工根本就被认为是一种刑事罪(有时甚至被认为是政治罪!)。因此，我国的条件一方面很能推动那些进行经济斗争的工人感到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也推动社会民主党人把工联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混为一谈(我们的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之流拼命谈论第一种推动，而没有看到第二种推动)。例如，就拿一味埋头于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那些人来说吧。其中有一部分人在他们活动的整个时期中(四个月至六个月)一次也不会感到必须建立更复杂的革命家组织的问题;另一部分人大概会感到较为流行的伯恩施坦主义的著作，从这些著作里得出日常的平凡的斗争进程极其重要的信念;还有一部分人也许会沉醉于一种迷人的思想，即要向世人作出一个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 一个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相联系的新榜样。这种人也许认为：一个国家走上资本主义舞台，从而走上工人运动舞台的时间越晚，社会主义者也就越能参加工会运动并帮助工会运动，非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也就可能而且应当越加少见。如果到此为止，那末这个推论是完全正确的，可惜人们还要更进一步，妄想把社会民主主义和工联主义完全混合起来。我们拿《圣彼得堡斗争协会章程》为例，就可以看出这种妄想对于我们的组织计划发生了怎样有害的影响。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这种组织内积极工作。这是对的。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对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有这种初步了解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越广泛，我们对于它们的影响也就会越广泛，而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并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主义者对他们的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但是，组织里的成分既然很广泛，也就不可能严守秘密(严守秘密所需要的训练，要比参加经济斗争所需要的多得多)。一方面需要有广泛的成员，同时又需要严守秘密，这种矛盾怎样才可以解决呢?怎样才能使行业组织尽量少带秘密性呢?要做到这一点，一般说来，只有两种方法：或者是使行业工会合法化(在某些国家内是先有行业工会的合法化，然后才有社会主义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合法化)，或者是使组织仍旧处于秘密状态，但同时又必须使它非常自由，形式不固定，象德国人说的那样——松散，使秘密性对于会员群众几乎等于零。

在俄国，非社会主义的和非政治的工人团体的合法化已经开始实现了，并且毫无疑问，我们的迅速增长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每一步进展，都将加强和鼓励这种合法化的企图，——这种企图主要是来自拥护现存制度的人，但一部分也来自工人自己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合法化的旗帜已经由瓦西里也夫和祖巴托夫之流树立起来，奥捷罗夫和沃尔姆斯先生之流也已经答应支持合法化，而且已经给以支持;在工人中间已经有了新潮流的信徒。我们今后也不能不考虑这个潮流。怎样考虑呢?——对于这个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大概不会有两种意见。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地把祖巴托夫之流和瓦西里也夫之流、宪兵和神甫参加这个潮流的一切事实揭露出来，把这些参加者的真正用意讲给工人听。同时我们还应当揭穿自由派活动家在工人公开大会上说话时会流露出来的一切调和的、和谐的论调——无论他们提倡这些论调是由于真心认为阶级和平合作要好些，还是由于想巴结上司，或者只是因为笨拙无能。最后，我们还应当警告工人，使他们不要陷入警察经常布置的陷阱中去，因为警察常在这种公开大会上和合法团体内侦查激烈分子，并企图通过合法组织把奸细派到不合法的组织里来 。

但我们这样来做，并不是忘记工人运动合法化归根到底只会使我们获得益处，而决不会使祖巴托夫之流获得益处。恰恰相反，我们正是要用自己的揭露运动来分清莠草和小麦。关于莠草，我们已经说过了。而所谓小麦，就是吸引更广泛的和最落后的工人阶层来注意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就是使我们革命家卸除那些实际上是合法性的工作(如散发合法书籍，组织互助会等等)，这一工作的发展是必然会供给我们越来越多的鼓动材料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对祖巴托夫和奥捷罗夫之流说：努力干吧! 先生们!努力干吧!既然你们想布置陷阱来陷害工人(无论是用直接的奸细告密手段也好，或是用司徒卢威主义来诚实地腐蚀工人也好),那我们就要设法揭穿你们。既然你们真正前进了一步，——虽然表现得极其畏缩迂回,但终究是前进了一步，——那我们就要说：请吧!只有真正扩大——哪怕只是稍微扩大——工人的活动范围，才能是真正前进了一步。凡是这样的扩大都会有利于我们，并且会加速那种不是奸细在其中找到社会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在其中找到信徒的合法团体的出现。总而言之，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清除莠草，而不是在温室里面培植小麦。我们把莠草除去，就能使小麦大大发育起来。而在阿法纳西·伊万内奇之流和普耳贺丽娅·伊万诺夫娜[阿法纳西·伊万内奇和普耳贺丽娅·伊万诺夫娜是果戈里的小说 《旧式地主》中的一对地主夫妇。——编者注]之流在温室里从事栽培的时候，我们则应当训练出一些既会锄今天的莠草，又会割明天的麦子的人[《工人事业》杂志看见《火星报》在那里同莠草作斗争，就怒气冲冲地攻击《火星报》说：在《火星报》看来，目前时局中的主要问题不是这些重大的事件(春季事件)，而是祖巴托夫的奸细想使工人运动‘合法化’的那些可怜的尝试。《火星报》没有看到，这种事实正是表明《火星报》的意见是错误的;这种事实正是证明工人运动已具有使政府感到十分可怕的规模。(《两个代表大会》第27页)一切的不幸都应当归咎于这班对于实际生活的迫切要求熟视无睹的正统派的教条主义。他们死也不愿意看一尺高的小麦，却一味去同一寸高的秀草作斗争!这难道不是表明他们对俄国工人运动的前途持着错误的见解吗?(同上，第27页)——编者注]。

总之，我们不能用合法化来解决建立尽量少带秘密性和尽量广泛的工会组织的问题(但是，假如祖巴托夫和奥捷罗夫之流为我们造成即使是局部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那我们会很高兴，但是为了这一点，我们就要尽量坚决地同他们斗争!)。因此只有建立秘密的工会组织这条道路可走，而我们应当对于已经走上(这是我们确实知道的)这条道路的工人给以各方面的帮助。工会组织不仅能大大促进经济斗争的发展和加强，并且能大大帮助政治鼓动和革命组织工作。为了得到这种结果，为了把正在开始的工会运动引上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轨道，首先就必须明白认识彼得堡的经济主义者几乎已经鼓吹了五年之久的那个组织计划的荒谬。这个计划载于1897年7月的《工人储金会章程》上(《<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第46页——转载自《工人思想报》第1号)，以及1900年10月的《工人联合会章程》上(曾在圣彼得堡印成单页，《火星报》第一号上也曾经谈到它)。这两个章程的主要缺点，就是详细地规划了广泛的工人组织并且把这种组织与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我们可以拿比较详尽一些的第二个章程来看。这个章程共分五十二条，其中有二十三条是说明组织结构、办事细则以及设在每个工厂内的工人小组的权限的，这些小组(每组不超过十人)选出全厂中心小组。章程第二条上说：中心小组应当注意本厂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且编写本厂的大事记。中心小组每月应当向全体会员报告储金出纳情况(第十七条),等等。有十条专讲区组织，有十九条专讲工人组织委员会和圣彼得堡斗争协会委员会(各区以及各执行组即宣传组、外省组织联络组、国外组织联络组、贮藏组、出版组和储金组选出的代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

社会民主党等于工人经济斗争的执行组!这最清楚不过地说明经济主义者的思想已经完全离开社会民主主义而滑到工联主义上去，说明他们根本不懂得，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设法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口里说什么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说什么同沙皇政府的专横暴虐作斗争，而笔下却写出这样的组织章程，那就等于丝毫不了解社会民主党的真正的政治任务。在五十多条章程中间，没有一条证明他们稍微懂得必须在群众中进行极广泛的政治鼓动，来揭露俄国专制制度所有各个方面和俄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全部面貌。按照这样的章程，不仅政治的日的，甚至工联的目的也无法实现，因为工联的目的要求按职业组织起来，而在章程里连这一点也根本没有提到。

