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为什么美国如此富裕，人民却如此悲惨？

How Can America Be So Miserable When It’s So Rich?

美国经济令全世界羡慕不已。

然而，真正的美国人对自己的经济并不满意，而且他们已经长期对此感到不满了。

这两种说法都是真的，而且坦白说，直到最近，它们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面对如此非凡的经济增长，怎么可能还会持续感到如此悲观呢?

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的GDP增速远远超过欧洲和日本——这两个我们主要的经济竞争对手(不包括印度和中国)。这种差距之大，以至于许多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其经济繁荣程度仅与我们最贫困的州相当。以可支配收入衡量，英国和法国的生活水平，例如，与整体美国相比，更接近于密西西比州——这个至今仍是最贫困的州——而非整个美国的平均水平。

我们常听到中产阶级正在萎缩，但其实这种萎缩背后，是富裕阶层和上层中产阶级的规模在不断扩大。根据经济学家斯科特·温希普和斯蒂芬·罗斯的一项分析，核心中产阶级(即家庭收入介于贫困线250%至500%之间的群体)所占比例从1979年的35.5%降至2024年的30.8%。乍一看，这似乎变化不大，但实际上，这一比例下降了13%。

这并不是因为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在下降。恰恰相反，他们的收入正在提高——而且提高得非常多。在同一时期内，处于贫困或接近贫困状态的美国人(收入低于贫困线150%)的比例从29.7%大幅降至18.7%。中低收入家庭(收入介于贫困线150%至250%之间)的比例也相应下降——从24.1%降至15.8%。

在同一时期，美国中上阶层和富裕人群的占比大幅飙升。1979年，家庭中属于中上阶层的比例为10.4%，其收入介于贫困线的500%至1500%之间。而到了2024年，这一比例几乎翻了两倍多，达到31.1%;富裕人群(收入达到贫困线的1500%及以上)的占比则从微不足道的0.3%跃升至3.7%，增幅超过十倍。

为了让你对这些数字有个直观的了解，以2024年美元计算，将一个三口之家划分为五个收入等级的门槛分别为：4万美元、6.7万美元、13.3万美元和40万美元。

结果是，数量庞大的美国人过着的生活，与前几代人相比显得格外富裕。尽管他们对住房可负担性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抱怨，但总体而言，如今的美国人居住的房屋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更大、更豪华。

曾经的奢侈品——比如中央空调、大屏幕电视、家用电脑和多辆汽车——如今已成为美国社会各阶层(当然，并非所有阶层)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标配。

美国依然是机遇之国。我们依然能够为数千万人创造巨额财富。

我过去常常是那种令人讨厌的人：每当有人对经济的主观低迷情绪做出回应时，我总爱抛出客观的经济统计数据——所有这些都旨在论证：悲观情绪或许确实存在，但这种悲观情绪其实是非理性的。毕竟，即使人们普遍担忧整体经济形势，他们对自己当前的经济状况大多还是感到满意的，不是吗?

另外，这些观点难道不大多带有党派色彩吗?经济乐观与悲观情绪会随着执政者的变化而反转：当共和党人赢得白宫时，共和党人立刻变得更为乐观;而当民主党掌控政权时，民主党人也会表现出完全相同的倾向。

一个分裂严重的国家永远无法展现出广泛的经济乐观情绪。

但随后，我读到一篇文章，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而一旦我的视角变了，我就再也无法忽视这样一个现实——我们之所以痛苦，部分原因正是因为我们很富有。

这篇发表于去年八月《纽约时报》观点版的文章由管理顾问丹尼尔·卡雷尔撰写，内容探讨了迪士尼世界的经济状况。文章描述了一个曾经大多数美国人都能轻松前往的乐园，如今却变得异常昂贵，其收费之高甚至会令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家庭不堪重负。

但飙升的不仅仅是基本的入园成本。迪士尼还提供各种额外福利(需额外付费)，打造出多层次的体验。不妨把乐园想象成航空公司航班的登机分组——身处第一组，生活就是更美好。

从某种意义上说，迪士尼的故事既令人理解，也令人惋惜，但其实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每年前往迪士尼世界的美国人只占极小一部分;而且，如果富裕的美国人数量更多，那么为迎合他们的品位(并掏空他们的钱包)而提供相应服务，在经济上就显得合情合理了。

但不仅仅是迪士尼。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本月，《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探讨了青少年体育费用的迅猛增长。例如，一个普通家庭在棒球运动上的年均支出，从2019年的660美元增至2024年的1113美元。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青少年体育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小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根球棒、一副手套和几个球。我们会在离最近的沃尔玛入口处摆着的社区登记桌前报名参加小联盟，加入的队伍名字也特别有趣，比如汤姆的换油老虎队和韦恩的录像野猫队。

那现在呢?旅行体育已然风靡，而旅行体育的开销也相当高昂。正如《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参加旅行队的青少年们周末出征比赛时，身上穿的服装、装备和各种周边产品加起来价值数千美元。 别再指望那些由本地企业赞助的本地球队了。如今，你往往需要跨区域甚至跨全国范围参赛，加入名为联盟A或联盟B的队伍，这些队伍代表着你所选择的旅行体育公司的不同分支。

