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五） | 精选好文

列宁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彻底揭示了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指出了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觉悟的伟大意义;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规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

《怎么办?》一书所阐述的理论原理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基础。

这本书是列宁在1901年底至1902年初写成的。还在1901年春，列宁就打算写这本书。列宁说，他在1901年5月写的《从何着手?》一文是他写《怎么办?》的一个计划草案(参看《列宁全集》第5卷第6页)。1901年秋列宁直接着手写这本书。列宁在1901年11月写的《统一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序言中曾通知说，该书正在准备，不久就要出版[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272页。——编者注]。列宁在1901年12月《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后来列宁把这篇文章叫做《怎么办?》一书的大纲)一文中写道：我们在这里只是大致地提一下争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还要专门写一本小册子来作详细的分析，这本小册子我们希望能在一个半月以后出版。(同上，第287页)1902年1月列宁完成了《怎么办?》一书的写作工作，同年2月给这本书写了序言。1902年3月初《怎么办?》一书在斯图加特由狄茨出版社出版。

1907年，列宁把《怎么办?》一书收入《十二年来》文集时，删去了第五章第(一)节(《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了气?》)，并在给文集写的序言中指出，本书这次出版时稍微压缩了一下，删掉了一些有关组织问题的细节和零碎的论战性意见(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84页)。

同时列宁又增加了五个新的脚注。

今日分享此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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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五)

五、全俄政治报计划

波·克里切夫斯基责备我们有使理论脱离实践而把它变为死的教条的倾向，他写道(《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30页):

《火星报》在这方面的最大错误就是它那个全党组织的‘计划’ (即《从何着手?》一文[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1—10页。——编者注])。马尔丁诺夫也附和他说：《火星报》有轻视日常的平凡的斗争进程而偏重于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的倾向结果就在第四号上所载的《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全党组织计划。"(同上，第61页)最后，尔·纳杰日丁近来也出来响应对这个计划(引号想必是表示对这个计划的讽刺)表示愤懑的人们。我们刚收到他所著的《革命前夜》一书(这本书是我们已说过的那个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出版的)，其中说道：现在来谈什么以全俄报纸为中心的组织，就是培植脱离实际的思想和脱离实际的工作(第126页)，就是文人习气的表现等等。

我们的恐怖主义者和日常的平凡的斗争进程的拥护者志同道合，——这并不使我们感到奇怪，因为我们在前面谈到政治和谈到组织的那两章里已经考察过他们这种互相接近的根源。但我们也应当立刻指出：尔·纳杰日丁，并且只有他一个人，打算诚心诚意地来研究一下他所不喜欢的这篇文章的内容，打算从实质上回答这篇文章，——而《工人事业》杂志却没有从实质上讲过任何一句话，只是极力用一大堆无聊的蛊惑人心的胡言乱语来模糊问题。于是，无论我们怎样不乐意，也不得不费些时间来首先打扫一下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据希腊神话传说，奥吉亚斯王有个大牛圈，养牛三千头，三十年未打扫。后来人们用奥吉亚斯的牛图来比喻极其肮脏的地方。——编者注]。

(一)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了气?

让我们把《工人事业》杂志用来攻击我们的那一大堆字眼和感叹词句摘录一下吧。并不是报纸能够建立党的组织，而是相反一个站在党的上面、不受党的监督、因拥有自己的代办员网而离开党独立存在的报纸"为什么《火星报》居然忘记了它自已所属的那个党内实际存在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呢?拥有固定的原则和相应的计划的那些人，同时也就是全党的实际斗争的最高支配者，他们可以命令全党去执行他们的计划这一计划把我们的生动的和富有生命力的组织都赶入阴间，而想把一个幻想性的代办员网呼唤到人世上来"《火星报》的计划如果得到实现，结果就会连我们这个已在形成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痕迹都扫除净尽一个宣传性的机关报成为全部实际革命斗争中不受监督的、专制的立法机关我们的党对于强迫它完全服从一个自主的编辑部这一点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如此等等。

读者从上述这些引文的内容和口气中可以看出，《工人事业》杂志是生气了。但它之所以生气，并不是为自己抱不平，而是为我们党的那些组织和委员会抱不平，因为据说《火星报》想把它们赶入阴间，甚至想连它们的痕迹都扫除干净。你想，多可怕呀!不过，有一点是很奇怪的。《从何着手?》一文发表于1901年5月，《工人事业》杂志上的那些论文发表于1901年9月，而现在已经是1902年1月中了。在这五个月里(无论是在9月以前或在9月以后)，党内既没有一个委员会，也没有一个组织提出过正式抗议来反对这个想把各个委员会和各个组织都赶入阴间的恶魔!同时， 在这期间，无论是在《火星报》上，也无论是在许多其他的地方出版物或非地方出版物上，都又发表了几十篇几百篇从俄国四面八方寄来的通讯。为什么人家想把他们赶入阴间的那些人居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没有因此生气，——而生气的却是第三者呢?

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各个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都在进行真正的事业，而没有玩什么民主制的儿戏。各个委员会都读过了《从何着手?》一文，都认为这是想制定出一个相当的建立组织的计划，以便能够从各方面着手建立组织的一种尝试，同时它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和看到，各方面中的任何一方面在没有相信这个建筑的必要和建筑计划的正确以前，是不会想到要着手建立的，所以它们也就自然没有想到要因为有人在《火星报》上擅敢说出下面的话而生气：鉴于问题的迫切重要性，我们想给同志们提出一个计划草案来考虑，关于这个计划，我们在准备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将作详细的发挥。如果同志们采纳这个提供他们考虑的计划，那么他们执行这个计划就不是由于被迫服从,而是由于相信它是我们的共同事业所必需的;如果他们不采纳这个计划，那末这个草案(这是个多么狂妄的字眼啊!)就会始终不过是个草案，——难道这不是每个诚恳地对待问题的人都很容易了解的事情吗?如果在攻击一个计划草案时不只是谴责这个计划并劝同志们拒绝这个计划，甚至唆使那些对于革命工作很少有经验的人去攻击计划起草人，而所以实行攻击，又只是因为这些起草人擅敢立法, 擅敢充当最高支配者，即擅敢提出一个计划草案，——难道这不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手段吗?如果人们对于那种想把地方活动家提高到更广阔的见解、任务、计划等等的水平上来的企图提出反驳，并不只是由于自己认为这种见解不正确，而且还由于有人想把我们提高一步而感到委屈，——试问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党能够发展，能够前进吗?尔·纳杰日丁也曾经谴责过我们的计划，然而他并没有使用不能单用政治见解的幼稚或粗浅来解释的蛊惑手段，他从一开始就坚决排斥了所谓监督全党这种罪名。因此谈到纳杰日丁对于计划所作的批评时，我们可以并且应当从实质上给以回答，而谈到《工人事业》杂志所提出的批评时，我们却只能以鄙视作为回答。