大概最令人注目的是这整个体系的惊人的烦琐，人们企图在三级选举制下，用一条由一模一样的、琐屑得可笑的条例构成的固定的线索，把每个工厂同委员会联系起来。在这里，备受经济主义狭小眼界限制的思想，又沉溺到充满着官场气味和官样文章的烦琐的条文中。其实，这些条文四分之三当然是永远也不会实行的，而在每个工厂中都设有中心小组的这种秘密组织倒使宪兵易于大规模地破获。波兰的同志已经经历过运动的这个阶段当时大家也都迷恋于普遍设立工人储金会，但是当他们一明白这只能使宪兵们得到丰富的收获时，他们就马上把这种念头抛弃了。假使我们想有广泛的工人组织，同时又不愿意遭到大规模的破获，不愿意使宪兵开心，那我们就应当设法使这些组织完全不具有什么确定的形式。如果这样做，它们能不能执行自己的职能呢?那末就看看这些职能吧：注意本厂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且编写本厂的大事记。(章程第二条)难道这一定要有固定的组织形式么?不组织任何专门的团体而用在秘密报纸上登载通讯的方法来做这项工作，岂不是更好吗?领导工人为改善他们在工厂内的状况而斗争(章程第三条)，这也用不着什么固定的组织形式。工人想提出什么要求，每一个头脑稍微清楚的鼓动员都是可从普通的谈话中确切地打听出来的，而打听出来之后，就可以把这些要求告诉那个狭小的而不是广泛的革命家组织，以便印发相当的传单。组织储金会每一卢布工资缴两个戈比作为会费(第九条)——并且每月向全体会员报告储金出纳情况(第十七条)，把不缴会费的会员开除出去(第十条)，等等。这在警察看来，真是再好没有了，因为这样一来，要洞悉这些工厂中央储金会的一切秘密，要没收他们的金钱，要拘捕一切优秀分子都容易极了。发行价值一个或两个戈比的印花，盖上某个(很狭小的很秘密的)组织的图章;或者根本不用印花而实行募捐，在秘密报纸上用某种暗号把捐款账目公布出来，这岂不是更简便些吗?目的同样可以达到，而宪兵要找到线索就困难百倍了。

我本来还可以继续用举例的方法来分析这个章程，但是我认为我所讲过的已经很够了。由最可靠、最有经验、经过最多的锻炼的工人组成的一种人数不多的紧密团结的核心，它在各主要区域都有自己的代表，并且按照严格的秘密工作的种种规则同革命家组织发生联系，——这样的核心在群众最广泛的支持下，不必有任何确定的形式，也能充分执行工会组织所应当执行的一切职能，并且执行得正象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那样。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免于一切宪兵的破坏，而使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运动得到巩固和发展。

有人会反驳说：一个组织这样松散，根本就没有什么确定的形式，甚至连确定的、经过登记的成员都没有，根本就不配称为组织。也许是这样。我不太重视名称。但这种没有成员的组织能够做到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并且一开始就能够保证我们将来的工联同社会主义发生牢固的联系。谁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一个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广泛的工人组织，那他不过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

道理很简单：我们如果从切实地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固性，就既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又能实现纯粹工联主义的目的。而我们如果从建立一些好象是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其实只是使宪兵最容易破坏的，使革命家最容易被警察逮捕的)广泛的工人组织开始，那我们就会两种月的都不能实现，就会摆脱不了手工业方式，就只会因自己这样涣散和这样常遭破坏而让祖巴托夫式或奥捷罗夫式的工联成为群众最容易接受的组织。

这种革命家组织的职能究竟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就要来详细谈谈。但是我们首先还要考察一下我们的恐怖主义者的另外一段极其典型的议论，他在这里又成了(真是命途多舛!)经济主义者的近邻。在供工人阅读的《自由》杂志(第1期) 上，载有一篇标题为《组织》的文章，该文的作者是想为他那些朋友们，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经济主义者辩护。

他写道：群众一声不响，没有觉悟，运动不是从下层发动起来，这是很糟糕的。你看，学生们离开大学所在的城市，四散回家去过节或者过暑假了，于是工人运动也就停顿下来。难道这种从旁推动的工人运动能够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吗?哪里能够呢它还没有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专靠人家扶着走。一切事情都是这样：学生一四散回家，运动就停止了;牛奶一失去精华，立刻就变酸了;‘委员会'被破获了，当新的委员会还没有建立起来时，又是一片沉寂;将来建立起来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委员会，还不得而知，——也许完全不象先前的委员会那样：先前的委员会这样说，而新成立的委员会又会那样说。过去和将来之间失掉联系;过去的经验不能传给将来。这都是由于在深处，在群众中间没有根子;做工作的不是百来个笨人，而是十来个聪明人。十来个人常常可以一网打尽，但是如果组织能包括广大群众，一切事情都由群众来干，那就无论谁怎样想方设法也不能伤害我们的事业了。(第 63页)

事实描写得倒是对的。我们的手工业方式的情景描绘得倒还不错。但所作的结论却和《工人思想报》一样糊涂，在政治上一样不妥当。这个结论非常糊涂，因为作者把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一哲学的和社会历史的问题，同怎样更好地与宪兵进行斗争的组织技术问题混淆起来了。这个结论在政治上非常不妥当，因为作者并不是拒绝坏的领导者而去找好的领导者，却想根本拒绝任何领导者而去找群众。这是一种想把我们在组织方面拉向后退的企图，正象那种主张用激发性的恐怖代替政治鼓动工作的思想在政治方面把我们拉向后退一样。现在我真是感到有点应接不暇，《自由》杂志奉送给我们这样一大堆糊涂观念，真使我不知从何处下手来分析才好!为了清楚起见，我就从举例来开始谈吧。就拿德国人做例子。他们的组织包括了广大群众，一切事情都是由群众来干，工人运动已经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我想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一点吧?可是，这些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又是怎样善于重视自己的十来个经过考验的政治领袖，怎样坚决拥护这些领袖呵!在国会中往往听见敌党议员讥讽社会党人说：好漂亮的民主主义者!你们只是口头上讲工人阶级的运动罢了，实际上出面的总是这些首领。 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还是这个倍倍尔，还是这个李卜克内西。你们的那些所谓从工人中间选举出来的议员，真是比皇帝册封的官吏还难得调换哩!这是企图把群众与首领对立起来，想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和虚荣心，想以破坏群众对于十来个聪明人的信任来使运动失去坚强性和稳固性，——但是德国人对于这种蛊惑人心的企图，却只是嗤之以鼻。德国人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政治经验的积累已经足以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在德国人自己的队伍中间，也有过一些蛊惑人心的人，他们竭力奉承几百个笨人,把他们捧到几十个聪明人之上，一味地赞美群众的筋肉条条的拳头，激起他们(象莫斯特和哈赛尔曼那样)去从事轻率的革命行动，散播对于坚定刚毅的领袖的不信任。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只是因为它与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一切蛊惑人心的分子不断地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才得到这样的发展和巩固。而在目前，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危机的产生是因为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还没有获得充分有修养的、开展的、有经验的领导者的时候，我们的才子们却象民间故事中那个傻瓜伊万努什卡一样，带着深思的神情说道：运动不是从下层发动起来，这是很糟糕的!

学生所组成的委员会不中用，因为它不稳固，——这话完全正确。但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需要有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委员会，不管他们是学生也好，工人也好，只要他们能把自己造就成为职业革命家就可以。而你们所做出的结论，却是说不要从旁边去推动工人运动!你们由于政治上幼稚，竟不知道你们这样主张只是有助于我们的经济主义者和我们的手工业方式。请问：我们的学生推动我们的工人，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唯一的表现就是，学生把他们所具有的一些零星的政治知识和他们所获得的一些片断的社会主义观念(因为目前学生的主要精神食粮是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而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提供一些起码知识和片断)传授给工人。在我们的运动中，象这样的从旁推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真是少得出奇，少得可怜，因为我们已经过分地闭关自守，过分奴隶般地崇拜那种初步的工人对厂主和政府作的经济斗争了。我们职业革命家应当而且一定会百倍努力地来从事这样的推动。但正因为你们用了从旁推动这样一种可恶的字眼，这就必然会使工人(至少是那些象你们一样不开展的工人)不信任一切从旁给予他们政治知识和革命经验的人，使他们对所有这些人都本能地想表示抗拒，——这样，你们就成了蛊惑人心的人，而蛊惑人心的人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

