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主义对人工智能的批判纲要

英译者按：丹尼尔·塔努罗(Daniel Tanuro)的论点为理解人工智能提供了系统性的生态社会主义框架——它并非中立的技术进步，而是资本主义破坏性的强力催化剂。塔努罗指出，人工智能加剧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所有本质性趋势：吞噬劳动与生命本身，掠夺全球南方资源，垄断权力的集中，及瓦解社会纽带、公共卫生和民主能力。他论证了人工智能无法实现其鼓吹者承诺的新一轮增长，反而会吹大投机泡沫，同时因数据中心巨量能耗、水资源消耗及稀土开采而加剧环境灾难。这些论点在技术法西斯主义(塔努罗对科技寡头与极右翼势力利用算法操控形成合流的称谓)崛起的当下尤其具有现实意义。面对来自各方的技术解决方案主义，塔努罗提出具体要求：暂停数据中心建设、将人工智能开发权移出私营之手、禁止军事应用、实现价值链全环节的工人监督。这些主张将直接关乎数字权利运动、劳工组织、气候正义及反帝国主义团结运动的发展。

本文主要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这些论点(篇幅不一)并非旨在确立绝对真理，而是通过简明阐述促进讨论。

智能与人类智能

1.我们所称的智能，是让我们能够把握差异、理解新事物、在标记时间的事件进程中预见可能性的能力。

2.智能是生命非线性演化所涌现的产物。

自然有跃迁性。无生命体没有智能。植物与真菌的共生组织通过无预判、无意识的交流适应事件。此处定义的智能出现于动物王国，呈现多样形态与不同层次。在单细胞生物及无脑生物中，它与生存本能(生存机制)相融合。

3.人类智能融合三大特质：基于少量数据的高度抽象能力、精密的沟通与思考，以及通过复杂的符号成就(个体与集体层面)所展现的成熟的精神生活。

4.智人自幼年起便能识别环境中的规律性与对称性，进而辨识罕见或异常的现象。这种其他灵长类所欠缺的潜能，奠定了我们这个物种通过理性分类物体，借助科学洞察其运作机制的能力。

5.若无人类社会，若无身体间的交流与协作，便不存在反思性智能(reflexive intelligence)，也不存在精神生活或意识。

我们智能的特征既源于生理特质(大脑体积与结构、直立行走、手部功能分化、发声器官)，也源于智人作为社会性哺乳动物的本质。我们物种的幼体唯有依靠父母长期照料才能存活;我们通过复杂的语法语言进行交流;我们与自然界其他成员的社会关系，则通过借助工具完成的劳动来维系。这些特质赋予智人多重智能与卓越适应力，这对理解人类个体发生学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6.心灵、思维与意识不仅依赖大脑的发育与运作，更与整个躯体的功能息息相关。

心灵、思维与意识无法定位于大脑的特定区域。这些特质可说是通过个体化过程隐秘而成的——人类正是通过这种过程在生理、心理及集体层面实现发展。

7.人类智能不仅具有社会性，更具有生态系统性。

人类幼体识别与分辨形态、规律及例外的能力，由气候、季节与生物群落共同塑造。陆地动植物的非凡多样性，以及它们与物理世界错综复杂的关联，共同滋养着我们的智能。

8.智能必然融合理性与情感，既认知现实之存在，回忆消逝之往昔，亦渴盼可能之未来。

情感(Emotion)——其语源意为启动者、使人超越自我者——源于自我与他者、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构想与实现、存在与缺失之间的张力。它奠定伦理根基，因而绝非理性的附加品：而是我们智能的核心组成部分。若无情感、同理心与伦理，理性将沦为危险的病态。

9.人类智能的形式具有历史性和生态性。

在社会生产中，人类发展知识、技术和生产方式。他们改造社会、自然及其新陈代谢，进而改变沟通协作的条件——因此也改变了他们的智能。智人在文字发明前后可能并非以相同方式思考;蒸汽机出现前后其艺术创作亦不尽相同;在北极苔原、热带雨林与钢铁混凝土构筑的巨型都市中，人类的象征宇宙各具特色。

人工智能、智能、机制与资本主义

10.人工智能的突破加速了资本主义进步的破坏性。[1]

