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阅读了小说《遥远的救世主》。这并不是一本新作，只是最近才有空把它通读了一遍。
这部因商战、哲学思辨与“文化属性”等概念引发广泛讨论的小说，被誉为“理解商业和探索人性的钥匙”。由该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天道》获豆瓣9.2高分，成为现象级作品。至今，仍有许多人对此津津乐道，并以赞同的口吻引用主人公丁元英的一些经典名句。
客观地说，这部小说是用心之作。关于私募基金的运作，关于商战的智慧，关于音响的知识与音乐欣赏，关于人物个性的描绘，以及刑警业务的叙述等等，作者都下了功夫，达到了令人信服的严谨的专业水准。作品的思想性与文化属性，更是作者着力打造的特点，使得这部小说特征突出，分量很重，在形形色色的小说中显得鹤立鸡群。丁元英看问题的透彻、高人一筹的深谋远虑，确实能够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尤其是女主角、刑警芮小丹在和偶遇逃犯的战斗中殊死搏斗，身负重伤，就在战友来援、胜局已定之际却举枪自尽，让人悲怆，令人震撼，催人泪下！
但是，通读下来，思考一番，感觉这部小说虽然质量上乘，堪称力作，却存在着重大缺陷——崇洋媚外。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器物，二是文化。
关于器物。书中对于德国城市的描绘，高级音响与唱片的描绘与选购，警用手枪与德国手枪的对比，丰田越野车与北京吉普的比较，西方与日本的产品均处于碾压性的优势。
关于文化。如果说，那个时代中国器物的落后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么关于文化的自卑则是主观上的民族失败主义和民族自卑心理的显现。主角丁元英对西方音乐的迷恋与崇拜，洋溢于字里行间，还夹杂着对民乐的贬低与排斥。芮小丹与罪犯王明阳关于基督教义的对话，让读者感受着基督教的崇高神圣与直击灵魂的深刻。丁元英对于耶路撒冷的畸形的、超乎寻常的看重，同样体现了他对于西方宗教与西方文化的顶礼膜拜。
这还不是主要的。关于文化，重点是丁元英对于中华文化的心怀偏见的定性与责难。
在与五台山智玄法师的对话中，丁元英系统地表达了对于中华文化的基本看法。他说中华文化“死结就在一个靠字，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他还说，中华文化“是皇天在上的文化，是救主、救恩的文化。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从骨子里就是弱势文化属性，怎么可能去承载强势文化的政治、经济？衡量一种文化属性不是看它积淀的时间长短，而是看它与客观规律的远近。五千年的文化是光辉，是灿烂，这个没问题。但是，传统和习俗得过过客观规律的筛子。”
此言大谬！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
中华文化，固然有其弊端与缺陷，但其在本质上博大精深，无与伦比，与丁元英的看法截然不同。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而非等靠要，才是中华民族的底色与基本属性。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追日、愚公移山、后羿射日、钻木取火、大禹治水、仓颉造字、盘古开天地、神农尝百草、伏羲造八卦……这才是中华民族的特征与精神追求。在自主性与主动性的基础上自我拯救、改天换地的故事，不绝于中华史册。这正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基本因素。
而西方呢？他们是靠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大洪水中等待诺亚方舟的救援……就连救世主这个词汇，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除了靠神仙考上帝，西方人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就是掠夺，以残害、抢劫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为代价，谋取自己的富裕生活，这是典型的丛林法则，绝非经过进化的人的文明。而丁元英和作者对此却没有哪怕只言片语的批评。
整部作品，充斥着崇洋媚外的气息，充斥着西方行而中国不行、西方好而中国不好的气息。丁元英的那些貌似深沉深刻的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是经不起推敲、经不起检验的。这给读者带来的，绝不是什么好的影响，而只会让他们进一步消减文化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说，错误的东西，它的质量越是优秀，其危害就越大。
总而言之，这部小说成之于术，失之于道。而道的阐述与体现，恰恰是作者最在意、最着力的重点所在，可惜由于思想方向的错误，最终的结果还是未能把真正的大道做出正确的阐释。对于这部小说而言，这是根本性的塌陷，可谓瑜不掩瑕。
可以谅解的是，本书出版于2005年，那时的崇洋媚外、妄自菲薄的思潮，依然是社会思潮的绝对主流，不可避免地给这部小说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可以说，作者沉溺、顺从于社会思潮而未能登高望远，超越时代局限。
这让我想起了毛泽东对于中医的看法。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贬斥、否定中医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主流思潮，比如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宋美龄、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郭沫若等等，都反对中医，有病也不看中医。而当时只有二十来岁的毛泽东却客观地指出，中医、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这就说明，毛泽东在认知中医的问题上，并不苟同当时的社会思潮，他超越了时代局限。
文学作品，来自生活，高于生活，优秀的作品更应如此。唯望从今以后，作者能够登高望远，把握大势，在新的作品中展现文化自信的基本立场与昂扬态度。如果引用丁元英自己的说法——“传统和习俗得过过客观规律的筛子”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进和东西方局势的演变，“客观规律的筛子”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加优秀，更有韧性，更具有生命力，更具有包容性。目睹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科技的进步、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无一不印证着中国文化的博大和优秀。这样的事实越来越多，越来越有力，汇成了不可阻挡的东升西降的大趋势。趋势演进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人类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构建一个更加公平、正义、和谐、繁荣的国际新秩序。
这个越来越清晰的事实、这个越来越突出的趋势，不是有力地证明了丁元英的基本论断的错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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