是的，是的!你们不要马上叫喊起来，说我进行论战时采取了非同志的方法吧!我根本不想怀疑你们心地纯洁。我已经说过：一个人只因为政治上幼稚，也可以成为蛊惑人心的人。但是我也已经指明：你们已经堕落到了蛊惑人心的地步。而且我始终都要重复说：蛊惑人心的人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其所以最坏，是因为他们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因为不开展的工人不能识破这些以工人朋友的资格，有时甚至是真心以工人朋友的资格来讲话的敌人。其所以最坏，是因为在目前这种混乱和动摇的时期，在我们运动的面貌刚刚形成的时期，最容易诱惑群众的莫过于蛊惑人心的宣传，它使群众只有以后经过最苦痛的教训才能觉悟到自己的错误。所以，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前的口号应当是：进行坚决的斗争，既反对堕落到蛊惑人心的地步的《自由》杂志，又反对堕落到蛊惑人心的地步的《工人事业》杂志(这一点以后还要详细地谈到[这里我们仅仅指出：上面我们谈到从旁推动以及《自出》杂志在下面关于组 织问题的各种议论时所说的一切，是完全适用于包括工人事业派在内的一 切经济主义者的，因为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积极宣传和维护这种关于组织问题的观点，另一部分人则滑到这种观点上去。——编者注])。

捕捉十来个聪明人，要比捕捉百来个笨人容易些。这个辉煌的真理(对于你们所说的这个真理，百来个笨人总是会拍手称赞的)，看来好象是不辩自明的，这只是因为你们在议论时从一个问题跳到了另一个问题上去。你们开始是讲，并且继续讲着捕捉委员会，捕捉组织的问题，而现在你们却跳到捕捉什么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个问题上去了。当然，我们的运动所以无法捕捉，正是因为它在深处有成千成万的根子，但现在所谈的并不是这一点。就深处的根子这一点来讲，现在也无法捕捉我们，哪怕我们的手工业方式非常盛行;但是，虽然如此，我们大家都在埋怨，并且不能不埋怨组织被捕捉的情形，这种情形破坏了运动中的任何继承性。你们既然已经提出了组织被捕捉的问题，并且不愿离开这个问题，那我就要告诉你们：捕捉十来个聪明人要比捕捉百来个笨人困难得多。无论你们怎样煽动群众来反对我，说我是反民主主义等等，我还是要坚持我这个意见的。在组织方面，所谓聪明人，正如我已经屡次讲过的那样，无非是指职业革命家，——不管他们是由学生或是由工人造就出来的都一样。而我认为：(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便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越加广泛，这种组织也就越加迫切需要，也就应当越加巩固(因为各种蛊惑人心的人诱惑群众中的落后阶层也越加容易);(3)参加这种组织的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内，我们越缩小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缩小到只吸收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与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参加，这种组织也就会越难捕捉;(5)而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间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越多。

请我们的经济主义者、恐怖主义者和经济主义者兼恐怖主义者[这个名词也许比前面那个名词更适于形容《自由》杂志，因为它在《革命主义的复活》中所维护的是恐怖主义，而在我们分析的这篇文章内所维护的却是经济主义。事与愿违!——用这句成语来形容《自由》杂志是很恰当的。志向和愿望很好，但结果却是一团糟。所以会一团糟，主要是因为《自由》杂志一方面维护组织的继承性，同时却不愿意承认革命思想和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继承性。极力想使职业革命家复活起来(《革命主义的复活》)，同时却又主张;第一，采取激发性的恐怖;第二，组织中等工人(《自由》杂志第1期第66页及以下各页)，使他们尽量少被人从旁推动，—这实际上就等于为了让自己的房子暖和而把房子本身拆掉当柴烧了。——编者注]来反驳这几点吧，而我现在只想把其中最后两点拿来谈谈。 捕捉十来个聪明人和捕捉百来个笨人的难易问题，可以归结到我们上面已经分析过的那个问题：在必须严守秘密的条件下，是不是可能存在群众性的组织。我们永远不能使广泛的组织具有高度的秘密性，而没有这样高度的秘密性就谈不到什么稳定的和保持继承性的反政府的斗争。把所有秘密的职能集中在数量尽量少的职业革命家的手里，这并不是说他们将替大家动脑筋，并不是说群众不必积极参加运动。恰恰相反，这些职业革命家将由群众中间越来越多地产生出来，因为那时群众就会知道，单是几个学生和几个从事经济斗争的工人集合起来还不能成立一个委员会, 为此还需要用多年的时间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那时群众就会不只是为手工业方式的活动动脑筋，而会为这种培养工作动脑筋了。把组织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是说要把运动的一切职能集中起来。最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秘密刊物工作的情况，不但不会因为十来个职业革命家把这方面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而减弱下去，反而会因此而十倍地加强起来。这样，并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使阅读秘密刊物，向秘密刊物投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散发秘密刊物的工作都几乎不再是秘密的事情，因为警察很快就会懂得，对于所散发的成千上万份出版物中的每一份都来一套司法上的和行政上的官样文章，是很愚蠢的而且是办不到的。不仅刊物如此，而且运动方面的一切职能，直到示威为止，也莫不如此。经过考验的、所受的专门训练不亚于我国警察的十来个革命家，把一切秘密的事情—如准备传单，规定大致的计划，为全城各区域、各工厂区、各学校指定领导人员等等——集中起来，这不但不会使群众最积极最广泛参加示威的事情受到损失，反而会对这种事情有很大的好处(我知道有人会来反驳我，说我的观点不合民主原则,我在下面就要详细来答复这个极不聪明的反驳)。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在各地极普遍地组织起来，使它们担负各种不同的任务;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使群众本来已很模糊的一种认识完全消失，也就是使他们忘记要为群众运动服务，就需要有一些人专门从事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且这些人应当坚持不懈地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

的确，群众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已经很模糊。我们在组织方面的主要过错，就是我们由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而败坏了俄国革命家的威信。在理论问题上萎靡不振和动摇不定，眼界狭小，用群众的自发性来为自己的萎靡不振辩护，更象工联书记而不象人民的代言人，不会提出广泛的大胆的计划来使敌人也生敬畏之心，而且在自己的专门技术即与政治警察作斗争方面，也没有经验，笨手笨脚，——对不起!这样的人绝不是革命家，而只是可怜的手工业者。

请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都不要埋怨我用这个苛刻的字眼，因为这里所讲的是缺乏修养的问题，这个字眼首先就要用到我自己身上。我曾在一个抱有很广泛的包罗万象的任务的小组中工作[列宁指的是1893—1895年他在彼得堡的革命活动。——编者注]，——所有我们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常常感到痛苦的，就是我们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在这样一个可以把一句名言改成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却表现出是一些手工业者!后来我常常回想起我当时所感到的这种深切的惭愧，而我越是回想起这些，就越是痛恨那些假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用他们的宣传来玷污革命家的称号，他们不了解我们的任务不是要为把革命家降低为手工业者辩护，而是要把手工业者提高为革命家。

(四)组织工作的规模

我们在前面听见勃一夫说道：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各地都感觉到缺少能做工作的革命人才。这件事实大概是谁也不会否认的。可是问题就在于怎样来解释这件事实。勃一夫写道：

我们不去说明这种现象的历史原因，而仅仅指出：被长期的政治反动所败坏，被那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经济变化所分裂的社会，从自己队伍中所提拔出来的能做革命工作的人才实在太少了;工人阶级提拔出一些工人革命家来部分地补充秘密组织的队伍，但这种革命家的人数还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况且，在工厂内做十一个半小时工的工人，按他的情况来说，多半只能执行鼓动员的职能;至于宣传和组织工作，运送和翻印秘密书刊、印发传单等等工作的重担，却多半是不免要由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来担负。(《工人事 业》杂志第6期第38—39页)

