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一个场景——
你和村里的恶霸是仇家，他时时刻刻要置你于死地，你们曾经殊死械斗过十年，恶霸杀死了你的妻子、刨了你家祖坟、逼得你到处躲藏。后来因外敌入侵，恶霸被迫和你一起抵抗，但出工不出力、还经常捣乱。外敌赶走后恶霸杀心再起，反复邀请你到他家谈判，借此拖延时间、方便他排兵布阵好把你家杀光光。而且这个恶霸人品极差、手段狠毒，有多次借谈判、会议、宴会等机会诱杀对手的记录。
这个场景比鸿门宴惊险多了——
请问你去不去？
我想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不去，因为那是九死一生。仅有极少数胆识过人、谋略超群的人才会考虑深入虎穴！
比如毛主席！
我开头描述的场景其实就是重庆谈判的背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美国支持国民党政权争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建立全国性的独裁统治，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热切要求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要求相矛盾。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几乎同时间召开了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对新形势做出了新布局。
中共七大（4月23日~6月11日）上毛主席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农村改革、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等。
国民党六大（5月5日~5月21日）很快就作出强烈的反应，坚决拒绝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还在六大的政治总报告中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从这两个会议明显可以看出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可以说是死性不改、顽固到底。而从细节也能看出国民党的低能——人家中共都大张旗鼓开会做准备了，国民党才匆忙应对，不但内容空虚反动，而且时间又晚又短，明显仓促、被动、简陋。
这样的组织不完蛋、天理难容！
事实上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共武装力量的防范和打击，胡宗南的精锐部队没有用于抗日一线、而是摆在陕甘宁边区旁边虎视眈眈，进入1945年以来，日本败局已定，国民党军队更是剑拔弩张。
企图当老好人的中间人士担心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以褚辅成（1873~1948，同盟会元老、九三学社发起人）为首的7名参政员于6月2日致电中共、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从速完成团结；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认为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民盟的任务，“就是研讨怎样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宣称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主张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取调和态度；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
美国依靠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全球扩张，企图建立由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表面上保持独立，实际上听命于美国的中国，以便遏制苏联。因此二战后期开始，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援华抗日”转变为“扶蒋反共”，所以美国貌似公平、其实加大了对国民党的扶植力度。
苏联为避免爆发新的战争，保证其远东安宁，更多是妥协退让，承认美国在远东的领导地位，支持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统一中国，并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蒙古因此从中国版图被划走）。苏联一方面防止美国插手东北，一方面向国民政府表示中共没有能力领导统一中国，只承认并支持国民政府这个“唯一合法政府”，甚至向中共表示“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所以当时的局面是——
1、蒋介石以和平为幌子争取布局的时间
2、民主党派对蒋幻想，希望借调停上位
3、美苏各怀鬼胎，在中国力保自身利益
简而言之，和平、民主成为战后中国的关键词，蒋介石拿这些口号当幌子，作为邀请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借口，并在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拍电报给毛主席，催毛主席到重庆来谈判！
蒋介石在电报中说得很漂亮“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
这个局面确实非常棘手！
不去的话落人口实、被对方肆意发挥，去的话充满风险、有可能遭到斩首。
经过权衡，毛主席决定还是深入虎穴！
临行前的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扩大会议，毛主席认为前去谈判有利于“……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同时为了预防万一，毛主席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以便在自己和周恩来二人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五人开会。他认为“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率领中共代表团在美国调停特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留下了很多经典的相片——
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坐飞机，多少有点不适应和紧张，而且前去重庆冒着很大的风险，因此起飞后安排周恩来“让飞机在延安上空转一圈，我要向陕北人民道个别。”
另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毛主席特地戴了一个盔式帽（在南洋比较普遍、很多华侨喜欢戴），虽然没有什么正式的解释，但明显是模仿孙中山的风格，这对国民党表示一种示好，同时暗示我才是中山先生正宗的传人——
蒋介石当天举办了欢迎宴会，至少表面上看起来还是融洽的——
蒋介石对毛主席的到来多少有点意外、更多是得意，他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足见其高高在上、踌躇满志，这种君臣心态怎么可能对谈判有利。