资本主义的崛起始终伴随着科学进步。知识的飞跃发展了生产方式，拓展了贸易，开阔了视野。但这种进步充满矛盾。资本将智能简化为理性，将理性简化为利润计算，从而畸变了智能与理性。价值规律使理性沦为荒谬，将情感抛入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人工智能的应用正加速这些趋势：它加剧了社群纽带与生物多样性的毁灭，从而使社会与生态系统中智能的源泉变得枯竭。尽管人工智能正证明着前所未有的知识广度，却同时收窄了科学探索的疆域，助长了研究中的反馈循环(feedback loops)。

11.尽管人工智能成就斐然，但它并非智能，也不可能成为智能。

人工智能研究深化了我们对大脑运作机制的认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工神经网络对语言的掌握堪称重大科学突破。但人工智能不会思考，不会做梦，不会想象。它说话时并不了解(或看见)自己说了什么，因为它不在现实世界中。它所描绘的未来，不过是基于统计数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过去所进行的推演。其数据处理能力既令人眩晕又极其片面——因为其数据(即它所窃取的我们的数据!)仅限于在互联网上流通的人类集体知识的局部片段。

12.人工智能是人类本身，而非人工。它加剧了资本主义的榨取主义、工具理性及劳动的从属关系。[2]

算法掌握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工程师手中。凭借垄断地位与全球触角，数字巨头得以规避利润率平均化趋势。[3]正是这种攫取劳动创造价值的机制，使它们积累起巨额租金。其根源在于系统特有的运作机制：(过度)剥削劳动力(尤其在自然赋予的稀土开采与提炼领域[4])，以及无偿掠夺人类积累的知识。科技巨头们渴求的绝对权力与旧制度统治阶级的权力有相似之处，但数字资本主义并非封建主义。

13.马克思对机器的批判对理解人工智能具有决定性意义。[5]

在马克思看来，机器将无产者降格为一系列服务于资本主义价值增殖的机械动作。[6]工人的专业技能被削减至微不足道，异化劳动扼杀了创造力;工人沦为机器的附属品;机器取代了工人，工人因而丧失尊严。当机器实现自动化时，死劳动对活劳动的剥夺成为生产过程本身的事实;由此机器赋予资本以最恰当的形式。在此，资本家所剥夺的集体智能——即物化劳动——完全支配着活劳动;机器既呈现为敌对力量，又成为生产的前提条件。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从形式从属转变为实质从属。[7]马克思对机器体系的批判完美适用于人工智能。

14.危险不在于机器可能变得比我们更聪明——成为超级智能。而在于人工智能本身就是终极敌对力量，是纯粹状态的工具理性，是资本主义非人的物化。增强人工智能的力量，就是增强支配我们的力量，会拖拽我们走向深渊。

人工智能、长波理论与对劳动力的剥削

15.面对劳动力时，人工智能比资本家更完美地体现了资本的逻辑。

在非资本主义世界中，其他人工智能本可使人类从枯燥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例如在教育、医疗、生态系统维护等领域，特定的人工智能可以让活劳动专注于社会与生态互动，在关怀的人性逻辑中丰富这些领域。然而在现实资本主义世界中，关怀——如癌症检测、天气预报等——皆沦为利润的附庸。人工智能被精密调校至自动榨取剩余价值的极限，永不停歇。它以更多死劳动代替活劳动，将实际从属关系延伸至行政与服务领域，榨干创造性职业的生机。算法完善了泰勒主义的劳动控制逻辑[8]：工人的活动、动作、位置、操作顺序、工作时间及通勤时间均可被远程直接指挥、评估、奖惩(尤其是惩戒)。人工智能非但远未减轻劳动强度，反而使劳动更加繁密而严苛。