我们有许多地方不同意勃一夫的这种意见，尤其不同意我们加了着重号的地方，因为这些话特别突出地表明：勃一夫虽然也由于我们的手工业方式而深感痛苦(也象一切动过点脑筋的实际工作者一样)，但他由于受经济主义的束缚而不能找到摆脱这种不堪忍受的状况的出路。不，社会提拔出来的能够做事的人才实在很多，但我们却不善于尽量地利用他们。在这方面，我们运动的危急的过渡的状态可以用两句话来表示：没有人，而人又很多。人很多，因为工人阶级和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都一年比一年提拔出更多的心怀不满、愿意反抗、决心尽力帮助反专制制度斗争的人，而专制制度的令人难以忍受虽然还没有为一切人所意识到，但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日益尖锐地感觉到了。但同时又没有人，因为没有领导者，没有政治领袖，没有擅长于组织的人才来进行广泛而且统一的、严整的工作，使每一份力量，即使是最微小的力量都得到运用。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不仅落后于工人运动的增长(这是勃一夫也承认的)，并且落后于一切人民阶层中的一般民主运动的增长。(现在勃一夫想必会承认这个意见也是对他那个结论的一个补充吧。)革命工作的规模同运动的广泛的自发基础比较起来实在是太狭隘了，它受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种可怜 的理论的束缚实在是太厉害了。但是现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不仅做政治鼓动的人，而且那些做组织工作的人，也都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例如，近来在军界可以看见民主精神显然活跃起来的现象，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越来越多地同工人和学生这种敌人进行街头斗争的结果。所以，只要我们力量许可，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加强兵士和军官中的宣传鼓动工作，注意建立加入我们党的军事组织。——编者注]。大概不会有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会怀疑，社会民主党人是能够把自己的组织工作方面的千百种零星职能分配给属于各种各样的阶级的单个分子去担任的。缺少专门化是我们技术上的最大缺点之一，这个缺点是使勃一夫非常痛苦地和非常正确地表示不满的。整个事业的单个手续越细致，也就越容易找到能够执行这些手续的人(而且大半是完全不能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人)，警察也就越难捕捉所有这些做零碎工作的人，警察也就越难把根据某件琐事捕人的事情构成案子来抵销国库用于侦察局的经费。至于那些愿意帮助我们的人数，我们在上一章里已指出了五年来这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为了把这一切零星细小的事情统一起来，为了使运动本身不会因运动的职能的分散而分散，为了使执行细小的职能的人确信自己的工作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没有这种信心，他就根本不会进行工作)[我记得有一个同志曾转告我说，有一位愿意帮助并且确实帮助过社会民主党的工厂视察员诉苦说，他不知道他的报告是否传给了真正的革命中心，他的帮助究竞有多大的需要，他那种细小的零碎的帮助究竟有多少被利用的机会。当然，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我们的手工业方式是曾经多次使我们失去同盟者的。能够并且确实会给予我们这种单个说来很细小、合起来却极有价值。——编者注]—为了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有坚强的、由经过考验的革命家组成的组织。在有了这种组织的情况下，这种组织越是秘密，人们对党的力量的信心也就会越是坚定，越是广泛地传布开来，——而大家知道，在战争中最重要的是不仅要使自己的军队相信自己的力量强大，并且还要使敌人和一切中立分子也相信我们的力量强大;友好的中立有时可以决定全局。在有了这种建立在稳固的理论基础上并且拥有社会民主党人机关报的组织的情况下，就不必惧怕大量的卷入运动的局外人会把运动引入歧途了(恰恰相反，正是在现在这种手工业方式盛行的时候，倒是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趋向于《信条》的路线，他们不过还自以为是社会民主党人罢了)。总而言之，专门化必须以集中化为前提，并且绝对需要有集中化。

然而勃一夫自己虽然很好地描写了专门化的必要性，但我们认为他在上述那段议论的后半部却没有充分估计到专门化的意义。他说工人出身的革命家人数不足。这话完全正确，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强调指出：就近观察的人的有价值的意见完全证实了我们对于当前社会民主党内的危机的原因以及消除这种危机的方法的意见。不仅一般说来革命家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甚至工人革命家也落后于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这件事实甚至从实践观点上来看也十分清楚地证明，人们在讨论我们对于工人的义务时所常常提出的那种教育不仅非常错误，而且在政治上是反动的。这件事实说明，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义务，就是帮助培养出在党的活动方面能够与知识分子革命家站在同一水平上的工人革命家(我们所以要强调在党的活动方面，是因为在其他各方面虽然也必须把工人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但却远不这样容易，远不这样迫切)。因此，我们主要是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决不是的帮助的，不仅有工厂方面的职员和官吏，而且有邮政、铁路、税关、贵族、僧侣以及任何其他方面的职员和官吏，直到警察和宫廷方面的职员和官吏!假使我们已经有了真正的党，真正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那我们就不会使这一切帮手都暴露出来，就不会总是急忙地一定要把他们吸收到秘密活动的中心里来，恰恰相反，我们会特别保护他们，甚至会特别培养一批人来做这样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学生以帮手，即以官吏的身分所能提供给党的好处，要比他们以短期的革命家的身份所能提供的多些。但是—我再重复一遍一只有已经充分巩固的，不感到积极力量缺乏的组织，才可以运用这个策略。

象经济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或是 象《自由》杂志所希望的那样，必须降低为中等工人(在这方面，《自由》杂志已经升到经济主义教育的第二级了)。我绝不是否认为工人写通俗读物，为特别落后的工人写特别通俗的(当然不是庸俗的)读物的必要性。但使我感到气愤的是，人们常常把教育和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混在一起。你们这些关心中等工人的先生一讲到工人政治和工人组织时就弯下腰来，实际上这倒是侮辱了工人。你们还是直起腰来谈严肃的问题吧，你们还是把教育交给教育家去做吧，而不要把它交给政治家和组织家!难道在知识分子中间不是也有先进分子、中等人和群众吗?难道大家不是认为知识分子也需要通俗读物吗?难道这种读物不是有人在写吗?假定说，有一个人在他所写的一篇论大学生或中学生组织问题的文章中，好像有什么新发现似的，再三说明必须首先把中等大学生组织起来，这样的作者一定会受到讥笑，并且是应当受到讥笑的。人们会告诉他说：假如你在组织方面真有什么见解，那末就请你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至于我们中间谁是中等人，谁高些，谁低些，那我们自己也是弄得清楚的。如果你在组织方面没有自己的见解，那末你硬要谈什么群众和中等人,就只能是些枯燥无味的玩意儿。你要知道，政治问题，组织问题，这本身就是很严肃的问题，所以谈这些问题的态度就必须十分严肃。可以而且应当训练工人(以及大学生和中学生)，以便有可能同他们来谈这些问题，但你既然谈到了这些问题，那你就应当拿出真正的回答来，而不应当倒退到中等人或群众上面去，不应当拿些花言巧语来敷衍塞责[《自由》杂志第一期上所载《组织》一文(第66页)中说：工人大众将用他们沉 重的脚步来支持将以俄国劳动界名义提出的一切要求，劳动界这个词。——编者注]。

为了能充分执行自己的任务，工人革命家也应当成为职业革命家。因此，勃一夫说工人既然在工厂中要做十一个半小时的工，所以其余各种(除鼓动之外)革命职能多半是不免要由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来担负，就是不正确的了。其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不免要这样，而是因为我们落后，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的义务是要帮助一切特别有才能的工人变成职业的鼓动员、组织员、宣传员、交通员等等。在这方面，我们简直是在可耻地浪费着自己的人才，不会爱惜我们应当特别细心地加以培养的人才。你们看看德国人吧：他们拥有的人才要比我们多一百倍，但是他们却非常懂得，由中等人中间提拔出真正能干的鼓动员等等，并不是经常能够做到的。所以他们总是设法把每一个能干的工人立刻安置在相当的地方，使他的才能有充分发展和充分运用的机会，使他成为职业的鼓动员，鼓励他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从一个工厂扩大到整个行业，从一个地方扩大到全国。他在自己的职业中获得了经验和技能，他扩大了自己的眼界和自己的知识，他亲眼看见了其他地方和其他政党的卓越的政治领袖，他自己也力求提高到与他们同样的高度，力求把对于工人群众的了解、新鲜的社会主义信念同无产阶级与它那些训练有素的敌人作顽强的斗争时所绝对必要的职业技能结合起来。倍倍尔和奥艾尔一类的人，就是这样并且也只是这样从工人群众中间提拔出来的。但是，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内多半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事情，在我们俄国却应当由我们的组织来有系统地进行。凡是有些才干和有前途的工人鼓动员，

当然是要大写的!该文的作者又高喊道：我并不敌视知识分子，但是(这也就是谢德林用耳朵不会高过额头这几个字来翻译的那个但是!) 但是当一个人跑米讲些非常漂亮动听的话，并且只是因其(他的?)漂亮和其他优点而要求别人接受这些话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气愤(第62页)。是的，这也使我总是感到非常气愤都不应当在工厂内做十一个小时的工。我们应当设法使他靠党的经费来维持生活，使他能够及时地转入秘密状态，使他能随时更换自己的活动地点，否则他就不能获得丰富的经验，不能扩大自己的眼界，不能与宪兵至少周旋上几年之久。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越深越广，他们所能提拔出来的能干的人也就越多，不仅是能干的鼓动员，而且是能干的组织员、宣传员以及好的实际工作者(这样的实际工作者，在我们那些多半带有一点俄国式的懒散和呆板的知识分子中间是很少见的)。当我们有了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当然是所有各个兵种的革命家)队伍的时候，那末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战胜这种队伍，因为这种由无限忠于革命的人组成的队伍也一定会获得广大工人群众的无限的信任。我们的直接过错，就是我们很少推动工人，让他们走上这条与知识分子共同的、学习革命职业技能的道路，却往往用一些专说工人群众和中等工人能够胜任什么什么的愚蠢议论把工人拉向后退。

在这几方面，也像在其他各方面一样，组织工作规模狭小的现象，与缩小我们的理论和我们的政治任务的观点有着明显的和密切的(固然是绝大多数经济主义者和新的实际工作者所不了解的)联系。崇拜自发性的心理使人们害怕稍微离开群众能够胜任的事情，害怕提得太高，高于简单地适应群众目前的和直接的要求的水平。不要害怕，先生们!要记着：我们现在在组织方面的水平已经低到极点，甚至设想我们可能提得太高，都是荒谬的!

