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忆：美国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依旧高企

美国最高法院于2026年2月20日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宣告特朗普政府此前依据该法律推出的一系列关税措施违法。这一裁决直接收缴了特朗普最称手的单边主义贸易武器，对特朗普关税政策而言是一次重大打击。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日前也证实，将从当地时间2月24日起停止收取依据该法律征收的进口商品关税。

然而，就在裁决公布当天，特朗普宣布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商品加征10%进口关税，有效期150天，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次日，特朗普又宣布将税率提升至15%。同时，特朗普政府还将利用301、232等调查继续征收关税。尽管特朗普的关税大棒遭遇司法挫败，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贸易风险的终结，反而正在引向一个更加复杂混乱的新阶段。

美国国内角力加剧

最高法院的裁决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激烈的政治博弈与利益纠葛。民主党与商界将此次裁决视为“重大胜利”，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等人借此呼吁“结束贸易战”；然而，美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迈克·约翰逊则表示，国会和联邦政府将在未来几周就“最佳前进道路”作出决定。由于最高法院仅对2025年实施的大部分关税作出了违法判定，这并不妨碍特朗普政府继续推出其他备用关税工具以达到其政策目标，特朗普公开宣称“最高法院的裁决反而使总统在监管贸易和征收关税方面的权力更加强大、更加明确，而不是削弱”。可见，美国国内围绕关税政策的角力远未平息。

更大的风暴还在美国联邦政府和企业之间酝酿。尽管美国政府此前多次表示“关税由外国出口商承担”，但多项研究表明，加征的关税实际上主要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预算模型的测算结果，若把后续时间段与调整因素一并计入，潜在退款金额可能超过1750亿美元。法庭记录显示，美国已经有超过1000家企业加入法律诉讼，要求政府返还已缴纳的关税。但退税流程绝不会一帆风顺，企业需要把握时间窗口期提出抗议并请求退款，而且预计后续不仅需要提交大量文件，追回资金的过程还将耗时数年。美国进口商与政府可能围绕退税展开旷日持久的斗争，这将给联邦财政和司法系统带来更大负担。

此外，特朗普政府多次急调关税税率，致使政策波动频繁，也增加了企业正常经营的风险压力，加剧国内市场的不安和混乱。伦敦证券交易所数据显示，过去6个月，美国本土投资者已从股票产品中撤出约750亿美元，其中仅2026年初以来就流出了520亿美元，可见投资者对美国市场的信心正在快速流失。

国际关系信任受损

最高法院的裁决一定程度上为极端的单边主义行为踩下“刹车”，为国际社会争取到宝贵的缓冲和应对时间，各方对此表示欢迎，但也保持了必要的谨慎。随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新规”，在美国及其传统盟友之间又撕开了新的裂痕。

新加征的15%关税对各个国家及地区的影响不尽相同，各方在双边层面将开启新一轮拉锯与试探。“全球贸易预警”网站基于2024年数据进行了测算，若按照新的15%关税税率，先前被征收高额关税的巴西、中国、印度等国将获得更大幅度的关税下调。先前被征收较低关税的国家反而需要支付更多关税，这涉及的主要是美国核心盟友，如英国输美商品关税将提高2.1%，意大利、新加坡、法国的提高幅度超过1%，欧盟整体将提高0.8%。这些国家和地区断然不会轻易接受这样的变化，未来还会与美国进行更多经贸博弈与谈判。

对美国盟友而言，频繁摇摆的关税政策、快速切换的关税工具，其破坏性甚至超过高关税本身。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此前通过增加投资、购买能源等方式换取了部分关税豁免的承诺，但这些承诺的可信度却因政策的摇摆与反复而大打折扣。欧盟委员会在裁决公布后呼吁美方维持“贸易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希望美方明确将采取哪些措施来回应裁决。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更是暂停批准欧盟与美国贸易协议的相关工作，并推迟了原定于24日举行的关于该协议的投票。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直言，企业需要的是“可预测性”，而不是“法律斗争”。日本政府高度警惕对美出口出现混乱，正向美方确认详细信息，其国内也出现了担忧国际社会加速远离美国的声音。韩国表示将继续与美国进行磋商，以维护两国之间的“利益平衡”。印度则采取了更为谨慎的姿态，原本计划3月签署的印美贸易协议被搁置，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前往华盛顿。这表明，美国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缺失，正在进一步侵蚀其与贸易伙伴之间的互信基础，并直接损害其经贸谈判的公信力和有效性。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面对美国朝令夕改的政策变动，联合自强才有希望。巴西总统卢拉呼吁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并肩，以多边主义对抗单边霸凌，以团结应对挑战。墨西哥也将谨慎分析美国新关税措施的影响范围，避免仓促反应影响拉美地区经济稳定。

全球经贸逻辑重塑

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其三权分立权力结构的一次“校准”，明确征税权属于国会，总统无权借“紧急状态”之名无限扩张权力，体现了司法系统对行政权力的实质性制衡。此前许多国家忌惮美国总统随心所欲加征报复性关税的巨大不确定性，不得不在谈判中作出妥协。而随着这种“不确定性威胁”被司法力量削弱，特朗普关税政策选择的可预测性一定程度有所提升，美国要想继续在贸易谈判中“单边施压”，效果将大不如前。这意味着未来各国与美国的贸易谈判能在更平等的基础上开展，主动权和谈判筹码有所增加。

不过，尽管裁决限制了特朗普随意挥舞关税大棒的能力，但他的工具箱中还有许多管用的武器：短期内依托122条款施加即时压力，实现关税政策的缓冲过渡；中长期可能将政策重心转向301条款（针对“不公平贸易行为”）、232条款（以“国家安全”为由）等程序上完备、目标上精确的关税工具，聚焦特定行业和特定贸易伙伴，实现从“全面覆盖”到“精准打击”的转变。需要注意的是，新的关税大棒因具有更明确的法律依据，需要履行更完备更复杂的法定程序，一旦确立往往便趋向于长期化、制度化，这加大了国家间妥善解决贸易摩擦的难度，使得国际贸易环境更加动荡且充满“政治算计”。

应该看到，特朗普政府挑起的关税战、贸易战不会因为一纸裁决就轻易结束，只是更换了打法，并会在新的讹诈筹码加持下掀起更大风浪。在“不确定性”成为最大“确定性”的当下，各国须做好应对长期贸易摩擦的准备，在捍卫多边主义的进程中主动探寻生存与发展之道。

【作者：孙 忆，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