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民族与国族：从汉服热说起

“货币是公认的‘国家名片’，人民币上出现‘大团结’图案，绝非随意而为，而是有深刻政治含义。”

一

近年来，汉服运动持续升温，与之相关的讨论也日趋激烈，这使得原本并不突出的国族与民族问题，重新变得紧迫与敏感起来。

在此背景下，如何正确认识民族与国族的内涵边界，如何在当代文化与政治实践中把握好二者关系、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就成为必须厘清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

先说说民族。

民族是基于历史渊源、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认同形成的自然文化共同体，侧重族群性、文化性与地域性，是人类社会长期演化的产物。

界定民族的核心是文化归属。同一个民族可分布于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也可包含多个民族。

例如，蒙古族广泛分布于中国、蒙古国等国家，藏族、维吾尔族等是中国境内具有独特文化与历史传承的民族，均以文化特质为核心标识，属于典型的民族范畴。

国族则是与现代国家相伴而生的政治共同体，以国家主权为边界、以国民身份为基础、以共同命运与集体认同为纽带，兼具政治属性、国家属性与统一性。

对多民族国家来说，国族是整合内部族群、凝聚全民共识的核心载体，是超越单一民族的更高层级共同体。

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国族”概念，但他曾深刻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这一论述揭示，民族的存在与发展，始终与更广阔的社会共同体、国家共同体紧密相连。

列宁也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

革命导师的这些论述，为我们认识国族的整合功能、把握民族与国族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理论学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教授、民族主义研究权威学者安东尼·D·史密斯，以族群—象征主义理论系统阐释了民族与国族的生成逻辑。他认为，国族是多族群国家通过调适与整合形成的统一民族，并非同质化的单一族群，而是包容多元、凝聚一体的政治与文化集合体。

那么，民族与国族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简言之，民族是构成国族的基础，国族是民族存续发展的保障，二者统一于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之中。

作为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处理民族与国族关系的实践最具代表性——

中华民族是国族，涵盖境内所有民族，是国家层面的统一认同；汉族、满族、蒙族、藏族、壮族、回族等56个民族是文化族群单元，保留各自的文化特色。

这种“多元一体”格局，既避免了单一民族主导的同化主义，也杜绝了族群分裂的碎片化风险，是民族与国族关系的理想形态。

从世界范围内看，民族与国族的边界与关系直接决定国家稳定。

欧洲单一民族国家中，民族与国族高度重合。如法兰西民族与法国国族、德意志民族与德国国族；而美国、印度等多民族国家，均以“美利坚民族”“印度民族”为国族整合境内族群，本质都是以国族超越民族差异，维持国家统一。

在多民族国家中，如果民族整合为国族的努力失败，每个民族都追求各自的排他性的国族地位，则必然会导致国家解体，甚至会爆发内战，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都是如此。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国族建构开启了全新阶段，汉族形象与中国人形象的高度重合，成为这一时期国族塑造的核心特征。

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便是第三套人民币“大团结”图案——

画面C位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身着简约、朴素、统一的现代服装，无鲜明民族服饰特征，却成为新中国国族的视觉符号——这一形象本质是汉族以去民族化、去特殊性的表达，承载起国族的现代性、革命性与普世性。

货币是公认的“国家名片”，人民币上出现“大团结”图案，绝非随意而为，而是有深刻政治含义。

在这一图案中，汉族未以传统服饰凸显民族特质，并非弱化民族身份，而是主动承担起国族形象界定者的责任。

这种选择契合了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求：国族形象需要摆脱传统束缚，彰显革命底色、现代追求、以及各民族共同进步的方向，成为凝聚全国人民的精神旗帜。

在汉族同胞身后，身着传统民族服装的少数民族，在视觉上呈现出文化传统性。

这种差异并非等级区分，而是国族建构中现代性引领与多元性并存的体现——少数民族保留文化传统，汉族锚定国族发展方向，二者共同构成“传统与现代共生、多元与一体统一”的国家图景。

这一格局的形成，是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选择。

1840年以来，中国面临救亡图存与现代化转型的双重任务，国族建构必须突破传统族群壁垒，以统一的现代国民身份凝聚力量。

从近代历史看，汉族地区最先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先出现了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所有这些决定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主要都发生在汉族地区，参与这些历史事件的人口中，绝大部分来自汉族，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杰出人物与仁人志士，绝大部分也来自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