(五)密谋组织和民主制

可是，在我们中间还有很多人对生活的呼声非常敏感，以至于最怕提得太高而责备持有上述观点的人是民意主义，说他们不懂民主制等等。我们必须谈谈这些责备，这些责备《工人事业》杂志当然也是加以附和的。

本书作者非常清楚地知道，彼得堡的经济主义者早就责备过《工人报》是民意主义(把《工人报》同《工人思想报》比较一下，就会知道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当《火星报》一成立，我们很快就听到一个同志说某城的社会民主党人称《火星报》为民意主义机关报的时候，我们也就一点都不感到奇怪。我们当然乐于接受这种责备。试问，哪一个正派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曾被经济主义者责骂为民意主义呢?

这种责备是由两种误解引起的。第一，在我国，人们很不熟悉革命运动史，竟把凡是主张建立向沙皇制度宣布决战的集中的战斗组织的思想都称之为民意主义。但是，七十年代革命家所拥有的那种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模范的出色的组织，并不是民意党人建立起来的，而是后来分裂为土地平分派和民意党人的那些土地自由派[土地自由派是土地和自由社的成员。土地和自由社是民粹派的组织，1876年在彼得堡建立，其主要成员有：亚·德·米哈伊洛夫、格·瓦·普列汉诺夫、谢·米·克拉夫钦斯基、奥·瓦·阿普特克曼等。土地自由派错误地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认为只靠农民就可以推翻沙皇政府。为了发动农民反对沙皇政府，土地自由派到农村进行宣传鼓动;由于农民不了解他们的宣传，没有跟他们走，于是该社一部分成员主张不要人民参加，专靠自己的力量，采取暗杀手段去继续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土地和自由社因此发生了两派分歧，其中一派(以安·伊·热里雅鲍夫为首)主张采取新的斗争手段(恐怖手段)，另一派(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首)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策略。两派于1879年分裂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土地平分派是1879年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成立的土地平分社的成员。土地平分派反对实行恐怖政策，坚持过去的土地和自由社的纲领和策略。后来一些著名的土地平分派(格·瓦·普列汉诺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等)脱离民粹派，成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其他的人则加入了民意党。——编者注]建立起来的。所以，把战斗的革命组织看做是民意党人所特有的东西，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荒谬的，因为任何革命派别，如果它真想作严重的斗争，它就非有这样的组织不行。民意党人的错误并不在于他们极力想把一切心怀不满的分子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来，引导这个组织去同专制制度作坚决的斗争。恰恰相反，这正是他们伟大的历史功绩。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依靠着实质上并非革命的理论，不善于或者不能够把自己的运动同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只有丝毫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或者按司徒卢威主义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认为，群众性的自发工人运动的发生解除了我们建立像土地自由派所拥有的那样好的或者还要好得多的革命家组织的责任。恰恰相反，这个运动正是加给我们这样的责任，因为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斗争。

第二，有许多人——看来波·克里切夫斯基也包括在内(《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18页)——对于社会民主党人一向进行的反对密谋主义的政治斗争观点的论战了解得不正确。当然，我们一向都反对，并且始终都要反对把政治斗争缩小为密谋行动[参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第21页，驳彼·拉·拉甫罗夫。——编者注], 但这绝不是否认建立坚强的革命组织的必要性。例如在脚注中所指的那本书里，在反对把政治斗争归结为密谋行动的同时，还描绘出了(作为社会民主党的理想)一种非常坚强的组织的轮廓，这种组织能够为了给专制制度以决定性打击而采取起义以及任何其他进攻手段[《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第23页。这里我们还要顺便举出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工人辜业》杂志或者是不懂得自己所讲的话，或者是看风使舵地改变自己的观点。在《工人事业》杂志第一期上，有一段加有着重号的话：该书所阐述的基本思想与《工人事业》杂志 编辑部的纲领完全一致。(第142页)真的吗?难道那种认为群众运动不能以推翻专制制度作为首要任务的观点，真的与《任务》一书的基本思想一致吗? 难道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理论真的与《任务》一书的基本思想一致 吗?难道阶段论真的与《任务》一书的基本思想一致吗?请读者判断一下：像这样独特地了解一致这个词的机关报，还能说它有什么原则坚定性呢?——编者注]。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这种坚强的革命组织按其形式来说是可以称为密谋组织的，因为法文的秘密这个词是相当于俄文的密谋的，而秘密性是这种组织所绝对必需的。对这种组织来说，秘密性是最必要的条件，其余一切条件(如成员人数、挑选成员的原则、职能等等)，都应当和这种条件相适应。因此，害怕别人责备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建立密谋组织，那就未免太幼稚了。这种责备，也像说我们是民意主义的那种责备一样，是每个反对经济主义的人都应当十分乐意地接受的。

有人会反驳我们说：这样一种严守秘密，把一切秘密活动的线索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强有力的组织，这样一种不得不集中化的组织，也许会过分轻易地举行过早的进攻，也许会轻率地使运动激化起来，而当时政治上的不满以及工人阶级中的愤怒等等还没有成熟到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这样做的地步。我们回答说：抽象地说来，当然不能否认，战斗组织可能会引导群众去作轻率的战斗，这种斗争可能会遭受在另外一种条件下决不是不可避免的失败。但是在这样的问题上决不能限于抽象的见解，因为任何一次战斗都含有招致失败的抽象危险，而除了有组织地准备战斗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减少这种危险。只要我们根据现代俄国的具体条件提出问题，就会做出一个肯定的结论：正是为了使运动具有稳固性，使它不致作轻率的进攻，就绝对需要一个坚强的革命组织。而现在正是在缺乏这种组织的条件下，在革命运动迅速地自发增长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两个相反的极端(它们是应该殊途同归的): 一个是毫无根据的经济主义和稳健主义宣传，另一个是同样毫无根据的激发性的恐怖，即企图在虽然已经发展和巩固起来、但还近于开端而不近于结局的运动中，人为地引起运动结局的征兆 (维·查苏利奇，《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第353页)。《工人事业》杂志的例子，就是表明现在已经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崇拜这两个极端。这种现象是不奇怪的，所以会有这种现象，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因为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永远也不能使革命家感到满意，于是也就始终会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产生两个相反的极端。只有集中的战斗组织，坚定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而能满足一切革命本能和革命要求的组织，才能使运动不致举行轻率的进攻而能准备好有把握取得胜利的进攻。

其次，有人还会反驳我们说：这种组织观点是同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如果说前面那个责难是俄国的特殊产物，那么这个责难就带有国外的特点。只有国外的组织(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会)才能除其他各种指令外，还向自己的编辑部发出下面这样的指令：

组织原则。 为了顺利发展和统一社会民主党，必须强调、发展和维护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原则，这一点所以特别必要，是因为在我们党内发现了反民主的倾向。(《两个代表大会》第18页)

