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宪制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删除罢工权解释为告别运动式参与，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存在根本冲突
看到一篇题为《罢工权曾被写进中国宪法，为什么1982年又被删除?》的文章，将1982年宪法删除罢工自由解读为结束群众运动式政治推动社会治理从运动走向秩序的关键一步。这种解释经不起历史与逻辑的双重检验，也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宪制基础相违背——删除罢工权就是告别所谓运动式参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假命题。
运动式参与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是无序性、突发性，以及对既有秩序的冲击。而这种特征之所以产生，根源恰恰在于缺乏合法、可预期的表达渠道。将罢工权从宪法中删除，只是从法条上消灭了合法罢工这一选项。但罢工的社会根源——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劳动者改善待遇的集体诉求——并不会因此消失。当劳动者在体制内找不到合法有效的出口时，他们的行动反而更容易滑向无序的、突发性的运动式表达：集体上访、堵路、拉横幅哪一种比合法罢工更具运动色彩?
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1982年删除罢工权后，劳动争议和社会矛盾并未消失，反而有增无减。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大潮中，在21世纪私营经济和平台经济蓬勃发展时期，因欠薪、社保、裁员等问题引发的集体行动从未断绝，只不过换了一副面孔：怠工、集体上访、群体性事件。
删除罢工权法条并没有解决利益冲突，只是改变了矛盾的表现形式——并且往往是以更无序、更难以预测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告别运动式参与的真正意涵是让矛盾表达方式从无序走向有序，那么删除罢工权恰恰起到了反作用：它让原本可以被法律框架吸纳的行为，被推向了法律的空白地带。
1982年修宪报告及后续官方释义，对删除罢工权给出的核心理论依据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工人与国家的根本利益一致，因此不必也不应通过罢工对抗自己的国家。这个释义隐藏着一个致命的理论陷阱：如果国家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不再一致，这个逻辑就不复存在，由此带来的对执政合法性的质疑便随之而来。
一个国家性质的工人阶级领导地位，与一个劳动者在具体企业中的工资待遇、劳动条件、裁员方案，属于不同层面的事务。前者是国家政治制度层面的根本规定，后者是微观劳动关系现场的具体利益博弈。两者之间并非天然的一致关系——尤其在大量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并成为主体的当下，资方追求利润最大化与劳方追求待遇最优化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
在西方完全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关系的成熟，恰恰建立在双方都清楚博弈底线的基础之上：资方明白，如果过度压榨，工人有权合法停工;劳方也明白，合法罢工成本高昂，必须慎重使用。这种可信的威胁本身，就已经在无形中平衡了谈判力量，许多争议在罢工发生之前就已经通过谈判解决。
与之相比，作为宪制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删除罢工权解释为告别运动式参与，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存在根本冲突，本身是违宪的。真正的制度现代化，不能通过消灭主人翁的权利来实现，而是通过保障权利、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来实现。
宪法删除了罢工自由，但产生罢工的社会矛盾并不会因为一个词语被删除而自动消失。这段话是那篇文章的点睛之笔，只可惜作者没有追问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业已成为现实的条件下，取消罢工权后，宪法规定的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权利如何体现，权利不通过合法、有序的渠道表达，它将会流向何处?
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个人深思。
2026年8月3日
; ; ;【文/刘继明，红歌会网专栏学者。转自乌有之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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