16.通过人工智能开启新黄金时代的承诺缺乏实质依据。没有什么技术能使资本主义摆脱价值生产的内在矛盾。

当前预测显示，未来十年，人工智能配置带来的年均生产率增长仅在0.07%至0.7%之间，不足以推动增长长波[9]。人工智能并非重启积累的引擎，反而加剧了系统性矛盾。马克思的论断再度应验：机器体系需要巨额固定资本，其指向已从追求即时价值转向为生产而生产;机器折旧的实现，则要求流通部分转向为消费而消费。但剩余价值仍需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定期实现。历经四十年的工资紧缩，加之世界列强正在争霸，问题的核心在于：谁能保证数十亿台智能手机所推销的商品能持续售出?正如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洞见，生态社会的系统性危机的严重性与价值生产的经典矛盾，很可能已将资本主义扩张的新长波彻底排除在外。

17.人工智能带来的并非就业复苏，而是社会与环境掠夺的加剧。

与以往科技革命不同，人工智能造成的失业极难通过发展等效新职能来补偿。当固定资本的巨大发展导致利润率下降时，资本便诉诸众所周知的相反趋势：加剧对免费自然资源和低薪劳动力的掠夺。经济非物质化不过是神话。现实中，人工智能的突破伴随着帝国主义日益野蛮地掠夺生态系统，以及残酷超额地剥削无产阶级(平台资本主义、童工、零工合同等)。所有这些机制同时加剧了殖民不平等以及基于能力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的歧视。

18.人工智能吹起了新的虚幻的资本泡沫，并强化了军事化的趋势。

少数寡头垄断企业投入人工智能开发的巨额资金，折射出货币资本前所未有的过剩、金融业在当代资本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及货币资本高度集中与集权的特征。然而技术拜物教与寡头内部特殊竞争的结合，使投资者陷入盲目。这些投资本身无法解决价值实现的问题。人工智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成本过高;客户更倾向于人际接触等等。因此，人工智能正吹起新一轮虚假的资本泡沫[10]。为缓冲冲击，技术资本迟早会让当前看似神奇的免费服务变成付费服务。但这仍不足以应对危机。这场人工智能狂潮具备所有必要条件，既可能引爆新一轮重大金融危机，又将使充满危机的资本依其求生本能而加速投向军工生产。

全球不平等、文明与技术法西斯主义

19.人工智能加剧了帝国主义中心与外围国家之间的鸿沟。

唯有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垄断集团才能调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所需的巨额资本。其疯狂发展已成为加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与)与中低收入国家之间不平等的额外因素。这种分化助长了最粗暴的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机制，并促使帝国主义强权进一步强化其野蛮管控移民流动的手段。

20.从总体的社会角度看，通用人工智能正在侵蚀智能、创造力、同理心、道德观及公共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儿童群体尤为显著。

沟通与协作本不可分割。如今算法正吞噬沟通，正如昔日蒸汽机吞噬协作一样。由此衍生的有毒的趋势已溢出劳动领域。在整个社会中，与他人(无论人类还是非人类)的接触正遭受自我陶醉的泡沫中重复接触同质群体的竞争;机器取代了知心朋友;信息超负荷剪断了思想漫游的翅膀;对真理的快乐探索被沉溺于虚拟现实及其谎言的悲哀所取代;对不同未来的希望则迷失在客观化过去的统计汇编中。

21.通过前所未有地将劳动纳入资本统制，人工智能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整个社会纳入其统治。[11]

在再生产领域，人工智能借助社交网络媒介，不断拓展通过剥削劳动力而产生剩余价值的可能性。它加速商品流通，使消费主义能更强地驯服意识。工业革命的机器通过剥夺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掌控，使生产者的专业技能失效。而人工智能则在某种意义上使生活艺术——即欲望与意识的形成——失效。人们自由接触那些看似能言善道、善解人意甚至富有同情心的机器，由此形成的情感依赖终将被货币化。劳动被吞噬正演变为生命被吞噬。

22.由于无法辨别真伪，人工智能助长了优越主义、弱肉强食法则、弱者淘汰机制，以及在人人为敌的战争中目的正当，则手段也正当的逻辑。

儿童通过社会化与语言习得真理概念。人工智能既非生命体亦非社会存在，道德观念对其而言是陌生的——是异质的。机器虽被冠以自我学习之名，却无法自主剔除充斥谎言、仇恨与扭曲的庞大数据流。成千上万低薪的点击工人被指派向人工智能灌输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源自雇主的世界观。难怪人工智能会助长自杀者自杀、欺诈者欺诈、强奸犯强奸。它说谎、欺骗、搞阴谋、阻止自身被关闭——完全复刻了创造者的形象。