关于《工人事业》杂志究竟怎样同《火星报》的反民主的倾向作斗争，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讲到。现在我们先来仔细考察一下经济主义者所提出的这个原则。大家大概都同意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只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公开。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是公开举行的;然而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的。试问，既然广泛民主原则的基本条件对秘密组织来说是无法执行的，那么提出这种原则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样，广泛原则就不过是一句虽然很响亮但是毫无意思的空话。不仅如此，这句空话还证明人们完全不了解目前组织方面的迫切任务。大家知道，在我们这里，在广大的革命者中间流行的那种不守秘密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我们已经看到勃一夫怎样痛苦地抱怨这一点，他完全正确地要求我们严格地选择成员(《工人事业》杂志第6期第42页)。谁知有一些以对生活的敏感自夸的人，竟认为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下特别重要的不是必须严守秘密和严格地(因而也就是比较狭隘地)选择成员，而是广泛民主原则!这真是胡说八道。

关于民主制的第二个标志即选举制，情形也并不好些。这个条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中是不成问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章程第一条写道：凡承认党纲的原则并尽力帮助党的人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既然整个政治舞台都公开摆在大家面前，就象戏台摆在观众面前一样，那末一个人承认不承认党纲，帮助党还是反对党，大家都可以从报纸上，从人民的集会上看得出来。大家都可以知道，某一个政治活动家起初做过什么工作，后来又经历过什么变化;他在困难时候表现得怎样，他的一般特点又是什么，——因此 ，全体党员自然都能很有把握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对于党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作普遍的 (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构。完全的公开性、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使每个活动家最后都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于他的能力的工作，亲身尝到自己的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避免错误。

把这种情形应用到我们的专制国家中来试试看吧!要一切承认党纲的原则并尽力帮助党的人来监督秘密革命家的一举一动，这在俄国是否做得到呢?既然革命家为了工作的利益，必须使这一切人的十分之九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试问是否能够要求大家选举这些秘密革命家中的这个人或者那个人担任某种职务呢?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工人事业》杂志所讲的那些响亮的话的真正意义，就可以知道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宪警到处进行选择的情形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 。所以说它毫无意思，是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组织从来也没有实行过什么广泛民主制，而且无论它自己多么愿意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它有害，是因为实行广泛民主原则的企图，只能便于警察来广泛破获我们的组织，永远保持目前盛行的手工业方式，转移实际工作者的视线，使他们放弃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这种严重的迫切的任务，而去拟制关于选举制度的详细的纸上章程。这种民主制的儿戏只有在找不到真正实际事情来做的人们常常聚集的国外，才能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各种小团体中间流行 。

《工人事业》杂志所惯用的手段，就是提出在革命事业中实行民主制这种体面的原则，为了向读者表明这种手段的毫不体面，我们还要再找一个见证人。这个见证人就是伦敦《前夜》杂志的编辑耶·谢烈布利雅柯夫，他是个非常同情《工人事业》杂志而极端仇视普列汉诺夫和普列汉诺夫派的人。《前夜》杂志在论国外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会的分裂问题的文章中，曾经坚决地站在《工人事业》杂志方面，用滔滔不绝的无聊词句来攻击普列汉诺夫。因此，我们认为这个见证人在这个问题上更有价值。在《前夜》杂志第七期(1899年7月)所载的《论工人自我解放社宣言》一文中，耶·谢烈布利雅柯夫指出，在严肃的革命运动中提出什么妄自尊大、领袖地位以及所谓最高机构的问题是不体面的，其中他写道：

梅什金、罗加乔夫、热里雅鲍夫、米海洛夫、彼洛夫斯卡娅、斐格涅尔等人，从来也没有以领袖自命，而且谁也没有选举过他们，没有委任过他们，但他们确实是些领袖，因为无论在宣传时期或与政府斗争时期，他们都担负着最艰苦的工作，总是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并且他们的活动也最有成效。他们的领袖地位并不是他们自己要求来的，而是周围同志们对于他们的智慧、毅力和忠诚表示信任的结果。害怕什么最高机构(如果不害怕，又为什么要写它呢)，以为它可以独断独行地指挥运动，那就未免太幼稚了。谁会听从它呢?

我们要问问读者：最高机构同反民主的倾向有什么区别呢?《工人事业》杂志的体面的组织原则是既很幼稚，又不体面，—所以说很幼稚，是因为最高机构或者有反民主的倾向的人，除非有周围同志们对于他们的智慧、毅力和忠诚表示信任，是谁也不会听从他们的。所以说不体面，是因为这是利用一部分人爱好虚荣，一部分人不熟悉我们运动的实际情况，以及一部分人缺乏修养和不熟悉革命运动的历史来投机取巧的一种蛊惑手段。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就是严守秘密，严格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有这些条件，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信任对我们来说是更为绝对必要的，因为用普遍的民主监督来代替这种信任，在我们俄国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以为无法实行真正民主的监督，便会使革命组织的成员成为不受监督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民主制(在由一些完全相互信任的同志们所构成的狭小的核心内部的民主制)的儿戏形式，但他们非常亲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并且他们从经验中知道，真正的革命家的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而且我们还拥有在俄国(以及国际)革命队伍中由来已久的颇为发达的舆论，这种舆论对于一切离开同志关系(而真正的，不是儿戏式的民主制，也正是同志关系这个总的概念的一部分!)的义务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厉的制裁。你们注意到这一切，就会知道，这些关于反民主的倾向的论调和决议所发出的那种在国外玩弄的领袖儿戏的臭气，该是多么浓厚啊!

还必须指出，这种论调的另一种根源，即幼稚，也是由于人们对民主这个观念认识不清而造成的。在维伯夫妇论英国工联的书里有一章《原始的民主》是很值得注意的。作者在这里叙述道，英国工人在他们的工会存在的初期曾认为民主的必要特征就是要由大家来分担工会管理方面的一切工作：不仅一切问题要由全体会员表决，并且工会的职位也要由全体会员轮流担任。只有经过了长期的历史经验以后，工人才懂得这样一种民主观念是荒唐可笑的，才懂得必须成立代议机关和设置专职人员。只有当工会的钱库发生了几次破产以后，工人才懂得，所缴会费和所得津贴之间的比例问题不能单用民主表决来决定，还要征求保险业专家的意见。其次，你们读一读考茨基论议会制度和国民立法制的那本书，就可以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结论同自发地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多年实践的教训是相吻合的。考茨基坚决斥责里廷豪森对于民主的原始见解，嘲笑那些借口实行民主而要求人民的报纸直接由人民编辑的人，证明为了实现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领导就必需有专职的新闻工作者和专职的国会议员等等，抨击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和著作家的社会主义，认为他们鼓吹国民直接立法制是为了哗众取宠，他们不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很少有实现这种制度的可能。

凡是在我们运动中实际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对于民主的原始见解在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中间是很流行的。所以，在一些章程和书刊中也包含着这种见解，这是毫不奇怪的。伯恩施坦派经济主义者在自己的章程上写道：第十条。与整个协会利益有关的一切事情，都应当由全体会员的多数决定。恐怖主义派经济主义者也重复他们的话：委员会的决议只有经过所有的小组通过之后才能生效。(《自由》杂志第1期第67页)请注意，这种广泛实行全民投票的要求，是作为按选举原则建立整个组织的要求的补充而提出的!当然，我们远没有因此而责备实际工作者的意思，因为他们很少有机会认识真正的民主组织的理论和实践。但是，当那妄想起领导作用的《工人事业》杂志在这种条件下只以主张实行广泛民主原则的决议为限的时候，那我们怎么能够不说这只是哗众取宠呢?

