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金石录》背后的金石情缘

古人所说的“金石”，既可特指研治钟鼎碑铭的专门之学，又能比拟男女坚贞不渝的爱情。在近期举办的“情比金坚——攟古继美：上海图书馆藏苏州潘氏典籍文献展”上，首次同时展出了分藏于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的两部南宋淳熙年间龙舒郡斋刊刻的《金石录》。其中国家图书馆所藏为三十卷足本，是现存唯一也是最早的《金石录》宋刻全本；上海图书馆所藏仅残存十卷，但因递经诸多名家的品鉴庋藏，留下了大批题识印鉴，同样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价值。两部宋刻《金石录》的同台展出，是极为难得的文化盛事。

仔细爬梳这部金石学奠基之作的撰着始末和流传经过，可以发现其中还呈现了三对夫妇的深厚情缘。

第一对夫妇是《金石录》作者赵明诚及其妻李清照。就家庭背景而言，两人其实存在极大的差异。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受知于苏轼而名列苏门“后四学士”之中（韩淲《涧泉日记》卷上），赵明诚之父赵挺之却被苏轼斥为“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宋史》本传）。因此当李格非卷入党争而遭到黜免时，赵挺之丝毫不为所动而冷眼旁观，李清照为此发出过“炙手可热心可寒”（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九）的悲叹，与赵明诚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就个人才情而言，两人也相去悬殊。李清照不仅在女性作家中首屈一指，其自成一格的“易安体”即使与男性文士相较也不遑多让，“为词家一大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八）。赵明诚在创作方面则乏善可陈，面对妻子只能“自愧弗逮”（伊世珍《琅嬛记》卷中）。不过在考校金石方面，他们终于找到了志趣相投的契合点。李清照晚年追忆昔日“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金石录后序》）的场景，尽管只是一些日常琐屑，依然情难自已。《金石录》在赵明诚生前并未完稿，最终依靠李清照在颠沛流离中的细致保存和反复补苴才得以写定。因此作者署名虽为赵明诚，但李清照“亦笔削其间”（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完全可以视为两人的合作成果。

第二对夫妇是清代中叶的阮元及其侧室刘文如。阮元既是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又是术有专攻的学界领袖。刘文如虽出身寒微，却多才多艺，不仅“工绘事”（汪鋆《扬州画苑录》卷四），其诗作还得到过评论家的激赏，以为“具此胸次，安得以巾帼中人语目之”（法式善《梧门诗话》卷十六）。更难能可贵的是她还从事过学术研究，其《四史疑年录》对汉晋人物的生卒做过翔实的考辨。阮元对此不仅大加引导鼓励，称赞她“史传中遥遥华胄，琐琐姻亚，常娓娓言之”（《四史疑年录序》），还直接援引她的研究结论以示肯定（见《揅经室四集·诗集》卷十《赤壁》）。阮元在金石学领域深造有得，撰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两浙金石志》《山左金石志》等。他幼年时就见过这部十卷本《金石录》，数十年后才如愿得以购藏。为资纪念，他不仅自己撰写多则跋语，还约请了不少师友门生赏鉴题识，并让刘文如也借此机会挥毫泼墨。刘文如充分发挥考究史事的特长，在跋文中对赵、李夫妇行事多有推定，尤其是指出赵明诚卒年四十九岁、李清照撰序时五十二岁等，对了解《金石录》的成书颇有助益。

第三对夫妇是受到阮元的盛情邀约为这部宋刻《金石录》题识的清宗室多罗贝勒奕绘及其侧福晋顾太清。太清原姓西林觉罗，因祖父曾卷入文字狱，为避忌起见不得不改换姓氏。两人虽属青梅竹马，但历尽波折与抗争才缔结良缘，所以奕绘在婚后仍不断喟叹“当年尝遍苦酸辛”，“相看俱是梦中人”（《浣溪沙·题天游阁三首》其二）。奕绘博闻强识，尤擅诗词。顾太清的文学天分更加出色，甚至被后人拿来与纳兰性德相提并论，有“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之说（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卷一）。她还着有《桃花引》《桃园记》等剧本，并为《红楼梦》撰写过续书《红楼梦影》，在多个方面都展现出不同凡响的才华。夫妻俩在题识时一诗一词，分工明确。奕绘题写的一首七言古风，称羡阮元精研金石而得此宋椠善本，唯恐自己笔墨拙劣而难与诸家相称，最后以“愿公寿考如金石，宋录秦碑伴烟艇”作结，寄予了美好的祝愿。顾太清则填有一阕《金缕曲》，内容上与奕绘的诗作遥相呼应，着重称道阮元对此书的悉心呵护和深入考订。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最后还提及李清照曾受“讹言颠倒”的困扰，幸亏阮、刘夫妇“算生年、特记伊人老”，才终于使得“千古案，平翻了”。