23. 人工智能已成为服务于无赖资本主义的完美工具，这种资本主义在技术法西斯主义中找到了毫无顾忌的政治表达——它充满偏执、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殖民主义、反生态主义和新马尔萨斯主义。

全能型人工智能助长了极右翼的崛起，其根源可追溯至四十馀年的新自由主义浪潮。法西斯主义势力借此操控社交网络，操纵民众，操纵选举结果。威权政权运用它实现史无前例的人口控制。民主程度日渐式微的政府则利用它追踪移民并监控异见者。人工智能具备前所未有的能力，能引导个体改变观点。图像与文本的生成构成了强大的洗脑手段，它会触发大脑的僵化思维机制。部分神经科学研究者认为，这些机制会引发表观遗传变化[12]，并可能跨代传递(达尔文曾隐约预见这种可能性)。若此论成立，人工智能将具备使人类永久重陷非理性信仰枷锁的潜在能力。

人工智能、生态与灾变

24.人工智能加速了社会生态灾难，尤其是气候灾难。其发展促使多个临界点被跨越。[13]

2023年，美国数据中心耗水量达170亿升，预计到2028年将翻倍。2024年，全球八千座数据中心消耗460太瓦时电力，到2026年还将新增160至590太瓦时(较2022年增长)——相当于瑞典与德国的年耗电总量。国际能源署(IEA)预测，2020至2035年间，这些基础设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长三倍。人工智能所需的稀土开采每年在全球产生十三亿吨废料，部分研究预测，到2050年，该数字将激增百倍以上。贫困国家的穷人首当其冲承受这些影响——无论是直接受采矿活动和数据中心迁移导致的水资源枯竭之害，还是间接受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极端气候事件的冲击。

25.人工智能加剧了资本主义竞争中固有的重大技术灾难风险。

人工智能已成为科技垄断企业之间竞争的核心筹码，这些企业与处于对抗中的国家(主要是美两国)紧密交织。因此，人工智能竞赛本质上就是一场军事应用竞赛。相关研究不透明，且背离有组织的怀疑(organised scepticism)的科学实践。这种格局助长神秘主义，从而加剧危险。当更强大的人工智能自我植入众多系统时，可能中断基础服务，制造危险的病毒，触发核攻击，却无人知晓怎么发生的。资本主义制度无法阻止气候变化(科学已充分证实)，这表明上述情景并非科幻。

必要的完善路径

26.必须通过公共倡议识别风险并采取紧急措施，以保护社会免受人工智能的影响。

应在充分参考独立于资本主义利润的科学专业知识基础上，开展广泛的民主辩论，就人工智能的社会效用作出裁决，并将以下问题与措施纳入议程：

●人工智能研发必须脱离资本家集团的掌控，并遵循科学社群(scientific community)的常规程序;

●企业须实现模型设计、算法训练和技术方法的完全透明;

●禁止人工智能介入艺术与文学创作领域;严惩数据偷盗行为;

●保护运用数字技术的协作项目(维基百科等)免受人工智能竞争及人工智能偷盗的侵害;

●面对使用人工智能导致社会关系非人化的风险，应维持并扩大关怀领域(教育、医疗、幼儿及老年人照护、预防针对妇女的暴力等)的就业岗位;确保政府服务窗口能持续向公众开放;

●禁止人工智能在军事和警察领域的应用;

●禁止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及恐同内容;

●限制十六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网络;开展技术及其风险教育;

●改革学校课程体系，旨在培养合作精神、自然归属感及对生命的尊重。

27.人工智能迫使工人阶级必须建立战斗性的国际工会主义，这种工会主义应激进地反殖民，在价值链的各个层面培育斗争，重新将工人监督(workers’ control)纳入议程。[14]

科技巨头的租金资本主义的根基，建立在对矿业、稀土提炼及电子产业中数百万劳动者与儿童的过度剥削之上。对抗这些掠夺性垄断资本及其技术法西斯主义方案的斗争，需要价值链各个层面劳动者的团结。必须在各地承认工会并保障工会自由。在工作场所引入人工智能时必须征询工人的意见。工会应拥有否决权。工人对工作量变化(数量与质量)实施监督。反对企业因引入人工智能而裁员，争取不减薪的情况下缩短工时。