虽然我们对于一个堕落到叫喊什么专制和被迫服从的作家应当表示鄙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因此就不必去澄清这种人提供给读者的糊涂观念了。只有澄清这种糊涂观念，我们才能使大家明白认识，这种空谈广泛民主制的时髦词句究竟是怎样一种货色。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忽略了各个委员会，说我们要想或企图把它们赶入阴间等等。既然我们迫于目前秘密工作的条件几乎任何一件涉及我们同各个委员会之间的真实关系的事实都不能向读者说明，试问我们怎么来回答这种责难呢?那些信口提出一种刻薄的、能够刺激群众的责备的人，居然走到我们前面去，这只是因为他们无所顾忌，因为他们根本轻视革命者必须把自己所拥有、所建立或力图建立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联系都仔细地隐蔽起来的责任。所以，我们也就根本拒绝在民主制方面去同这班人竞争。 至于说到那些对党内的一切事务都不熟悉的读者，那么我们执行我们对这种读者的义务的唯一办法，就不是叙述现有的情形和处于生长过程中的情形，而是叙述一小部分已经过去、因而可以当做已往的事实来叙述的情形。

崩得暗指我们擅自称王称霸[《火星报》第八号上俄国和波兰犹太工人总联盟中央委员会对我们论民族问题一文的答辩。——编者注]，国外联合会责备我们企图连党的痕迹都扫除干净。好吧，诸位先生。我们只要向读者叙述一下已经过去的四件事实，就能使你们心满意足了。

第一件[我们故意把这些事实列举得与它们实际发生的次序不一样。(列宁加这个注释的目的是为了迷惑敌人，其实这里所提到的事实正是按它们实际发生的顺序排列的。)——编者注]事实。一个斗争协会中的直接参加过我们党的成立以及直接参加过派代表出席党的成立大会的几位会员，曾经同《火星报》社的一个成员商定，要出版一套适应全部运动需要的工人丛书。出版工人丛书的计划没有实现，但是为这套丛书而写的两本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和《新工厂法》[见本卷第95—115页和《列宁全集》第2卷第228—271页。——编者注]却几经转折由第三者带到国外去出版了。[指1897年夏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同列宁商谈出版工人丛书的问题，为此列宁写了正文中提到的两本小册子。——编者注]

第二件事实。崩得中央委员会的几个委员向《火星报》社的一个成员建议共同成立一个像崩得当时所说的著作实验所。同时他们还说，假如这件事情办不到，那么我们的运动就会大大退步。谈判的结果是写出了《俄国的工人事业》这本小册子[顺便说说，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托我代他声明一句，说他这本小册子的手稿也象他先前所写的几本小册子的手稿一样是寄交联合会的，因为他以为联合会的出版物仍由劳动解放社编校(由于某些条件，他在当时，即在1899年2月间还不能知道编辑人员变更的事实)。这本小册子很快就会由同盟(指由列宁发起于1901年10月成立的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 参加同盟的有《火尾报》—《曙光》杂志组织的国外部和社会民主党人 组织(包括劳动解放社)。同盟是《火星报》的国外代表。同盟出版了一些《通报》和小册子，其中有列宁的小册子《给农村贫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同盟为党在国外的唯一组织，具有党章所规定的委员会的权利。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孟什维克在同盟内隐藏起来，从内部来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负责重版。——编者注]。

第三件事实。崩得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外省市镇组织来向《火星报》社的一个成员接洽[指1899年崩得中央委员会同列宁商谈《工人报》复刊的问题。正文中提到的几篇文章就是列宁为准备复刊的第3号《工人报》写的。——编者注]，说要请他负责编辑准备复刊的《工人报》，结果当然是获得了同意。后来这一建议有所改变，改成了请他撰稿，因为关于编辑人员的问题又有了新的安排。这一提议当然也获得了同意。接着就寄去了以下几篇论文(这几篇论文的稿子保存下来了):《我们的纲领》——内容是直言不讳地声讨伯恩施坦主义，反对合法刊物及《工人思想报》上所表现的转变;《我们的当前任务》(要创办一个正常出版而与一切地方团体密切联系的全党机关报;揭露目前盛行的手工业方式的弊病);《迫切的问题》(批判认为在着手出版共同机关报以前必须先发展各个地方团体的工作这种反驳意见;坚决认定革命组织有头等重要意义，认为必须使组织、纪律和秘密活动技术达到最完善的地步)[见本卷第202—206页和《列宁全集》第4卷第191—195页和第196—200页。——编者注]。《工人报》复刊计划没有实现，于是这几篇论文也就没有发表。

第四件事实。 一个委员会中的一个负责筹备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员，把大会的会议计划通知《火星报》社的一个成员，并推举该社为预备复刊的《工人报》的编辑候选人。他采取的这个所谓预备步骤，随后又经他本人所属的那个委员会以及崩得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指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和崩得要在1900年春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正文中提到的"委员会中的一个委员，是指社会民主工党叶加特林诺斯拉大委员会委员伊·赫·拉拉杨茨，他是为了同列宁商谈而于1900年2月去莫斯科的。——编者注];《火星报》社接到了关于大会召集地点和日期的通知，但它恐怕由于某些原因不能派遣代表去参加这次大会，于是就也写了一个提交大会的书面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在目前这个十分混乱的时候，我们单只选出一个中央委员会不仅不能解决统一问题，并且可能会动摇建党这种伟大的思想，因为在目前不守秘密的现象十分流行的情况下一定很快又会全部遭到破获;所以，第一步工作应当是号召一切委员会及其他一切组织来支持恢复起来的共同的机关报，这个机关报将用实际的联系把所有的委员会真正联成一气，并真正培养出一个领导全部运动的领导者集团，而当这样一个由各委员会所培养的集团充分成长和巩固起来的时候，各委员会和党就能很容易把它变成为中央委员会了。可是，代表大会因为有几次破获事件发生而没有召集成功，这个报告也由于必须保守秘密而被销毁了，读到这个报告的只有很少几位同志，包括一个委员会所派出的几位全权代表在内。

