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梁启超在《论中国之将强》开篇说，西方列强想征服东方某国的时候，其议院、其报刊天天都在嚷嚷那个国家政治如何腐败，纲纪如何紊乱，官吏如何渎职。西方列强想奴役一个人种的时候，其议院、其报刊天天都在嚷嚷那个人种性格如何野蛮犷悍，教化如何堕落黑暗，风俗如何腐化糜烂。在这种强大的舆论攻势之下，全世界的仁慈之士都想施之以拯救之恩，蛮横之士都想趁机征服之奴役之改造之。（参见《梁启超全集·一》99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像所有东方国家一样，中国也是被西方列强征服掠夺过的国家，像所有非白色人种一样，咱们黄种人也是被西方列强征服凌辱过的人种。所以，西方国家的各色人等，出于征服、掠夺、凌辱、奴役之需要，对于咱们黄种人和中国国民，也发表了无数负面的描述和评价。
中国国民劣根性这道精神枷锁，就是首先由西方殖民者精心锻打制造，然后由一部分中国精英学者给中华民族戴上的。
在戊戌政变之前，中国代表性的精英人物诸如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等都是坚定的“中体西用”论者，他们跟西方文化霸权保持着不失尊严的距离，基本上不认可殖民主义者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刻意妖魔化的东方形象。一位西方人说：“中国人把英国人当作野蛮人，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文明人；英国人也普遍把中国人当作半野蛮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各民族中最文明的。”（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76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由这条描述不难看出，当时的中国精英的确曾经将前来提出各种殖民要求的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看作野蛮人。
跟英国人把未能满足他们全部愿望的中国人看作野蛮人相比，中国人把他们看作野蛮人显然是更加具有理由的，因为踏上中国领土的英国人，对中国人所干的都是逼迫、侵害、掠夺、屠杀、割地、设租界、强行传教等等野蛮勾当。
而英国人以及所有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人所发表的各种评价，不过是狼为了吃掉羊所抛出的一种说辞。
有一只狼先是说羊在河里喝水污染了他的水源，所以要问罪于羊。
那只可怜的羊辩解说：“我在下游喝水，你在上游喝水，我怎么会污染你的水源呢？”那只狼于是恶狠狠地说，总之我要把你吃了，而不再挖空心思编造别的理由。
人类的伟大在于能够建构庞大的符号体系，能够编造各种自欺欺人的说辞。西方殖民者对所有非西方世界都张着血盆大口，像那只狼一样恶狠狠地说：“总之你们的国民性很肮脏，我得把你们这些不文明的劣等种族全给吃了，以便造福于文明世界。”
随着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的节节败退，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他们在文化上抵制殖民者文化入侵和精神摧残的努力很难长期奏效。一个弱者在面临绝顶危机时难免随之出现精神崩溃。这样的全面崩溃出现在戊戌变法失败和八国联军屠杀之后。
戊戌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转折性事件，它使得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按照现代性价值理念改造中国、壮大中国的愿望遭遇重大心理挫折，从此以后，他们对于通过迅速的富国强兵举措来抵制西方的屠杀与掠夺完全绝望。
借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十至十一）》，《鲁迅全集》3卷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正是这种被打败而又看不到反败为胜的希望，中国社会才出现了广泛的精神崩溃。
中国精英群体在文化信心和民族信心崩溃之后，不得不接受了西方殖民者的文化霸权及其对中国的妖魔化描述，不得不从精神文化、民族性格甚至人种层面为中国的失败与绝望寻找原因。
从此以后，这只无辜的羊真的认为自己国民性很肮脏，甚至常常怀疑自己确实污染过狼的水源，“否则那只狼为什么非得吃掉我不可呢？”——这只可怜的中国羊一百年来常常进行这样的现代性反省和人文思考。
以诞生于1902年的梁启超《新民说》为标志，中国精英人物逐步认可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许多批评。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鲁迅则将“国民性批判”发展为对“传统文化”和民族实体的全面批判。
在这个声势浩大的“国民性批判”和“传统文化批判”思潮中，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批知识精英几乎全都声气相投。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蔡元培、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等，竟相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留情地批评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弱点，连一直坚定维护中国文化价值的梁漱溟，也不得不顺应时俗，给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总结出十几条缺陷。
在那个精神崩溃的时代，各路中国精英达成一个共识，大家顺理成章地将“国民劣根性”看作中国不能及时实现现代化的最主要障碍。
由于五四新文化被后来的历史奉为主流，“国民劣根性”学说自然也有幸享有主流文化之尊，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由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为热闹、最为核心的主题之一。
我们这几代读书人都是在这样的教育资源中成长起来的，吃狼奶长大的幼崽，对于捕杀兔子只觉得理所当然，在非洲狮群中长大的幼狮，对于猎杀非洲水牛只觉得理所当然。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几代中国人，对于猛烈批判本民族、本人种、本社会的国民劣根性，也一直觉得理所当然。
而且，我们一直把西方社会和西方人作为我们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最重要的正面资源，看作我们在国民性改造方面的终极目标和理想。往往谁在批评国民性上表现得最为尖锐，谁就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和学者。当年陈独秀、鲁迅都是这样振聋发聩的，后来的柏杨、李敖也是这样脱颖而出的。今天的公知大V，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是，公知大V在国民劣根性之外，增加了第二个靶子：中国体制。
本文系摩罗著《中国站起来》内容，
该书2010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陈智富。
来源：文化战略微信号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责任编辑：向太阳
主题测试文章，只做测试使用。发布者：gqtzy2014，转转请注明出处：https://www.gqtzy2014.com/gqtzy/1338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