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贻芳：痛悼钱致榕先生

惊悉钱致榕先生于4月10日在旧金山家中去世，不胜悲痛。这个世界上又少了一个哲人，我也失去了一个导师，一个忘年交。自1981年我在南京大学有幸受教于先生，凡45年，其间在多个人生的关键阶段得到先生的指点、帮助和支持。今年春节还收到他的微信，满满的全是鼓励，没想到这其实是他的临别赠言，感佩之情真是无可言表。

一、他把SCI引入了中国高校，却在晚年说：不该再用SCI评人了

钱先生是着名高能物理学家、教育家，也是优秀的管理者。他曾领导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参加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的TPC/Two-gamma实验，也是欧洲核子中心的L3和CMS实验成员；曾任霍普金斯大学物理系教授、校长特别助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高能物理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创校副校长、理学院院长；创建了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创办了台湾政治大学的博雅书院和中国海洋大学的行远书院等。他一生致力于科研、教育和学术交流，成绩斐然。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门初开，青年人混沌懵懂，钱先生经常在南京大学礼堂给全校师生作报告，也常来物理系座谈、讲课。他既介绍国内外大势，又切中学生痛点地给与建议。通过描绘过去、现在和未来，让大家获得了那个年代极为宝贵的国际视野和历史眼光，得到了人生道路的指引。他学贯中西，风趣幽默，言辞优美流畅又常常极富哲理，年轻人听得如痴如醉，把他当作心中的偶像。 事实上，那时他每年回国，常常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并与国际接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当时有一大批旅美华人学者常常回国，给出各种报告和建议。但他的演讲水平、建议质量及其可实施性显得极为突出，多次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鼓励。

那些年，他正式担任了南大的校长顾问，对教育改革提出了大量建设性的意见，对南大追赶国际水平居功厥伟，也让我们这些学生直接受益。他积极推动建立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经历四十多年的风雨之后，其仍然是两国文化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对稳定和发展两国关系、推动民间和二轨交流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他给南大提的那些建议中，最着名的就是要求教师开展有质量的科研，并以在国外杂志发表SCI文章为指标。南大采纳后立刻见到了效果，文章的数量、质量和国际影响力大幅度提高，许多学科的排名上升为全国第一，包括物理。这个方法迅速传播到全国各高校，虽然大家都取得了突出成绩，但这个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异化为“唯SCI论文“，南大被诟病为大家口中的始作俑者。钱先生后来亲口跟我回忆说，后来的发展不是他能预料到的：在没有SCI时，鼓励大家发SCI是建立高标准；等有了较多的SCI时，应该建立更高的标准。可惜这个更高标准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来，诺奖这个标准又有点太高了。

二、参与创立香港科技大学

1985年我出国到欧洲核子中心后，突然惊喜地发现钱先生及霍普金斯大学也在我们这个国际合作组里，大家都在丁肇中先生领导下从事L3实验。那时每3个月开一次合作组全体大会，钱先生每每会从美国来参加。自此我们开始熟悉起来，经常有机会交流，蒙他不弃，引为忘年交。我们曾一起吃饭、过年、包饺子，也在各式聊天中获得各种养分、教导和鼓励。钱先生待人接物既有老一辈的礼数和讲究，也有美国式的不拘小节、不讲辈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见识广博，见解深刻，也情商极高，特别会讲话。有时他也会演示给我们看，一句话如果是这么讲、而不是那么讲，给人的感觉和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大家都佩服他的见识超群，能力卓着，觉得他是真正“做领导的料”，这个天分如果不用似乎太可惜了。