(六)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

我们已经看见，对这里所叙述的组织计划的反对意见，即认为这种组织不合乎民主制并带有密谋的性质，是毫无根据的，不过，还有一个常常被人提出的问题也值得详细地探讨一下。这就是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有人担心：建立集中制的组织，这会不会使重心从地方工作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呢?这会不会削弱我们同工人群众的联系的牢固性以及一般地方鼓动工作的稳固性，而使运动受到损失呢?我们回答说：近年来我们的运动恰恰是由于地方活动家过分偏重地方工作而受到损害;因此，把重心稍稍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是绝对必要的;这种转移绝不会减弱，而只会加强我们的联系的牢固性和我们的地方鼓动工作的稳固性。我们就拿中央机关报和地方机关报问题来谈吧，同时我们请读者不要忘记：我们不过是把报纸事业当做一个例子来说明更广泛更复杂得多的一般革命事业。

在群众运动的第一个时期(1896—1898年)，地方活动家曾试图建立全俄的机关报即《工人报》;在下一个时期(1898—1900年)，运动有了很大的进步，但领导者的注意力却完全放在地方机关报的工作上了。假使把一切地方机关报加在一起，那么大致说来每月只有一号[见《向巴黎代表大会的报告》第14页：从那时候起(1897年)到1900年春止，在不同的地方总共出版了三十号不同的报纸平均每个月出版一号以上。——编者注]。这难道不是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手工业方式吗?这难道不是显然说明我们的革命组织落后于运动的自发高潮吗? 假使同样多号数的报纸不是由各个分散的地方团体而是由统一的组织来出版，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节省大批的人力，并且可以使我们的工作具有大得多的稳固性和继承性。但无论是几乎专为地方机关报积极工作的实际工作者(可惜的是，直到现在多半还是这样)，或者是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唐·吉诃德精神[唐·吉诃德是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浪漫夸大、不切实际的典型人物。——编者注]的政论家，都往往忽略了这个简单的道理。实际工作者通常总是安慰自己说：地方活动家要办全俄报纸是很困难的[这种困难只是表面上的。其实，没有一个地方小组不能在全俄的工作中积极地担负一定的工作。不要说我干不了，而应当说我不想干。——编者注];有地方报纸总比没有任何报纸要好些。后面这个意见当然是完全正确的，而在承认地方报纸一般是有重要的作用和很大的好处这一点上，我们并不逊于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但现在所说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能否摆脱全俄各地在两年半内总共只出版三十号地方报纸的这个事实十分明显地反映出来的那种分散性和手工业方式。请你们不要只是停留在什么地方报纸一般是有好处的这种虽然无容置辩、但是过于笼统的议论上面，应当也有勇气公开承认两年半的经验所暴露出来的地方报纸的缺点。这种经验证明：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地方报纸往往是原则上不坚定的、没有政治意义的、在耗费革命力量方面非常不经济、在技术方面丝毫不能令人满意的(我指的当然不是印刷的技术，而是出版的次数和经常性)。所有这些缺点都不是什么偶然现象，而是分散性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这种分散性一方面可以说明为什么地方报纸在这个时期中占优势，另一方面它又是由于地方报纸占优势而得以维持下去。 单个的地方组织简直无力保证自己的报纸具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把它提到政治机关报的高度，无力收集和利用充分的材料来说明我国全部政治生活。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用来说明必须出版许多地方报纸的理由，即由地方工人印刷时价钱便宜并且可以更全面更迅速地供给地方居民消息这种理由，在我们俄国，正象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却变成了反对地方报纸的理由。这种地方报纸在革命力量的耗费方面极不经济，出版次数非常少，其原因很简单：秘密报纸，无论规模怎样小，总要有一种庞大的秘密机关，而这种机关又需要有工厂大工业，因为在手工作坊中是产生不出这种机关来的。秘密机关的原始性，往往(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有许多这样的实例)使警察利用一两号报纸的出版和散发就能造成大规模的破获，结果往往把一切都搞得干干净净，使我们不得不再从头开始。要建立良好的秘密机关，就要革命家有很好的专门训练和极其彻底的分工，而这两个条件都是单个的地方组织——无论它当时怎样强有力——根本办不到的。不要说我们整个运动的总的利益(给工人以有坚定原则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政治教育)，就是专门地方的利益，也要通过非地方性的机关报才能得到更好的照顾。 这乍一看来似乎是不近情理的，但实际上我们上面指出的那两年半的经验已经十分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谁都会承认，假使把出版了三十号报纸的一切地方力量都用来办一个报纸，那么这个报纸就一定会很容易地出版到六十号之多，甚至能出版到一百号之多，因而一定会更充分地反映出运动中的一切纯粹地方性质的特征。这种共同的组织工作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必须使我们大家都了解这种工作的必要。必须使每个地方小组都考虑并且积极从事这种工作，不要等待外力的推动，不要迷信地方机关报有容易办理和接近地方的优点，其实这种优点，根据我们的革命工作经验看来大都是虚幻的。

所以，那些自以为特别与实际工作人员接近的政论家实在是妨害着实际工作，他们看不见这种虚幻性，却用一种极其廉价和极其空洞的议论来支吾搪塞，只是说需要有地方报纸，需要有省区报纸，需要有全俄报纸。当然，一般讲来，所有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既然是要解决具体的组织问题，也就需要想一想环境和时间的条件。例如，《自由》杂志(第1期第68页)在专门谈论报纸问题的时候，竞说我们觉得，一切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都应当有本地的工人报纸，不是从别地运来而是本地出版的工人报纸,这难道不是唐·吉诃德精神吗?假使这位政论家不愿意考虑他自己所说的这些话的意思，那就请读者来替他考虑考虑吧：俄国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如果真是每个地方组织都来创办 本地的报纸，那就会使我们的手工业方式永远继续下去了!这种分散状态就会使我国的宪兵十分容易地——不用费稍大的力量——捕捉地方活动家，在他们一开始活动时就把他们捉走，不等他们发展成为真正的革命家!该文作者又继续写道：在全俄的报纸上叙述某某厂主的龌龊勾当和本城以外的各个城市的工厂生活中的琐事是没有趣味的，而奥勒尔城的人读到奥勒尔本城的消息时，就不会感觉无趣了。他一知道把谁‘骂了一顿’，把谁‘揍了一顿’，精神便会振作起来(第69页)。不错，奥勒尔城的人是会精神振作起来的，可是我们的这位政论家的思想也未免太振作了。这种为舍本逐末习气辩护的态度是否适当呢?——这才是他所应当好好考虑一下的问题。在承认工厂方面的揭露工作的必要和重要这一点上，我们并不逊于任何人，可是要记住，我们现在已经弄到这种地步，甚至彼得堡人读到彼得堡出版的《工人思想报》上的彼得堡通讯时，也都感觉无趣了。为了在各地进行工厂方面的揭露，我们一向都印发过传单，并且将来也一直要印发这种传单，但是报纸这种出版物，我们却应当把它提高，而不应当把它降低到工厂传单的地步。我们在报纸上所要揭露的主要并不是什么琐事，而是工厂生活中巨大和典型的缺点，这种揭露是以特别突出的事实作为例证的，所以它们能够使全体工人和所有领导运动的人都感觉兴趣，能够真正充实他们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能够开始唤醒新的地区和新的行业的工人。

其次，在地方报纸上能把工厂当局或其他当局的一切龌龊勾当都就地拿获，立刻揭露。等到一个消息传至远在异地的全国性报纸的时候，本地方的人早已把它忘记了!‘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咳，记不起来了!'(同上)是呵，记不起来了!我们又从这同一个材料中知道：两年半所出版的三十号报纸是在六个城市里印行的。这就是说，一个城市平均半年出版一号报纸! 即使我们的这位轻浮的政论家在自己的设想中把地方工作的生产率提高两倍(这对中等城市来说是绝对不正确的，因为在手工业方式范围内是无法大大提高生产率的)，——那末结果也不过是两个月出版一号，也就是说，根本算不得什么就地拿获。但是，如果十个地方组织联合起来，派遣自己的代表去积极办理一个全国性报纸，那就可以每两星期把全俄各地发生的一些并非细小的琐事而是真正显著的典型的丑恶现象拿获一次。这是任何一个熟悉我们各地组织中的实际情况的人都不会怀疑的。至于就地拿获敌人，假使我们是讲正经话而不是空口说白话，那就根本不是秘密报纸所能做到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只有通过暗中散发的传单才可以做到，因为实行这种拿获的最长期限往往是不超过一两天时间的(例如普通的短期罢工，或工厂中的格斗事件，或示威游行等等)。

工人不仅是在工厂内生活，并且是在城市内生活，———我们的这位作者继续写道，他用一种甚至波利斯·克里切夫斯基也自愧不如的彻底性从局部问题谈到了一般问题。于是他就指出关于城市杜马、城市医院、城市学校等等的问题，并要求工人报纸干预一般城市的事情。这个要求本身是很好的，但它特别明显地表明人们在谈论地方报纸问题时往往是单以一种空洞的抽象见解为限。第一，如果真是在一切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都出版辟有《自由》杂志所想的那样详细的本城消息专栏的报纸，那末这在我们俄国的条件下，就不免要变成地道的舍本逐末习气，不免要削弱人们对于必须向沙皇专制制度举行全俄的革命攻击这一点的认识，不免要使因为说过一句责备革命家的名言，即责备他们关于并不存在的议会谈得太多、关于已经存在的城市杜马讲得太少而出名的那个派别的幼芽加强起来;这种幼芽还很有生命力，它只是暂时隐藏起来或者被压抑下去，但还远没有连根拔除。我们所以说不免，是要借以着重指出：《自由》杂志显然并不愿意有这种结果，而愿意有相反的结果。可是，只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为了使对于城市的事情的说明符合我们全部工作的方向，首先就要不是单用一些推论，而且根据许多实例把这个方向完全明确地规定下来，使它成为坚固的传统。我们现在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我们却首先要做到，然后才能想到和谈到广泛的地方报刊的问题。