现在请读者自己来判断一下，象崩得暗指我们擅自称王称霸，或者《工人事业》杂志硬说我们想把各个委员会赶入阴间，想用传播一个报纸的思想的组织来代替全党的组织这样一些手段，究竟是怎样一种手段吧。其实，我们向各个委员会作报告，说必须采取一定的共同工作计划，这正是按照各个委员会再三提出的请求。我们在寄给《工人报》发表的文章以及提交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发挥这个计划，正是为了全党的组织，并且我们这样做，也是根据那些在党内如此有影响的，即担负着倡导恢复(事实上恢复)我们党的责任的人们提出的请求。只是在党组织和我们一同来正式恢复党中央机关报的两次尝试都遭到失败以后，我们才认为自己真正有责任创办一个非正式的机关报，使得同志们在作第三次尝试时有相当的实验结果可以参考，而不只是凭空猜测。现在这一实验所提供的某些结果已经是有目共睹了，所以现在全体同志都能判断我们对我们应尽的责任了解得究竟是不是正确，都能判断那些因为我们指出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民族问题上的不彻底以及另外一些人产生不可容忍的无原则的动摇而对我们怀恨在心，因而企图把一些不了解不久以前的情形的人引入迷途的那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了 。

(二)报纸能不能成为集体的组织者?

《从何着手?》一文的全部要点，就在于提出这个问题并且给以肯定的回答。我们知道，只有尔·纳杰日丁一个人曾经企图从实质上分析这个问题，并企图证明必须给以否定的回答。我们现在把他的论据全部引录如下：

我们很喜欢《火星报》(第4号)提出必须创办全俄报纸的问题，但我们绝对不能同意说这种提法与《从何着手?》一文的标题是适合的。这当然是一种极重要的工作，但是能奠定革命时期的战斗组织的基础的并不是这种工作，并不是一大批通俗传单，并不是一大堆宜言。必须在各地着手建立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我们还没有这种组织，我们过去主要是在有知识的工人中间进行工作，而群众差不多只是进行了经济斗争。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那么即使有办得很好的全俄报纸，又有什么意思呢?自焚树 老是在那里烧着，总烧不完，但是它也不会烧着任何人!《火星报》以为人民一定会在全俄报纸的周围，在建立全俄报纸的事业上集合起来，组织起来。其实，人民在更具体的事业的周围是会更亲切得多地集合和组织起来的!可以而且应当成为这种事业的，就是普遍创办地方报纸，立刻准备工人力量去作示威游行，由地方组织在失业工人中间经常进行工作(经常在他们中间散发传单，召集他们开会，号召他们反抗政府，等等)。我们要在各地着手进行生动的政治工作，而当在这个实际的基础上的统一成为必要的时候，那它就会不是什么人为的统一，不是纸上的统一了。这样把各地方的工作统一成为全俄的事业的任务，决不是报纸可以办到的!(《革命前夜》第54页)。

我们在这一大段雄辩的议论中加了着重号的那些字句，最突出地表明了该文作者无论对我们的计划的估计，或者他在这里拿来与《火星报》对立的一般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那么有办得极好的全俄报纸也没有什么意思。——这话完全正确。但问题就在于除了利用全俄报纸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作者忽略了《火星报》在说明它的计划以前所做的那个极重要的声明：必须号召建立革命组织，使它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能够统一一切力量，领导运动，即随时都能有准备地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利用它们来扩大和巩固可供决战之用的军事力量。现在，在二三月事件之后，——《火星报》继续写道，——在原则上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了，但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需要的是立刻提出一个明确的建设计划，使大家能够立刻从各方面着手进行这种建设。但人们又把我们拉向后退，使我们离开实际解决问题的事情，转回去空谈那个原则上正确的、不容置辩的、伟大的、然而是完全不够的、为广大工作人员所完全不能理解的真理：培植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可敬的作者呵，现在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在究竟怎样来培植和培植起这种组织!

我们过去主要是在有知识的工人中间进行工作，而群众差不多只是进行了经济斗争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这种说法同《自由》杂志上常见的、把有知识的工人和群众对立起来的那种根本错误的观点倒是一致的。近几年来，我们的有知识的工人也差不多只是进行了经济斗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帮助有知识的工人和知识分子把自己培养成政治斗争的领导者，那末群众永远也学不会进行政治斗争的;而为了培养出这种领导者，又只有依靠经常和随时估计我国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估计各个阶级由于各种原因而实行反抗和斗争的一切企图才能做得到。所以，一方面说培植政治组织，同时又把政治报纸的纸上的事业 同各地方的生动的政治工作对立起来，这是十分可笑的!而《火星报》正是把自己的办报计划引申为造成战斗准备的计划, 来支持失业工人的运动、农民的骚乱、地方自治派的不满以及人民对胡作非为的沙皇暴吏的义愤等等。凡是熟悉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绝大多数地方组织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这一点;这里所拟定的这些生动的政治工作的任务有许多是任何一个组织都一次还没有实行过的;而当有人例如要大家注意地方自治派知识分子中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增长的事实时，纳杰日丁(他说，天哪，这个机关报岂不是为地方自治派办的吗?——《革命前夜》第129页)、经济主义者(《火星报》第十二号上发表的那封来信)以及许多实际工作者都感到困惑莫解。在这种情形下，也就只能这样来着手工作，即首先唤起人们想到这一切，唤起人们来归纳和综合所有一切风潮和积极斗争的表现。现在在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被降低了的条件下，生动的政治工作也只能从生动的政治鼓动工作着手，而生动的政治鼓动工作又非有经常出版并且能够很好地进行推销的全俄报纸不可。

把《火星报》的计划看做是文人习气的表现的人，完全不懂得计划的实质，把提出作为目前最适当的手段的东西当成了目的。这些人没有用心想一想那两个清楚地说明了这个计划的比喻。创办全俄政治报，——《火星报》曾经写道，——应当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即随时都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的革命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本线索。当石匠建造一座巨大的和前所未见的建筑物而在各个地点放置石头的时候，他总要拉一根线来测定放置石头的适当位置，指明全盘工作的最终目的，不仅使每一块石头而且使每一小片石头都能得到使用，使它们相互衔接起来，形成一座完整而统一的大厦的轮廓，请问，这算不算是纸上的事情呢?目前我们党的生活的状况，岂不正是既有石头，又有石匠，但是缺少一条使大家都能看得见，使大家都可以把握住来进行工作的引线吗?让他们去叫喊，说我们拉一根引线就是想发号施令吧! 先生们，假使我们真想发号施令，那我们就不会标明为《火星报》第一号，而会标明为《工人报》第三号了，——有些同志曾经劝我们这样做，并且我们在上述那些事件发生后本来是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的。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想使自己的双手不受束缚，以便同一切假社会民主党人作不调和的斗争;我们当时希望，——如果我们的引线拉得正确的话，——人们尊重这条引线是因为它拉得正确，而不是因为它是由一个正式的机关报拉的。