1945年8月29日谈判开始，中共代表主要是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代表主要有蒋介石、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
谈判一开始就陷入僵局。
因为双方的意图差别太大！
国民党的意图——
内阁给共产党几个虚职，条件是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赤手空拳就好消灭了；
当时国民党军队大多在西北、西南地区，前去抢占被日寇侵占的国土需要时间；
给国内人民一个和平的姿态，同时应付美苏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的压力。
美国积极帮助国民党运兵——
中国共产党的意图——
反映人民在长期战乱后休养生息的意愿，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建国；
据理力争，揭穿蒋介石的假和平的面目，教育群众、向国际充分呈现仁至义尽；
争取一段时间来做好应对国民党的准备，毕竟谈判期间国民党不能搞得太过分。
所以这个谈判是没法真正谈的。
例如——
共产党提出由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五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担任解放区广为分布的广东、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个特别市的副市长；而国民党则只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各解放区官员都需要国民党认可才能继续留任；
共产党提出将人民军队整编成16个军48个师；而国民党坚持最多只允许保留12个师；
为了表达诚意，在重庆谈判前，中共就在方案中有意隐去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提出“参加政府”。这无疑是承认了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但即便是这样，蒋介石还是认为中共要求得太多。
……
事实上谈判开始的当天（8月29日）蒋介石就翻出1933年炮制的《剿共手册》、安排秘密重印下发，可见其谈判诚意！
所以谈判不可避免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模式，踌躇满志的美国调停特使赫尔利从1944年11月就自告奋勇地在国共双方之间说和，然而谈判一开始就渐渐倒向蒋介石，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不买账，垂头丧气的赫尔利干脆趁9月22日回国述职一去不复返了。
1945年9月29日，正是谈判陷入僵局之时，蒋介石在日记中罗列中共11条“罪状”，还写下准备扣押和审判毛主席的文字。
但是最后蒋介石还是没有扣押毛主席，原因主要有不敢和自负——
1、不敢——毛主席在谈判期间广泛活动，会见民主人士、参加国际活动、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处处显示出一名政治家的睿智与气度，使国民党宣传中青面獠牙的“赤匪”形象一扫而光。他还借与柳亚子交流的机会发表了1936年的旧作《沁园春雪》，充分展示了共产党领导的眼界与气度。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背信弃义搞扣押的话在国内和国际都无法交代；
2、自负——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觉得自己正处于事业的顶峰，他不相信毛主席可以成事。他认为哪怕把毛主席放回去，来日沙场上照样能稳操胜券。在日记中蒋介石目空一切地写道：“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应该说毛主席犯险赴渝是看透了蒋介石的心理的。
也许是感觉到了重庆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10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毛泽东主席来重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短期很难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看谈判很难有结果，国民党方面也只得同意。
在毛主席回延安之前，双方将历次谈判记录整理成一个书面文件《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这个协定从产生过程和日后表现看，都证明是个样子货——这是没办法事情，重庆谈判本来就是为双方争取时间的，现在双方这个目的达到了。
10月11日，在重庆呆了43天的毛主席在张治中陪同下返回延安——
1945年10月12日，毛主席回到延安的第二天就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告区党委的指示，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绝对不可松懈。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编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
看看，谈了43天国民党竟然没有谈重要的东北，战略眼光差劲得一塌糊涂！
此后一连两个多月，毛主席一直在给各地军委发电报，强调重庆谈判的重要性，发布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指令。
当然我们也未放弃和平的希望和努力，包括参加国民党主导的政协会议，组建国民党、共产党、美方联合的军调部（下辖军调小组，还记得电视剧《潜伏》中的左蓝到天津工作的职务吗？）以解决各地冲突，1946年二三月间，中共中央曾一度设想由延安迁驻江苏淮阴，这样距离南京近、有利于参政议政。
然而1946年6月国民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双十协定名存实亡。
三年后的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同年重庆解放。
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虽然实际意义不大但象征意义重大，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重庆谈判作为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把国共两党的合作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和政治格局，也为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当我们后人气定神闲地看着这些历史事件时，感觉轻描淡写甚至枯燥乏味，但以身代入、尝试体验当事人视角时，才发现需要何等的气量胆识才能取得最有利于自己的结果，感慨毛主席为国为民、深入虎穴的胆识！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在万般凶险中飞往重庆——
想到这些，眼下的困难和压力真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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