令顾太清如此感慨唏嘘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首《金缕曲》后来又收入其词集《东海渔歌》，在新增的自注中，顾太清提到“相传易安改适张汝舟一事”，才让人恍然大悟。原来在南宋有不少文献不约而同都提到在赵明诚病逝后，李清照还有一段被迫再嫁，不久却涉讼离异，甚至身陷囹圄的经历。如此不堪回首的遭遇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同情，甚至“传者无不笑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然而是否确有此事，在明清时多有异议。有人觉得赵、李夫妇志同道合，“故相亲相爱之极”，“不知胡为有再醮张汝舟一事”（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七《李易安》），对此感到难以理解。还有人旁搜远绍，细致排查李清照的生平，强调“易安为嫠行迹，章章可据”，斥责宋人所述“不明是非”（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根本不相信会有再嫁之事。刘文如尽管没有直接涉及再嫁的问题，但在跋语中点明李清照在当时已届天命之年，是否真有那段惨痛的经历，确实令人不免生疑。顾太清对李清照的不幸感同身受，在词作中生发议论，实际上也与明清两代为李清照辩护的风气日渐炽盛相关。不过这场争议并没有就此盖棺论定，近代以来承袭各家辨诬意见并再做引申发挥的学者固然不在少数，但也有学者重新审查此事的来龙去脉，认为宋人的记载更为可信，清代学者的翻案文章只是“以清朝的伦理观去绳宋朝的女子”（王辉曾《李清照改嫁考》），“其原因不外两点：一是爱才，二是封建观点”（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辨》）。李清照在孤苦无依时选择再嫁本就无可厚非，遭受欺骗更值得同情。后世辨诬者的初衷虽然可以体谅，却不免用“从一而终”的迂腐观念来苛责古人。

顾太清在题词时对“讹言颠倒”的世相深恶痛绝，绝不会想到类似的情形竟然也会降临到她本人身上。奕绘在四十岁时因病去世，深陷家庭纷争的顾太清无奈带着年幼的子女搬离王府，各种流言蜚语就此潜滋暗长。尤其是晚清名士冒广生用了不少暧昧含混、模棱两可的言辞，屡次将顾太清与嘉庆、道光年间的着名诗人龚自珍牵扯在一起，诱导读者浮想联翩。况周颐已经委婉地批评过冒氏“乐其新艳，不加察而扬其波”（《东海渔歌序》）。可不及深究的读者往往信以为真，导致顾太清“出轨”的谣言愈演愈烈。曾朴在《孽海花》里便加油添醋，凭空捏造出一段龚、顾的隐秘情史，还无中生有地推断龚自珍最后暴毙，其实是被获悉两人私情的奕绘派人追杀所致。幸亏清史专家孟森挺身而出，逐一批驳流言的依据，指出奕绘夫妇“伉俪之笃，两人集中互见之”，“备见家庭之乐，琴瑟之好”，而在龚自珍去世前，“贝勒已殁，何谓为寻仇”（《丁香花》），所谓派人追踪毒害纯属捕风捉影。

李清照“再嫁”和顾太清“出轨”的性质尽管迥然不同，却同样反映出女性生存境况的困顿，以及世人在评判女性时所取标准的偏狭，正如吴昌绶在读到顾太清的《金缕曲》时所说的那样，“才媛不幸，大抵如斯。异代相怜，端在同病”（《陈士可藏本〈东海渔歌〉题记》）。

赵明诚与李清照、阮元与刘文如、奕绘与顾太清这三对夫妇，其实彼此在家世背景、个人经历、才情学识等方面都存在许多差异，但他们还是因为有着共同的志趣，相互欣赏，彼此护持，最终冲破重重阻碍。仔细翻阅这部《金石录》，耐心寻绎这些序跋题识背后的故事，不仅令人对这些才华卓异的女性肃然起敬，更使我们对他们真挚缱绻的夫妇情缘有更为真切深入的了解。

（作者：杨焄，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