尔·纳杰日丁教训我们说：把地方活动统一到中央机关里来的问题，真是在迷宫里兜圈子;要造成统一，就需要成分一致，而这种一致又只能由某种具有统一作用的东西才可以造成，但这种具有统一作用的东西，又只能是强有力的地方组织的产物，而目前各 个地方组织又是并不一致的。这个真理，也像什么要培植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的真理一样可敬，一样不容置辩，而又一样没有意义。任何问题都可以说是在迷宫里兜圈子，因为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紧紧掌握住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目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住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那个环节[克里切夫斯基同兹和马尔丁诺夫同志!请你们看看专制、不受监督的权威、最高支配权等等的这种可恶的表现吧。你看，有人竞想掌握整个的链条!赶快写一份控诉书吧。《工人事业》杂志第十二期可以用这个现成的题材发表两篇社论了!——编者注]。假使我们有一大批老练的石匠，能够彼此非常协调地工作，即使没有什么引线，也能把石头放置在适当的地点(抽象地说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也许又可以去掌握另一个环节了。但是不幸我们现在还没有一批老练的而且能够彼此非常协调地工作的石匠，石头往往放得完全不是地方，不是按一条总的引线来放，而是放得乱七八糟，敌人很容易就能把它们拆散，好像这不是什么石头，而是一堆沙子。

第二个比喻：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可以把报纸比做脚手架，它搭在正在修建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利各个建筑工 人之间的来往，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 总成绩。[马尔丁诺夫在《工人事业》杂志上引证了这段话的第一句(第10期第62页), 而恰巧不引第二句，好像是要借此着重说明他不愿意触及问题的实质或者不 能了解这个实质。——编者注]这岂不象是文人，象是坐在书房里的人在夸大自己的作用吗?脚手架对于住房本身并不需要，它是用很差的材料搭起来的;它只使用一个很短的时期，只要建筑大体完成，人们就会把脚手架拆掉当柴烧的。至于革命组织的建筑问题，那么经验证明，有时候即使没有脚手架，也能够把它建筑成功，——七十年代的情形就是一个证明。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脚手架便根本不能建筑起我们所需要的房屋。

纳杰日丁不同意这一点，他说：《火星报》以为人民一定会在全俄报纸的周围，在建立全俄报纸的事业上集合起来，组织起来。其实，人民在更具体的事业的周围是会更亲切得多地集合和组织起来的!对的，对的，在更具体的事业的周围是会更亲切得多俄国有句俗语说：不要往井里吐痰，你也许要喝的。但是也有人甘愿喝吐了痰的井水。为了这种更大的具体性，我们的那些了不起的合法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和不合法的《工人思想报》崇拜者，竟说出了多么恶劣的话呵!你看，我们的全部运动已被我们的狭隘眼界、消极态度和怯需心理压抑到何等地步，竟然有人用什么在更具体的事业的周围会更亲切得多的传统理由来为这种现象辩护!纳杰日丁自以为对生活特别敏感，他特别严厉地斥责坐在书房里的人，责备(自以为很聪明地贵备)《火星报》爱把什么都看做经济主义，他自以为是比正统派和批评派双方都高明得多，却不知道他提出这些论据只是帮助了使他感到愤慨的那种狭隘性，只是喝着吐满了痰的井水!假使一个人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象七十年代的革命家那样自发地乱搞激发性的恐怖，乱搞土地恐怖，乱敲警钟等等，那末，即使他极其诚恳地对狭隘性表示愤慨，极其热烈地想把崇拜狭隘性的人们拯救出来，也是无济于事的。请看看他认为人民将在其周围更亲切得多地集合和组织起来的那些更具体的事情吧：1.地方报纸;2.准备示威游行;3.在失业工人中间进行工作。一眼就可看出，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完全偶然和随便抓来说明什么问题的，因为无论我们怎样来观察这些事情，如果想要把它们看做什么特别适于集合和组织人民的东西，那都是荒谬的。我们知道，同是这位纳杰日丁，在两页以后又这样说道：现在我们应当简单地指出一件事实：地方上的工作做得非常差，各个委员会甚至没有做到它们所能够做 到的十分之一而现在我们所有的那些应当负起统一的责任的中央组织却只是一种虚构，是一种革命的官样文章，是互封领袖的把戏，并且在强有力的地方组织没有成长起来以前，这种情形是不会消灭的。这些话里面有很多夸张之处，同时，无疑也含有许多痛苦的真理;但是，难道纳杰日丁竟看不见，地方上的工作做得非常差的事实，是与那些局限于地方组织范围内的活动家的眼界狭小和活动规模狭小的现象(这在缺乏修养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有联系吗?难道他也象《自由》杂志上那篇论组织问题的文章的作者一样，忘记了随着转向广泛的地方报刊的工作(从1898年起)，经济主义和手工业方式也特别加强起来的事实吗?即使广泛的地方报刊的工作能够做得比较令人满意(我们在上面已经指明，除掉极个别的特殊情况之外，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种地方机关报也还是不能集合和组织革命家的一 切力量去对专制制度发动总攻，去领导统一的斗争。不要忘记，这里所谈的只是报纸的集合作用，组织作用，所以我们也可以请维护分散状态的纳杰日丁回答他自己所提出的那个讽刺性的问题：我们有没有从什么地方得到二十万个革命组织人材这种遗产呢?其次，《火星报》的计划正是把最广泛的示威游行当做目标之一，所以决不能把准各示威游行同《火星报》的计划对立起来;而问题却在于选择实践的手段 。在这里，纳杰日丁又弄糊涂了，他不知道只有已经集合和组织起来的军队才能准备示威游行(示威游行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都是自发地进行的)，而我们现在正是不善于把军队集合和组织起来。在失业工人中间进行工作，——这是同样的糊涂观念，因为这个工作也是已经动员起来的军队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是动员军队的计划。纳杰日丁在这里怎样忽视我们的分散状态的危害性，怎样忽视我们缺乏二十万个人材的事实——这从下面一件事实中便可以看出。许多人(包括纳杰日丁在内)责备《火星报》，说它关于失业工人的消息登载得太少，说它关于农村生活只是间或登载了一些说明极平常的现象的通讯。这种责备是正确的，但是《火星报》在这方面真是无辜的罪人。我们也曾经极力想把引线拉到农村去，但是那里差不多根本没有石匠，于是我们只好鼓励每一个甚至只告诉我们一些平常事情的人，我们希望这样会增加这方面的撰稿人的人数，而最后总可以教会我们大家来选择真正突出的事实。但是可供学习的材料非常少，如果不将全俄各地获得的材料综合起来，那就完全没有什么可供学习的东西。当然，多少具有象纳杰日丁那样的鼓动才能和关于游民生活的知识的人，是能通过他在失业工人中间进行的鼓动工作来为运动作出极宝贵的贡献的，但是这样的人如果不设法把自己的每一步工作都告诉全体俄国同志，从而教育那些大部分还不会从事新的工作的人，给他们做出榜样，那他就是埋没了自己的天才。