果然，几年后他决定从霍普金斯大学“停薪留职”，去建设新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学。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认为这对他和香港科技大学都是一个极佳选择。1991年我经过香港时还专门去看他，听他介绍香港科技大学。前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钱先生的回忆录——《敢为天下先》，详细回顾了这段历史及他的心路历程。我参加了在北京的新书发布会，在书中读到了熟悉的钱先生。他以其一贯的理想主义风格，杂以幽默的语言和极有技巧的处事方式，克服了各种人事、经费、规划、基建、学术、教育等各方面的困难，统一了纷繁不同的意见，以坚定不移的意志推动完成了一项似乎不可能按期完成的事业：仅仅三年的时间，实现了从蓝图到招生。这真的是一本好书，所有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大学校长都应该好好看看。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在初创成功之后，他并没有继续留任，完全没有留恋地决然离去，让人感到十分遗憾。以他的能力和对港科大的深刻认识和了解，假以时日，他应该可以把港科大建设得更好，制度更加完善，学术和人才队伍更有竞争力。

在他返美之后，刚好我也到了美国，时常有联系。本世纪初，在我决定回国之前，他邀请我访问霍普金斯大学，既交流了学术，也见识了当地人吃螃蟹的豪爽（美国人居然也吃螃蟹！）。我也观赏了他多年来收集的几十把紫砂壶，了解了收集过程中的一些趣闻轶事。我跟他交谈了对未来的想法，他表示很赞同，与许多人反对不同，他非常支持我回国，并表示会来北京看我。

三、推动大亚湾实验

回国后，我在推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时遇到很多困难，经费缺口较大。为凝聚学界共识，推动项目前行，我们和有关方面组织了一个关于反应堆中微子的香山会议。钱先生听我介绍之后，专程飞来北京参加。会议期间，作为极少数外籍专家之一，他的发言给了大家莫大的鼓励和信心。一天，我在回答质疑时，表达有点过于直接，可能引起对方不快。会后，钱先生过来跟我说，“你不应该这么回答，你应该问他‘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我恍然大悟。之后这件事一直记在心里，虽不能运用自如，但也常常想起，以警醒自己。

那场香山会议虽然取得了学术上的成功，获得各方的共识和支持，但经费缺口仍在2/3左右。为此，钱先生提出会后带我去南方走一趟，利用他曾经担任港科大副校长的身份，游说各方支持。我们一路接触了广州、深圳等地大学和政府等各界人士，做了若干场科普报告。在已故深圳大学牛憨笨院士的协调下，我们得到了深圳市领导的接见，介绍了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的困难，获得了提交书面报告的邀请。这其实是大亚湾实验获得地方政府和企业支持的开端。深圳市政府在审阅了我们的报告并得到科学院的背书之后，表示愿意出面解决经费缺口，并协调了中广核集团及广东省政府的支持。最后，加上我们另外争取的1/3国外贡献，大亚湾实验终于收齐了全部所需经费，得以在2007年启动建设。回想起来，钱先生为大亚湾实验的成功做出了关键贡献，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之后，钱先生也一直关心我们的工作，曾来高能所做报告，对同学们影响极大。可惜由于疫情影响，我们请他来高能所长期讲学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我也曾受钱先生邀请去中国海洋大学做报告，亲身体会钱先生在那里推动博雅教育、建设行远书院的成效。

今年春节，跟往年一样，我们交换着祝贺新年。但特别的是，他还仔细询问了我们一直在推动的环形加速器（CEPC）的事：“加速器事下一步如何走，念念！……机会一瞬即逝……半年治疗完以后，一定去北京看你，你要交账啊！”。我告诉他目前的现状及一些困难，他鼓励说，“幸亏你正壮年，干“，并继续写道，“佛经说‘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勿忘初心，方得始终’，以此相赠”。我感动莫名，当即表示“铭记在心“，但真没想到这是他的临别赠言。现在才知道，春节前后他因癌症化疗，体重大幅度下降，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关心我这个已经不再年轻的学生，给我以极大的鼓励支持，真的让人感激不已，无以回报。

钱先生，您的教诲，我永远铭记在心。您的嘱托，我一定坚持下去。您的初心，我们一起替您完成。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