如果你是体育迷，除非手头有大笔闲钱，否则还是别想着去看你最喜欢的职业球队比赛了。正如《The Athletic》的同事亨利·布什内尔在12月报道的那样：

根据球迷成本指数，从1991年到2023年，观看一场N.F.L.或M.L.B.比赛的平均票价上涨了约300%。如今，一张平均的N.F.L.门票价格已超过300美元。

根据《运动员》本赛季早些时候的一项分析，一场平均NFL比赛的最便宜门票约为169美元——这一价格高于除阿森纳最受欢迎比赛中最昂贵票价之外的每一张标准英超联赛门票。

那么飞行又如何呢?购买一张机票就像是打开一份餐厅菜单，座位等级的选择多到令人眼花缭乱。如今早已不再是那种简单的、分头等舱和经济舱且由后向前登机的时代了。不，现在我们有头等舱、超级主舱、主舱和基础经济舱。我们还有礼宾黑卡登机、优先登机以及其他九个登机组。

这种做法的结果可能让人感到无尽的挫败。它在不断地提醒我们，美国是一个多层级社会：在这里，高收入能为你买到显而易见的繁荣，而一份还算体面的收入却换不来任何特殊待遇。由于美国的高收入人群如此之多，以至于整个经济都在发生扭曲，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迁就这极少数人。

换句话说，我们拥有一个服务于第一组的经济系统，却身处一个属于第九组的国家。也难怪有那么多美国人会感到经济地位低下且缺乏安全感。

有一项统计数据印证了这一看法。去年2月，《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收入最高的10%人群——家庭年收入约25万美元或以上——如今已占到全部消费的49.7%。这一比例高得惊人——甚至足以使整个经济体向高端群体倾斜。

将分析范围扩大到收入最高的40%，这一比例将上升至所有支出的75%以上。这意味着，美国最贫困的60%人口所占的支出不到总支出的四分之一。综合以上种种情况，我们不难发现：个体理性经济选择正推动整个经济向富人倾斜。而如果收入最高的10%人群成为绝对主导的消费群体，那么即便是中上阶层的成员，也会为了追求安全感而倍感压力。

如果你是一家汽车制造商，你是想打造利润率低的入门级汽车，还是通过销售利润率高的SUV获得更大的回报?如果你是一名开发商，通常豪华住宅的利润要高得多。

是的，二手车依然可以是很不错的车;而且有证据表明，建造更多高端住宅能够通过增加整体供应量来降低房价。不过，美国的中产阶级可都是买二手车的人。那些光鲜亮丽的新车?那可是留给别人去享受的啦。

结果可能让你始终觉得自己是个二等公民。你入住酒店时，总会不自觉地瞄向那条较短的金色办理入住通道。你乘坐租车班车驶过优先服务亭，而那些常旅客却直接从那里拿上钥匙就走。

或者，更严重的情况是，你搬到一座新城市，却发现要等上几个月才能找到一位合适的医生——除非你能支付高昂的私人医生月费。那样的话，你就能立即就诊，甚至可能还能享受到针对中年患者的肉毒杆菌注射等额外福利。

那如果你生活的城市正是排名前10%的人钟爱的呢?嗯，即便你属于中上阶层，也丝毫感受不到富裕。六位数的年薪只能买到小得像鞋盒一样的公寓，从食品杂货到汽油，每样东西都贵得离谱。很快，你就会开始谷歌查查查塔努加或得梅因的房价——那儿肯定更便宜吧——哪怕你根本没打算搬去那里。

在此背景下，可负担性不仅指某种特定商品的价格(甚至不一定与某一时刻的通货膨胀率相关)，更关乎进入一种本应属于正常美国生活的门槛——这种生活包括带孩子去看棒球比赛、随时待命的医生、一所称心如意的房子，以及至少能让你感到自己并未被时代抛下的一种基本安全感。

财富总是诱使我们心生不满。我们天生就有一种对更多东西永无止境的渴望。我们极易产生嫉妒心理。我们之所以常谈与邻为善，自有其道理。

但如果琼斯一家无意间也使我们难以跟上步伐呢?如果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社区，以至于我们连看医生、买房、参加体育活动，以及许多其他我们所需或所想的东西都负担不起，那又该怎么办?

在这个故事里，或许问题并不在于寡头政治。埃隆·马斯克的数十亿美元并没有切实改变我的生活。但在我所在的城市，所有医生、律师、工程师和会计师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的生活。他们在封闭式社区买房，他们的孩子参加巡回赛。因为他们财力雄厚，所以下一家餐厅更有可能是一家农场直供餐厅，而不是一家华夫饼屋。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谁是明确的恶人，而这恰恰使问题难以解决。我们无法锁定并击败那群正在让美国陷入困境的特定坏人。每个人都在出于理性的自身利益行事。既然能当律师或工程师，为什么不去呢?既然能向建筑师收取更高费用，为什么还要靠卖食物给幼儿园老师赚更少的钱?如果礼宾服务能让你的生活更轻松，为什么不付费使用呢?如果薪酬和生活方式都更好，为什么不当一名私人医生呢?

正是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一次次做出的这些选择，既推动了我们的经济增长，又——颇具讽刺意味地——加剧了我们的痛苦。我们买不起自己负担得起的东西，也买不起过去曾经负担得起的东西，而这种双重困境甚至能让一位按历史标准来看本已颇为富裕的中产阶级美国人，真切地感受到极度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