现在的确所有的人都在谈统一的重要性，都在谈集合和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但是人们对于究竟应当从何着手和怎样进行这种统一的问题却往往没有任何明确的观念。想必大家都会同意：如果我们要把一个城市中的单个的——假定是区的——小组统一起来，那就需要有共同的机构，这就是说，不仅要有共同的联合会的名称，并且要有真正的共同的工作，要互相交换材料、经验和人员，不仅要按区来分配任务，而且要按全城范围内的各种专门工作来分配任务。每个人都会同意：巨大的秘密机关所要花的本钱(当然是指物力和人力两方面而言)不是一个区可以支付得了 的(假使可以用商业名词来表示的话)，同时，专门家的才能在这样狭小的场所也是无法施展的。几个城市联合起来的情形也是如此，因为即使是像一个地区这样的场所也显得过分狭窄，而且在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上已经有过这样显得过分狭窄的情形。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用政治鼓动和组织工作方面的例子详细地证明过了。必须，绝对必须而且首先必须扩大这个场所，以经常的共同的工作为基础来建立各个城市间的实际联系，因为分散状态压制着人们，使他们好象是坐井观天(用寄给《火星报》的一封信上的说法)，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从什么人那里可以学习，不知道怎样获得经验，怎样满足从事广泛活动的愿望。所以，我要继续坚持说：这种实际联系只有依靠共同的报纸才能着手建立起来，因为这种报纸将成为唯一经常进行工作，把各种各样的工作综合起来，因而推动人们沿着所有的许许多多条通向革命的道路——正象条条道路通罗马一样——不断前进的全俄的事业。假如我们不只是口头上说愿意统一，那我们就要使每个地方小组立刻分出比方说四分之一的力量来积极参加共同的事业，而报纸立刻就会向它[附带条件：如果它同情该报的方向，认为参加该报的工作对事业有好处，同时 并不只是把这种参加了解为参加文字工作，而是了解为一般地参加任何革命工作的话。专门给《工人事业》杂志做个注解：在重视事业而不是重视民主制的儿戏，并且不把表示同情同最积极最具体地参加工作分开的革命家看来，这个附带条件是不言而喻的。——编者注]指明这个事业的概况、范围和性质，就会指明，在 整个全俄工作中究竟哪些缺点表现得最厉害，什么地方缺乏鼓动工作，什么地方联系不够，在这个总的巨大的机器中有哪些小的轮子是自己这个小组能够加以修理，或者拿更好的轮子加以替换的。现在还没有做过工作而只是在找寻工作来做的小组，在开始工作时就能不是以一个既不知道先前工业的发展情况、又不知道这种工业生产的总的状况的单个小作坊手工业者的身分，而是以一个广泛的事业(它反映着对专制制度举行的总的革命进攻)的参加者的身分来从事工作。每个小轮子修整得越好，从事共同事业的做零碎工作的人数越多，我们的网也就会越密，而不可避免的破获在我们的总的队伍中引起的慌乱也就会越小。

单是推销报纸的工作(假使这个报纸真是名副其实，即经常出版，它不是象厚本的杂志那样每月只出一次，而是每月出版四五次)，就能开始把实际联系建立起来。现在，各城市之间因革命事业需要而发生联系是极罕见的事情，至少是例外的事情;而到那时候，这种联系就会成为一种常见的事情，它自然不仅能保证报纸的推销，并且还能保证(这是更重要得多的)经验、材料、人员以及经费的交流。那时候，组织工作的规模就会马上扩大许多倍，某一个地方的成功就能经常鼓励在另一个地方活动的同志进一步改进自己的工作，要求利用现成的经验。那时候，地方工作就会比现在丰富而完备得多：从全俄各地收集起来的政治揭露和经济揭露材料，将成为各种职业和各种发展水平的工人的精神食粮，将供给我们许多材料和机会来举行关于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谈话和讲演，同时，合法刊物上的种种暗示，社会中的种种议论，政府机关羞羞答答地公布出来的种种消息，也往往提出这样的问题来。那时候，每一次发动，每一次示威，都会在全俄各地得到各方面的评判和讨论，会使大家都不愿意落后于别人而要求比别人做得更好，——(我们社会主义者并不笼统反对任何竞赛，任何竞争!)——自觉地准备那种在第一次是自发地发生了的行动，利用当地或当时的有利条件来考虑改变进攻计划等等。同时，地方工作的这种活跃也就不会引起现在常有的情形，即每一次示威或每一号地方报纸都往往使所有的力量紧张到最后挣扎的地步，使所有的人都暴露出来。因为一方面警察机关要查明根子就会困难得多，它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查;另一方面，经常的共同的工作能使人们习惯于把每一次进攻的力量与整个军队中的这支部队的实力相适应(现在，差不多谁也没有想到过这样做，因为进攻十之八九都是自发的)，使得不仅书刊，就是革命工作人员也容易从别地调遣过来。

现在这些工作人员往往是完全消耗在狭隘的地方工作上面，而那时就有可能并且常常有机会把比较有才干的鼓动员或组织员从甲处调到乙处。人们起初是为了党的事情，用党的经费作短程的来往，后来他们就习惯于完全由党供给，变成职业革命家，把自己培养成为真正的政治领袖。

如果我们真能使所有的或绝大多数的地方委员会、地方团体和小组都来积极从事共同的事业，那么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创办一个周报，每期出版数万份，经常销行于全俄各地。这个报纸就会成为巨大的鼓风机的一部分，这个鼓风机能够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那时在这个本身还很平常、还很细微、但是经常进行的真正共同的事业的周围，就会有系统地挑选和训练出一支由久经考验的战士组成的常备军。在这个共同组织的脚手架上，很快就会从我们的革命家中间提拔出一些社会民主党的热里雅鲍夫，从我们的工人中间提拔出一些俄国的倍倍尔，他们会率领那已经动员起来的军队，唤起全体人民去铲除俄罗斯的可耻的、可咀咒的制度。

这是我们应当幻想的事情!