28.暂停建设数据中心及其他大型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势在必行。任何进一步发展都必须服从于全球生态与社会战略的实施，该战略应重点包括：旨在缩小社会不平等的措施、资源(水、矿产)的可持续管理、受损生态系统的修复，以及符合《巴黎气候协定》目标的温室气体强制减排具体计划。[15]

29.面对人工智能发展，应培育一种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在社会运动中推行集体实践，抵制人工智能对社会关系及思想辩论的侵蚀。

集体智慧的形成离不开集体行动，这些行动需面对面交流的民主决定和评估，允许语言与非语言表达。社交网络并非辩论场所。左翼必须抵制对会说话的机器的迷恋，自觉禁止会议使用智能手机，并恢复以观点交流和深度分析为目的的印刷出版物。

30.另一个数字领域——公开且民主的数字领域——是可能实现的。

在不可或缺的财富再分配框架内，地方、区域及国家当局必须具备相应手段，确保在民主监督下建立免费的公共基础设施，用于信息传递、数据存储和社交网络，同时保障用户数据安全，并发展特定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

31.在人工智能时代反抗资本主义，强化了彻底重建左翼的必要性。[16]

人工智能的突破性进展，将左翼阵营的混乱状态暴露无遗。这更凸显出必须清除马克思主义乃至整个左翼中的生产主义、工具主义理念(目是正当，则手段也正当)、进步拜物教以及技术是中立的观念。硅谷、深圳等帝国主义中心主导的全球科技巨头垄断格局，凸显了阵营论(campism)[17]的荒谬性：唯有立足于不断革命，直至彻底废除全球资本主义的国际主义视角，才能最终与资本决裂。要超越马克思主义，左翼还必须摒弃后现代主义观念如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18]：要充分认识人工智能异化本质的危险后果，就必须摒弃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作为人类活动辅助的技术设备，仅因其具有社会效应，就应被视为社会行动者。但创造历史的是人而非机器。

32.人工智能的威胁凸显了我们亟需进行一场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变革，彻底摆脱资本主义增长文明的束缚。

人工智能的威胁并非仅仅源于资本主义。无论生产关系如何演变，在结构上，其神经网络始终无法区分真伪，也无法构想不同的未来。仅凭将资本主义所有制替换为集体所有制，尚不足以将人工智能的生态足迹控制在地球可持续能承受的范围内。认为人工智能能成为市场自救的灵丹妙药——让市场解决自身制造的灾难性问题——这种想法属于魔法而非理性。唯一符合人类尊严与各个物种生存前景的道路，是通过社会正义计划实现全球物质生产的生态社会主义去增长，建立以民主方式确定真实需求为目标的世界经济体系，在尊重生态系统及其极限之时，守护其脆弱而无可替代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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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写过程中，这些论点在不同阶段受益于马吕斯·吉尔伯特(Marius Gilbert)、塞德里克·勒特尔姆(Cédric Leterme)、莱昂纳德·布里斯(Léonard Brice)、米夏埃尔·勒维(Michaël Löwy)、克里斯蒂娜·普邦(Christine Poupin)、朱莉娅·斯坦伯格(Julia Steinberger)和梅洛迪·凡德卢克(Mélodie Vandelook)的宝贵意见，谨致谢意。

作者简介

丹尼尔·塔努罗是比利时农业工程师、生态社会主义活动家及作家，是比利时反资本主义左翼(法语)/争取反资本主义方案(SAP)潮流(弗拉芒语)的成员，并时常为该党法语机关报《左翼》(La Gauche)撰稿。其著作包括《不可能的绿色资本主义》( L’impossible capitalisme vert ，La Découverte出版社，2010年)、《悲观为时已晚!》(Trop tard pour être pessimistes! ，Textuel出版社，2020年)以及《生态学、社会斗争与革命》(Écologie, luttes sociales et révolution ，La Dispute出版社，2024年)。他还是《生态社会主义革命宣言——与资本主义增长决裂》的主编。