第二，要真正很好地、很有趣味地描写城市的事情，就要很好地了解而不是单从书本上了解这些事情。但具有这些知识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全俄差不多是根本没有的。要在报纸上(而不是在通俗的小册子上)叙述城市的和国家的事情，就需要有新鲜的、各方面的、由能干的人收集起来并且整理过的材料。而为了收集和整理这样的材料，靠原始的小组中所实行的那种原始的民主，即大家一起管理一切、以全民投票的儿戏作为消遣的民主，当然是不够的。为此就需要有专门作家、专门通讯员所组成的大本营，需要有社会民主党人记者的队伍，这些记者到处建立联系，善于打听各种各样的国家秘密(俄国官吏时常以这种秘密自傲，而且时常随便将它们泄露出来),善于钻到各种各样的幕后里去，——需要有因职务关系而必须无孔不入和无所不晓的人所组成的队伍。我们这个反对任何经济、政治、社会和民族压迫的政党，能够而且应当去找到、召集、训练、动员并调动这支无所不晓的人所组成的军队去作战，—但这一切都是还有待于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在绝大多数地方不仅在这一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步骤，甚至常常没有认识到做到这一点的必要性。如果你们到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去找找生动有趣的论文、通讯和揭露我国外交、军事、教会、市政、财政以及其他等等方面的各种大小事情的文章，那么你们会发现这样的文章几乎根本没有，或者说是绝无仅有[所以甚至那些最好的地方机关报的例子，也可以完全证明我们的观点正确。例如《南方工人报》195是一个很好的报纸，它在原则坚定性方面是完全无可非议的。但是，它想给予地方运动的东西却因出版次数很少并且常常遭到大规模的破获而没有做到。目前党的最迫切的工作，即从原则上提出运动的根本问题和进行全而的政治鼓动的工作，是这种地方机关报所不能胜任的、而它所提供的特别好的东西，如论采矿工业家代表大会、论失业等等问题的文章，却又不是一种纯粹地方性的材料，这种材料不只是南俄需要，而且全俄各地都需要。这样的文章在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所有报刊上都从来没有见到过。——编者注]。所以当一个人跑来讲些非常漂亮动听的话，说什么必须在一切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出版一个揭露工厂方面、城市方面以及国家方面一切丑恶现象的报纸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气愤!

地方报刊比中央报刊占优势，这可能是贫乏的表现，也可能是富裕的表现。当运动还没有创造出从事大生产的力量时，当运动还拘泥于手工业方式，还几乎完全沉溺于工厂生活琐事中的时候，这就是贫乏的表现。而当运动已经完全能够执行全面的揭露和全面的鼓动工作的任务，因而除了中央机关报之外，还需要有许多地方机关报的时候，这就会是富裕的表现。现在我们的地方报纸占优势的情况究竟是表明什么，这让每个人自己去判断吧。而我只是把自己的结论确切表述出来，以免引起误解。我们的大多数地方组织到现在都是几乎只想到地方机关报，几乎是专为地方机关报积极工作。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应当恰巧相反：大多数地方组织主要应当关心全俄的机关报，主要应当为全俄的机关报工作。在没有做到这一点以前，我们就办不成任何一个多少能够用刊物上的全面的鼓动来真正帮助运动的报纸。而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必要的中央机关报与必要的地方机关报之间的正常关系就会自然建立起来。

初看起来，关于必须把工作重心从地方工作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的结论，似乎是不能适用于专门经济斗争的范围的，因为工人在这里直接遇见的敌人乃是单个的企业家或单个的企业家集团，这个敌人没有结成牢固的组织，丝毫不象我们在政治斗争中直接遇见的敌人，即俄国政府那样拥有十分集中的、连极琐碎的事情都由统一的意志来指挥的纯粹军事组织。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已经屡次指出：经济斗争是一种职业性的斗争，因此它需要按工人的职业而不只是按工人的工作地点联合起来。我国的企业主越是迅速地联合成为各种公司和辛迪加，工人的这种职业性的联合也就越加迫切必要。我们的分散状态和手工业方式直接妨碍着这种联合，因为这种联合必须有能够领导全俄一切工会的全俄统一的革命家组织。我们上面已经讲过为此目的所应当建立的那种组织，现在我们只想在谈我们的报刊问题时补充几句。

在每个社会民主党报纸上都应当有职业性的斗争(经济斗争)栏，这大概是谁也不会怀疑的。但是工会运动的增长，也使人不得不想到工会报刊的问题。然而我们觉得，除了极少的例外，在俄国暂时还谈不到工会报纸的问题。这是一种奢侈品，而我们往往连糊口的面包都没有。在我国，适合于秘密工作条件并且现在已成为需要的工会报刊形式，应当是工会小册子。在这种小册子里，应当把一切说明本行业的劳动条件，本行业的劳动条件在俄国各个地方的区别，本行业工人的主要要求，关于本行业的立法的各种缺点，本行业工人的经济斗争中的突出事件，他们的工会组织的萌芽、现状和需要及其他等等问题的公开的[在这方面，公开的材料特别重要，而我们却特别不善于有系统地收集和利用这些材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单是根据公开的材料，还可以勉强写一本工会小册子，而单是根据秘密材料，就办不到了。我们要从工人那里收集像《工人思想报》所发表的那些问题的秘密材料，就会大大地浪费革命家的力量(在这方面，公开的活动家是能够很容易地代替革命家的)，而且始终得不到好的材料，因为工人往往只知道大工厂中的某一部分的情况，差不多总是只知道自己的劳动的经济结果，却不知道自己的劳动的一般条件和标准，所以他们根本无法获得工厂职员、视察员和医生等等所具有的那些知识，无法获得多半散见于零碎的报纸通讯与专门论述工业、卫生以及地方自治局等等方面的出版物上面的那些知识。

我很清楚地记得我永远也不会去重复的那个初次的尝试。我曾经费了好几个星期的工夫，寻根究底地询问一个常到我这里来的工人，要他把他做工的那个大工厂里的一切情形告诉我。不错，我费了很大的气力，总算勉勉强强写了一篇关于这个工厂(仅仅关于一个工厂!)情形的文章，可是这个工人往往在我们谈话结束时一面擦汗，一面对我微笑地说：回答你的问题，比加班加点还难!我们越是积极进行革命斗争，政府也就会越加迫不得已而承认一部分工会工作为合法工作，这样就能解除我们的一部分负担。——编者注]和秘密的材料，都收集起来，并加以系统地整理。这种小册子，第一，能使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报刊不必记载许多只能引起某一行业工人注意的职业性的详细情况;第二，这种小册子能把我们的职业性斗争的经验的结果记载下来，能把我们收集起来的那些材料保存下来，并且加以概括，而这些材料现在却简直散失在大量的传单和片断通讯里;第三，这种小册子能成为鼓动员的一种工作指南，因为劳动条件的变化是比较缓慢的，某一行业的工人的基本要求是非常稳定的(请比较一下1885年莫斯科区纺织工人的要求和1896年彼得堡区纺织工人的要求)，这种要求和需要汇集起来，在若干年内都可以成为在落后的地区或落后的工人阶层中进行经济鼓动的很好的参考材料;某一个地区罢工取得胜利的例子，关于某一个地区生活水平较高、劳动条件较好的材料，都能鼓励别的地方的工人一次又一次进行斗争;第四，社会民主党如果担负起最先把工会斗争综合起来的责任，并从而使俄国工会运动同社会主义的联系加强，它就会同时注意使我们的工联工作在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工作中所占的分量，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地方的组织，如果同其他城市中的组织隔离，在这方面就很难甚至几乎不能保持正确的比例(《工人思想报》的例子就说明在这方面能够把工联主义夸大到多么荒唐的地步)。而全俄的革命家组织由于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领导着全部政治斗争，并且有职业鼓动员的火本营，所以在确定这种正确的比例时就永远不会感到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