应当幻想!我写了这几个字之后，不觉吃了一惊。我仿佛是坐在统一代表大会的会场里，坐在我对面的是《工人事业》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这时马尔丁诺夫同志站起来，咄咄逼人地向我质问道：请问，如果不事前向党的各个委员会请示，自主的编辑部有权去幻想吗?接着，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站了起来，并且(用哲学家的态度来加深早已加深了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意见的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意见)更加咄咄逼人地接着说道：我进一步问你，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忘记，照马克思的意见，人类始终只是提出可能实现的任务，没有忘记策略是同党一起发展的党的任务的增长过程，那么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不是有权幻想呢?

想到这种咄咄逼人的问题，我真是不寒而栗，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就试试躲在皮萨列夫背后吧。

皮萨列夫在谈到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的问题时写道：有各种各样的不一致，我的幻想可能赶过事变的自然进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任何事变的自然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在前一种情形下，幻想是丝毫没有害处的;它甚至能支持和加强劳动者的毅力 这种幻想中并没有任何会败坏或者麻痹劳动力的东西。甚至完全相反。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这样来幻想的能力，如果他不能间或跑到前面去，用自己的想象力来给刚刚开始在他手里形成的作品勾画出完美的图景，——那我就真是不能设想，有什么刺激力量会驱使人们在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从事广泛而艰苦的工作，并把它坚持到底只要幻想的人真正相信自己的幻想，仔细地观察生活，把自己观察的结果与自己的空中楼阁相比较，并且总是认真地努力实现自己的幻想，那末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就丝毫没有害处。只要幻想和生活多少有些联系，那幻想决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引自俄国著名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评论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德·伊·皮萨列夫的文章《幼稚想法的误失》(见《皮萨列夫全集》1956年俄文版第3卷第147、148、149页)。 ——编者注]

可惜的是，这样的幻想在我们的运动中未免太少了。对这种情况应当负最主要的责任的，是那些以头脑清醒和熟悉具体情况自夸的合法的批评家和不合法的尾巴主义分子。

(三)我们需要什么样式的组织?

读者从上文中可以看到，我们的计划策略是反对立刻号召举行冲击，而主张正规地围攻敌人的要塞的，换句话说，是主张用全力来集合、组织和动员常备军的。我们因为《工人事业》杂志从经济主义跳到高喊(1901年4月在《<工人事业>附刊》[《 <工人事业>附刊》(《 JucmOx《 Pa6oue20 Iexa》》) 是《工人事业》杂志的不定期副刊，1900年6月至1901年7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版了八期。——编者注]第6期上)冲击而嘲笑了它，于是它也就极力攻击我们，骂我们是学理主义，骂我们不懂革命的职责，骂我们不该号召大家谨慎从事，等等。当然，从一些毫无原则、只会用深奥的过程策略支吾搪塞的人口里发出这样的责备，是丝毫不会使我们惊奇的;同样，对坚定的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一概抱着极其高傲的藐视态度的纳杰日丁重复这种责备，也是丝毫不会使我们惊奇的。

据说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但是纳杰日丁却拚命想重演历史，极力模仿特卡乔夫，大骂革命文化主义，高喊什么敲警钟，什么特别的革命前夜的观点等等。他显然忘记了一句名言：如果说历史事件的原本是一出悲剧，那么它的抄本就只是一出笑剧[指的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的下面一段话：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编者注]。用特卡乔夫的宣传准备起来的、用吓人的并且真正吓了人的恐怖手段实行过的夺取政权的尝试，曾经是辉煌壮丽的，然而小特卡乔夫的激发性的恐怖却只能使人觉得可笑，尤其是再加上一个组织中等人的主张，就更显得特别可笑了。

纳杰日丁写道：假使《火星报》跳出它那文人习气的圈子，它就会看见，这一切(象《火星报》第七号上所载的一位工人的来信等等现象)是一种征兆，它说明很快很快就会有‘冲击’开始，所以现在<原文如此!>来谈什么以全俄报纸为中心的组织，就是培植脱离实际的思想和脱离实际的工作。你看，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糊涂观念：一方面，认为人们在更具体的事情如地方报纸的周围会更亲切得多地集合起来，同时主张实行激发性的恐怖和组织中等人;另一方面，又认为现在来谈全俄的组织就是培植脱离实际的思想，更直接更简单些讲，就是现在已经太迟了!请问最可敬的尔·纳杰日丁，普遍地创办地方报纸，现在岂不是也迟了吗?请把这一点与《火星报》的观点和策略比较一下吧。《火星报》认为，激发性的恐怖是句空话，至于说什么只是组织中等人和普遍创办地方报纸，这就无异是替经济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其实，现在应当谈的是统一的全俄革命家的组织，并且一直到真正的——不是纸上的——冲击开始以前，谈这个组织都不算迟。

纳杰日丁继续说道：的确，我们在组织方面的情形非常不好。《火星报》说我们的军事力量大部分都是志愿兵和起义者，这话完全正确你们很清醒地估计我们的实力，这是很好的。但同时你们为什么忘记，群众并不是 我们的，因此他们不会来向我们请示什么时候开始军事行动，而会自动地‘骚乱起来’的群众自己带着自发的破坏力量发动起来，就可能扰乱和排挤开我们一直预备把极有系统的组织性灌输进去，但到现在还没有来得及灌输进去的那个‘常备军’。(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真是奇怪的逻辑! 正因为群众不是我们的，所以现在高喊冲击是不聪明和不体面的，因为冲击是常备军的攻击，而不是群众的自发的爆发。正因为群众可能扰乱和排挤开常备军，所以我们定要赶快把极有系统的组织性灌输到常备军中去，使自己的工作能来得及赶上自发的高潮，因为我们越能来得及灌输这种组织性，就越能使常备军不被群众所扰乱，而走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纳杰日丁所以糊涂，是因为他以为这种有系统地组织起来的军队所从事的是一种使它脱离群众的工作，而事实上，它所从事的却正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全面的政治鼓动，也就是一种使群众的自发的破坏力量与革命家组织的自觉的破坏力量互相接近和溶为一体的工作。先生们，你们真是嫁祸于人，因为正是自由社自已把恐怖手段写在纲领中，也就是号召建立恐怖主义者的组织，而这种组织确实会使我们的军队不去同群众接近的，可惜这些群众还不是我们的，可惜他们还不向我们或者很少向我们请示什么时候和怎样开始军事行动。