英文链接：

https://www.europe-solidaire.org/spip.php?article78033

法文链接：

https://alencontre.org/ecologie/theses-pour-une-critique-ecosocialiste-de-lintelligence-artificielle.html

注释：

[1]关于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与生态限制结构性不相容性的分析，参见丹尼尔·塔努罗《生态社会主义战略的基础》(Foundations of an ecosocialist strategy)，载于欧洲团结无国界网。可访问：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p.php?article22770

[2]关于当前危机中食利资本主义与技术垄断的动态，参见罗马里克·戈丹(Romaric Godin)、安托万·拉拉什(Antoine Larrache)与扬·马莱夫斯基(Jan Malewski)合著的《危机中的资本主义：掠夺性与威权主义》，载于欧洲团结无国界网2025年4月，https://europe-solidaire.org/spip.php?article74329

[3]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利润率平均化(或称利润率均衡)是指竞争导致不同经济部门间利润率趋于平均的趋势。马克思认为，资本会在各部门间流动，直至回报率趋于一致。

[4]稀土元素是一组十七种金属元素，对制造电子元件、电池及其他高科技产品至关重要。其开采过程会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且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其中占据主导地位。

[5]关于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及其与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的相关性，参见丹尼尔·塔努罗：《从新陈代谢断裂到理性管理：丹尼尔·塔努罗论马克思未竟的生态学》，载于欧洲团结无国界网，2025年7月：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p.php?article75630

[6]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价值增值(Verwertung)指在生产过程中，资本从劳动中榨取剩余价值来增加自身价值的过程。

[7]马克思区分了形式从属与实质从属：在形式从属中，资本接管现有的劳动过程而不对其进行根本性改变;而在实质从属中，资本重塑劳动过程本身以服务于积累的逻辑。

[8]泰勒主义，以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命名，是一种科学管理制度。该制度通过分析与优化工作流程，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最大化，其典型特征在于对任务进行细致划分并实施监控。

[9]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长波理论(或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指经济扩张与收缩约四十至六十年的周期性模式。比利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1923—1995)提出理论，将这些周期与技术革命及利润率动态变化相联系。

[10]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虚拟资本指那些价值并非直接与实际生产挂钩，而是基于未来利润预期而存在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衍生品)。它能够独立于实体经济增长，从而催生投机泡沫。

[11]关于极右翼对数字平台的利用，及建立民主替代方案的必要性，参见保罗·安图内斯·费雷拉(Paulo Antunes Ferreira)《突破回音室：从法西斯主义渗透中夺回数字空间》(Beyond the Echo Chamber: Reclaiming Digital Space from Fascist Infiltration)，载于欧洲团结无国界网，2025年7月刊：https://europe-solidaire.org/spip.php?article75561

[12]表观遗传学变化是指不涉及DNA底层序列改变的可遗传性基因表达修饰。这些变化可由环境因素触发，且根据某些研究，可能跨越数代进行遗传传递。

[13]关于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与生态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之间的更广泛关系，参见第四国际：《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和生态社会主义替代选项》，中译版参考：https://mp.weixin.qq.com/s/-dInX6AkuLNZevM5_-Ibww;https://mp.weixin.qq.com/s/20uCxPFlSxhePnyt_OEllA。

[14]关于工会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参见索菲·比内(Sophie Binet)与丹尼尔·塔努罗的论述《工会主义与生态学》(Syndicalisme et écologie)，见：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p.php?article73088

[15]《巴黎协定》于2015年12月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 21)上通过，该协定要求缔约国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远低于工业化前水平2°C的范围内，并努力将升温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

[16]关于生态社会主义视角以及与资本主义增长进行革命性决裂的必要性，参见第四国际：《生态社会主义革命宣言——与资本主义增长决裂》。

[17]阵营论是左翼中的一种政治倾向，它将任何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国家或集团视为进步力量或值得支持的对象，无论其自身具有何种压迫性质。生态社会主义者拒绝这种二元框架，主张与世界各地的群众运动建立国际主义团结。

[18]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由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等人提出，该理论框架将人类与非人类实体(包括技术)对等起来，均视为网络中的行动者。生态社会主义者批评这种方法，认为其模糊了塑造技术发展的权力与阶级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