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毛主席那个时代不读书，尤其不读古书，大老粗掌印把子，难怪要出问题。
大老粗能不能掌印把子我们先不谈，这篇文章我就和大家聊一聊那个年代究竟读不读古书。其实，从1960年开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就推出了《中华活页文选》， 1960—1966 年，活页文选累计出版 100 组、5 辑合订本；1966年之后停刊，1973起复刊，内容偏向 “评法批儒”。活页文选特点是，单组 10-20 页，无封面，大 32 开本，每组收录 1 – 数篇古籍名篇，内容包括从先秦诸子、《史记》《汉书》，到唐宋八大家、历代诗词文赋，可以说是筛选文史哲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经典篇目，并配作者介绍、页下详注、白话译文，单册 3-5 分，价格极低。相比专业古籍多为繁体竖排、无注释，价格高且阅读门槛极高的特点，活页文选，可以说是兼顾便携性、实用性与文学性，成为无数人接触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一本启蒙读物。
至于那特殊的十年究竟读不读书，北大中文系的李零教授，1948年生人，在考古、文献、思想等领域均颇有建树，既是历史的亲历者，又是业内人士，他的观察很有意思。他在《我读论语》一书的自序中说：“大家不要以为，那十年就是不读书，特别是不读古书。其实，举国若狂读古书，特别是读《论语》，恰恰就是那一阵儿。我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文科的知识分子，包括现在被捧为大师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卷入，所有古书也是翻了个底儿掉。就连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它们的整理出版，也是乘了这股东风。”
是的，就是在今天许多人认为的，文化被大破坏的那十年，恰恰是读古书最多的年代，甚至到了但凡识字的，全民皆读的地步。究其原因，基础性的，一是教育的普及，二是大批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古书阅读的普遍化已经有了相应的土壤——比如四大名著，就有条件从专门场所听说书人讲，到通过广播反复的听评书，甚至自己去阅读。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那十年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及水浒好就好在投降等现实的需要，引发了人们的阅读热情。为了响应这些需要，许多针对性的各种文选，被集结成册后，大量翻印、下发，类似《荀子选》、《历代法家著作选》、《论语》等等，同时群众性的阅读小组，又写了大量的读后感，进一步推动了更深层次的阅读，可以说，几乎所有干部、学生、工人，还有不少的农民都参与其中。
今天，许多人诟病那时的阅读，搞影射史学，有许多强行关联的内容，但放到今天看，“批判式阅读” 让无数人第一次系统接触这些古籍的原文，并引发了人们深入思考的兴趣，算是一次难得的对中华优秀文化的普及。更何况，退一万步说，即便是批判性的阅读，也比新世纪之后将《论语》当心灵鸡汤读要强吧？尤为重要的是，当时提出的，古为今用，以唯物辩证法研读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这一原则难道有任何问题吗？反观今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仅有的古文的阅读恐怕就是初高中语文课本的古文部分了。
聊到这儿，我们不禁要问，历史的真实和大家头脑中的印象，为什么就反差这么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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