纳杰日丁继续恐吓《火星报》说：我们会把革命本身也错过去的，就像我们把目前这些简直是出乎意料的事件错过去了一样。 我们把这句话和我们上面所引的那一段话联系起来观察一下，就可以明白知道，自由社臆想出来的所谓特殊的革命前夜的观点[《革命前夜》第62页。——编者注]是很荒谬的。照直说来，特殊的观点就是认为现在来推论和准备已经迟了。既然如此，那我就要问问最可敬的反对文人习气的先生：您为什么要写一百三十二页论述理论问题[顺便说说，尔·纳杰日丁在他的理论问题评论中，差不多没有拿出半点关于理论问题的东西来，只是说了下面一段从革命前夜的观点看来十分奇怪的议论：在我们所处的时期，整个伯恩施坦主义都已经没有什么迫切意义了，正好象不管是阿达莫维奇先生能够证明司徒卢威先生应当隐退也好，或者是反过来说，司徒卢威先生能够驳倒阿达莫维奇先生而不同意辞职也好，那都是毫无关系的，因为革命的时刻到来了。(第110页)尔·纳杰口丁的极端忽视理论，在这里是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我们既然已经宣告了革命前夜——所以正统派是否能彻底击败批评派，那是毫无关系的!我们的这位才子竟不知道：正是在革命时期我们需要利用与批评派作理论斗争的成果米同他们的实践立场作坚决的斗争!——编者注]与策略问题的文章呢?您是不是以为出版十三万二千份简单地号召杀呀!的传单，就更符合革命前夜的观点呢?

最不会把革命错过去的，正是象《火星报》那样把全民政治鼓动工作放在自己全部纲领、策略和组织工作的首位的人。在全俄各地以全国报纸为中心来掌握组织线索的那些人，不仅没有把春季的事件锆过去，反而使我们能预料到这些事件。《火星报》第十三号和第十四号上所记载的那些示威游行，他们也没有错过去。恰恰相反，他们参加了这些示威游行，他们切实感觉到自己有责任去帮助群众的自发高潮，同时用报纸来帮助一切俄国同志去了解这些示威游行并利用它们的经验。只要他们活着，他们就不会把革命错过去的，革命首先和主要是要我们善于进行鼓动工作，要我们善于支持(以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支持)一切抗议，善于指导自发的运动，使它既不为朋友的错误所牵累，又不为敌人的诡计所陷害!

于是我们就讲到了最后一个理由，这个理由说明我们为什么特别坚决主张围绕着全俄报纸、通过一齐为共同的报纸而努力的办法来建立组织的计划。只有这样来建立组织，才能使社会民主党的战斗组织具有必要的灵活性，即能够立刻适应各种各样的迅速变化着的斗争条件，一方面在敌人把全部力量集中在一点的时候，善于避免同这个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公开作战，另一方面又善于利用这个敌人的迟钝，在敌人最难料到的地方和时间突然攻其不备[《火星报》第4号所载《从何着手?》一文。不站在革命前夜观点上的革命文化派，是丝磨也不会因长期的工作面感到不安的，——纳杰日丁这样写道(第62页)。关于这一点，我们要说：假使我们不能规定出一种预定要进行很长时期的工作，同时利用这种长期工作的过程，使我们党在任何意外情况下，在事变进程无论怎样加速的情况下，都能站在自己岗位上，履行自己的职责的政治策略和组织计划，那我们就简直会成为可怜的政治冒险主义者。只有从昨天起才以社会民主党人自命的纳杰日丁会忘记，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要根本改造全人类的生活条件，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决不应当因长期工作的问题而感到不安。——编者注]。专为应付爆发和街头斗争，或者专为应付日常的平凡的斗争进程来建立党的组织，将是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时刻进行平凡的工作，同时又应当时刻准备着应付一切情况，因为爆发时期转变为平静时期往往是几乎无法预料的，而在可能预料的场合，也不能利用这种预料来改造组织，因为这种转变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发生得非常迅速，有时竟会由于沙皇的扬尼恰尔[扬尼恰尔是十四世纪苏丹土耳其的一种享有特权的步兵，于1826年取消。扬尼恰尔掠夺居民，残暴异常。列宁把沙皇的警察叫做扬尼恰尔。——编者注]一个晚上的袭击而发生。并且革命本身，也决不能想象为单一的行动(纳杰日丁之类的人大概觉得就是这样的)，而应当看做是比较激烈的爆发时期和比较沉寂的平静时期的几次迅速交替的过程。因此，我们党组织的活动的基本内容，这种活动的中心，应当是在最激烈的爆发时期和完全沉寂的平静时期都可能并且必须进行的工作，这就是阐明各方面的生活、深入广大群众并在全俄范围内统一起来的政治鼓动工作。在现代的俄国，没有一个经常出版的全俄报纸，是绝对无法进行这种工作的。在这个报纸周围自然地形成起来的组织，由这个报纸的工作人员(是按这个字的广义来说，即指一切为这个报纸工作的人)构成的组织，就会真能应付一切：从在革命最低沉的时期挽救党的名誉、威望和继承性起，一直到准备、决定和实行全民武装起义。

事实上，可以看看我们时常在一个地方或几个地方被全部破获的情形。在所有的地方组织缺乏一种共同的经常工作时，这样的破获事件往往使工作间断数月之久。如果所有的组织有一种共同的工作，那末即使遭到最厉害的破获，也只要有两三个坚强的人进行几个星期的工作，就能使新的青年小组同总的中央联系起来，大家知道，这种青年小组甚至在目前也产生得很迅速;——而当这种共同事业虽然遭到破获，但是大家仍然可以看到它的时候，新的小组就会更加迅速地产生并且更加迅速地同中央建立联系了。

