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教了四年书，有值得回忆的地方，也有不愉快的记忆。
那几年正号召全面学习苏联，苏联教材像“圣经”一样，等于最高指示了。教师讲课不太可能自由发挥，这一点和解放前非常不同。我基本上是照谢缅诺夫的《中世纪史》教课，现学现卖，像个播音员。这倒也省心，绝对不会出问题。
不过按理说，“全面学习”是说不通的。比如王国维先生是国学大师，他的学问非常好，我们要向他学习。但是他梳长辫子，而且抽烟很厉害，连珠炮一样一天要抽好几包，这些我们没必要学。所谓“学习”就是要学优点，不可能存在“全面”一说。所以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旗帜下，也有莫名其妙的时候。比如，苏联学生上课是六节一贯制，下午两点才吃饭，这和中国的习惯完全不一样。可是也照搬过来，早晨八点钟学到下午两点，中午饿着肚子还得学。再比如“五环节教学制”，上课五十分钟，先五分钟做甚么，再十分钟做甚么，规定得非常细，这种公式化的教学法太机械了。
并且那两年，包括我在内，很多教师都自学俄文，以应大量教材翻译之需。比如清华有位教师叫孙念增，我们中学就是同学，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教程》就是他翻译的，那是标准教科书。不过我倒觉得，俄文教材并不难学。第一，我有英文的底子，学起来要容易得多。第二，英美作品各人有各人的风格，掌握起来要花点儿工夫，可是苏联教材的语言都是“官定”的，或者叫官方语言。比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者“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诸如此类的套话非常多，表述也非常固定，一个字都不错，读起来反而非常省事。所以我翻译的第一本书就是俄文的，叫《太阳系结构学说发展简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因为是苏联出版物，又是讲自然科学的，保险系数要大一点。
不过，学习俄文有时也会犯错误，这一点讲起来也挺有意思。比如当时学校里学《联共党史》，包括我在内，有些人就找来俄文本读。上面发现以后，下了一道命令，说：“学习《联共党史》不准看俄文本！”我想上级的用意也很明显，怕大家把工夫都用在学俄文上，反而忽略了《联共党史》的内容。
等到后来跟苏联闹翻了，苏联教材统统取消，改用教育部自编的教材。我们那几年的俄文也白学了，几十年不用，现在连字母都认不全了。
在西安的日子基本上还算平静，只有1955年赶上了抓胡风集团的运动。和刚解放时的“思想批判”确实大有不同，从思想问题升格为了政治问题，整个的气氛也紧张起来。比如学校里规定，不许出校门，我对这个的印象非常深。因为有一次我的鞋破了，我忘记了这个规定，拎着一只鞋准备到校外的小摊上去修，结果走到门口被警卫拦住了。按理说，这是限制人身自由，应该是违法或违宪的——不过那是资产阶级的法学观，无产阶级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义”、“为了革命的需要”。不能修鞋，那么只好服从了。
再有一次，就是苏联批斯大林的时候。这件事当时对我们是绝对的震撼，用老话讲：那是“动摇国本”的事情。所以有一阵子也是天天学习，气氛很紧张。记得有一次学习，一个年轻的同志问：“既然斯大林有这么大的问题，为甚么在他活着的时候不批判？”系里有一位叫朱本源的先生很有意思，听了也不说话，眯缝着眼睛把头一扬，用手轻轻在脖子上划了两划，意思是：当时要有人提，直接就被灭口了。
这位朱先生比我大几岁，现在得九十多岁了。以前他是中央大学的，毕业以后留美，回来也在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过。后来，他在西北大学教古代史，并且一直留在那里，现在和我还有联繋。他这人有个缺点，喜欢公开地发表评论。因为我们的关系很好，我就劝他谨慎些，别总那么胡说八道的，可他就是嘴上关不住。有一次我们去开会，路上我就跟他说：今天会上可能要提一件甚么事情，“你最好不要发言，扯进去很麻烦。”到了开会，果然提到这件事，哎，他又发言了，说：“来的路上何先生跟我说，关于这件事我不要发言。可我还是要说……”结果不但他发表了意见，而且把我也给卷了进去。
朱先生终其一生都是这样的性格。果然，1958年也捞了个右派的帽子，我倒不觉得意外。
何兆武
1952年底到1956年底，我在西安待了整整四年。虽然每年寒暑假都可以回家，但因为种种原因，我还是愿意调回北京。首先，五十年代的西安生活很闭塞，图书太少，很多想看的书都找不到，对我是个很大的缺欠。其次是生活上的不适应。比如学校里的大喇叭广播，似乎并没有甚么真正重要的内容，但只要一下课就开始放。翻来覆去总那几首歌，不想听也强迫你听，实在是一种噪音污染，让我觉得烦恼极了。印象最深的就是常香玉的豫剧。她是“爱国艺人”，抗美援朝献了一架飞机，广播里就整天放她的《红娘》。所以直到现在，一听到豫剧我就反感。不是豫剧不好，而是先前被迫听得太多，败坏了胃口。
再有一点，西北地方相对落后，不少教师都是外地调来支援的。比如上海交大，差不多分出一半到西安。学校里似乎宗派意识很强，虽然未必是故意的，但语言、习惯上的差异，事实上造成了外地教师和本地教师间的隔膜。记得有个上海调来的年轻人，非常活泼，学了一嘴西安话，可是又说不像。因为我和她很熟了，就劝她说：“你那西安话说的不怎么様，听了还以为是故意出人家的洋相，还不如不说。”就我个人的感觉，我们这些外地调来的教师似乎并没有能真正融入本地的圈子里，始终都是作为“外人”、“客人”存在。这就像你到国外去一样，如果周围只有你一个中国人，哪怕别人并不是故意的，但你自己总会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这一点我始终不适应，于是就想到了回北京，毕竟那里才是我的家。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科学院各个研究所都招兵买马，于是我又调了回来。在历史所，一待就是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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