另一方面，再拿人民的起义来说。现在大概所有的人都会同意：我们应当想到起义并且准备起义。但是怎样准备呢?当然不能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代表到各地去准备起义!即使我们已经有了中央委员会，那它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采用这种指定办法，也不会得到丝毫结果的。相反，在办理和推销共同的报纸的工作过程中自然形成起来的代办员网[咳，真糟糕!我又脱口说出了代办员这个使马尔丁诺夫们的民主主义耳朵听起来很难受的可怕的名词!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名词没有使七十年代的卓越的活动家们感到委屈而使九十年代的手工业者们感到委屈呢?我喜欢这个名词，因为它明白确切地指出了一切代办员所应当尽心竭力为之服务的共同事业;假如必须用另一个名词来代替它，那我也许只会选定工作人员这个名词，只是可惜这个名词会使人感到有点文人习气，并且意思上有点模糊不清。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军事化的代办员组织。不过，那些为数甚多的(特别是在国外)、喜欢互封领袖的马尔丁诺夫，尽可以不说办护照的代办员，而说革命家护照供给事务局总办等等。——编者注]，却不需要坐待起义的口号，而会进行能够为它在起义时获得胜利提供最大保证的经常性工作。正是这种工作会巩固同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及一切不满意专制制度的阶层的联系，而这对于起义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会养成一种善于正确估计总的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善于选定起义的适当时机的能力。正是这种工作会使所有的地方组织都善于同时对那些激动整个俄国的同一政治问题、事件和变故有所反应，并且尽可能有力地、尽可能一致地和适当地回答这些变故，——而事实上起义也就是全体人民对政府的最有力、最一致和最适当的回答。最后，正是这种工作会使全俄各地的革命组织都习惯于彼此发生一种能使党在实际上统一起来的最经常而又最秘密的联系，——如果没有这种联系，就没有办法来集体讨论起义计划，并且没有办法在起义前夜采取必须严守秘密的必要的准备步骤。

总而言之，全俄政治报计划不但不是沾染了学理主义和文人习气的人在书房里幻想出来的东西(象对它没有仔细加以考虑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从各方面立刻开始准备起义、而同时又丝毫不忘记自己日常的迫切工作的最切实的计划。

结束语

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可以明显地分作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包括大约十年，大致是1884-1894年。这是社会民主派的理论和纲领产生和巩固的时期。当时俄国拥护新思潮的人还寥寥无几。当时社会民主派是在没有工人运动的条件下存在的，它作为一个政党当时还处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

第二个时期包括三四年，即1894-1898年。这时社会民主派已经是作为社会运动，作为人民群众的高潮，作为政党出现了。这是它的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知识分子纷纷热中于反民粹派的斗争，纷纷到工人中去，工人纷纷热中于罢工，这种趋势象流行病一样迅速地传布开来。运动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大多数领导者都是些很年轻的人，远远不到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是一种天然界限的那个三十五岁的年纪。他们因为年纪很轻，在实际工作方面缺乏修养，很快地就退出了舞台。但他们的工作规模大都是很广阔的。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开始具有革命思想时，是抱着民意党人的那种观点的。他们在少年时代，差不多全都热烈地崇拜过从事恐怖行动的英雄。当时要抛弃这种英雄传统的令人神往的印象，必须进行斗争，必须与那些始终坚持民意主义而深受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敬重的人决裂。斗争迫使人们学习，阅读各种派别的秘密著作，努力研究合法的民粹主义的问题。在这个斗争中训练出来的社会民主党人到工人运动中去进行工作了，同时他们一分钟也没有忘掉启发了他们的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1898年春天成立了党，这是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人所做的一件最突出的、同时也是最后的事情。

第三个时期(1898—?)，我们已经看到，在1897年就开始准备，而在1898年完全替代了第二个时期。这是混乱、瓦解和动摇 的时期。人在少年时代，嗓子要发生变化。同样，这个时期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嗓子也发生了变化，它发出了不正的声调，这种声调一方面表现在司徒卢威和普罗柯波维奇、布尔加柯夫和别尔嘉也夫等先生的著作中，另一方面表现在弗·伊—申和尔·姆·、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的著作中。但是向四面走散和向后退走的只是领导者，而运动本身还是继续增长，大步向前迈进。无产阶级的斗争把越来越多的新的工人阶层包括进来，并且扩展到全俄各地，同时，又间接地促使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活跃起来。但是领导者的自觉性却屈服在广阔的强大的自发高潮面前了;这时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占优势的已经是另外一批活动家，他们差不多仅仅是靠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教育出来的，而群众的自发性对他们的自觉性的要求越高，这样的刊物也就越加显得不够。领导者不仅在理论方面(批评自由)和实践方面 (手工业方式)都落在运动的后面，并且还企图用各种响亮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落后性辩护。社会民主主义被那些出版合法书刊的布伦坦诺派和出版秘密书刊的尾巴主义者降低为工联主义。《信条》纲领开始实现，特别是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手工业方式使那些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潮活跃起来的时候。

因此，假使读者责备我把一个《工人事业》杂志谈得太详细了，那我就要回答说：《工人事业》杂志所以具有历史的意义，是因为它最突出地反映了这第三个时期的精神[我还可用一句德国谚语来回答：Den Sack schlagt man，den Esel meint man， 用俄国的谚语说就是打猫吓媳妇。不仅一个《工人事业》杂志，而且大批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家都醉心于时髦的批评，在自发性问题上颠三倒四，在对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的见解上离开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而陷入工联主义的观点。——编者注]。真正能够代表混乱和动摇，真正能够代表那种无论对批评、经济主义或恐怖主义都决心让步的态度的并不是彻底的尔·姆·，而是随风倒的克里切夫斯基们和马尔丁诺夫们。这个时期的特点并不是什么绝对原则的崇拜者傲然轻视实践，而是狭隘的实际主义与完全忽视理论的态度相结合。这个时期的英雄们所于的事情，与其说是直接否认伟大的字眼，不如说是把它们庸俗化：科学社会主义已经不成其为完整的革命理论，而变成了人们自由地把各种德国新教科书里的液体渗进去的混合物;阶级斗争的口号不是推动人们向前去从事日益广阔、日益积极的活动，却成了安慰人心的手段，因为据说经济斗争是与政治斗争有着分不开的联系的;政党的观念不是号召人们去建立战斗的革命家组织，却成了替一种革命的官样文章和民主的儿戏作辩护的口实。

第三个时期什么时候完结，第四个时期(不管怎样，现在已经有许多征兆预示着它的到来)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还不知道。这里我们已经从历史的领域进入现在的、一部分是将来的领域。但是我们深信，第四个时期一定会使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巩固起来，深信俄国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度过危机而变得更加坚强和更加壮大，深信机会主义者的后卫队一定会被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锋队所代替。

作为实现这种代替的号召，同时也为了把上述一切加以归纳，我们对于怎么办?这个问题，可以作这样一个简单的回答：

结束第三个时期。

写于1901年秋—190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