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作家与政治究竟什么关系?——评短文“作家不为任何政治势力写作”

  作家与政治究竟什么关系?

  ——评短文作家不为任何政治势力写作

  郝贵生

  近日,从百度网上读到一篇短文,题目是作家不为任何政治势力写作,署名老屋子岭。原文如下:

  作家不为任何政治势力写作,为政治势力写作的东西不是文学作品,是宣传材料。作家想写什么,不想写什么,是作家的自由。作家就是要写自己喜欢写的东西。作家的作品是作家的眼睛对生活的观察,是作者的心灵对生活的感受。读者可以选择作家和作品,而作家不可能选择读者而写作。把作家和作家的作品同政治挂钩,是愚蠢的、不懂文学的人。作家的作品出版了,读者喜欢看就看,不喜欢看就不看。不要责怪作家写的东西不合胃口,那些合胃口的人看就足够了。

郝贵生:作家与政治究竟什么关系?——评短文“作家不为任何政治势力写作”

  笔者读后,认为这个短文是一篇典型的鼓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典型的文章,是中国当代意识形态领域里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尖锐、激烈斗争的一个个重要表现。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该文根本不懂得文艺在整个社会生活大坐标中的性质和位置。

  该文这里讲的作家及作家的作品实际就是讲的社会生活中的文艺现象。作者鼓吹政治不为任何政治势力写作实质是割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要科学认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就必须给文艺现象在社会生活的大坐标中定性定位。人类社会生活是一个大坐标,它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多种现象,不同现象都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认识一种社会现象的实质、功能、作用,就必须科学解释这种社会现象在整个社会生活大坐标中的性质和位置。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后者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又区分为政治上层建筑、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包括国家及军队、法庭、警察、监狱等政治设施。思想上层建筑包括哲学、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艺、宗教等。同时,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上层建筑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思想上层建筑中各种现象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文艺与政治二者有区别,但都同属于上层建筑,他们都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宣传材料要为政治势力服务,文艺也直接、间接为政治势力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离开经济基础的纯粹的文艺,也没有离开政治的纯粹的文艺。世界名著《巴黎圣母院》难道不是为反对封建主义发展资本主义政治势力鸣锣开道吗?该文中的作家不为任何政治势力写作就是把文艺现象与政治现象割裂开来,与经济基础割裂开来。

  第二,该文根本不懂得作家本身是社会历史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阶级关系的人。

  该文中讲的作者本身就是人。但唯物史观认为,人不是纯粹的自然意义上的孤立的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中的总和,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人。作家写文艺作品,本身就是写他所认识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写他所认识的阶级关系的人、政治关系中的人,思想关系中的人。毛主席说,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政治的本质就是阶级斗争。当代社会,任何政治势力要么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被压迫阶级的势力,要么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政治势力。作为阶级的人的文学、艺术作品,不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就是为被剥削阶级服务;不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服务,就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政治势力服务。就是老屋子岭这篇短文就是为当代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和剥削阶级的政治势力服务的,它绝对逃脱不了当代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发展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第三,该文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作品的深厚的来源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

  该文说:读者可以选择作家和作品,而作家不可能选择读者而写作。前半句是对的,后半句绝对是错误的。作为历史的阶级的人的作家,他写的作品一定是阶级的作品,也就是他是为一定的阶级的读者而写作。这就是他的选择性。某些人鼓吹文学要写为所有人服务的所谓人性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任何文学作品本身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任何作家的文学、文艺作品都是他自觉不自觉地对他所处的历史和时代的社会存在的反映,也必然为那个时代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思想上层建筑服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哲学依据是唯物史观。它要求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文学和艺术作品必须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剥削制度、反对邪恶势力的阶级斗争实践中,自觉地为社会进步、为社会主义事业、为工农兵为主的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离开为无产阶级、为人民大众、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脱离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自觉不自觉地为少数人为敌对阶级政治势力服务的文学作品。

  第四,该文作者的哲学依据是唯意志论的自由主义理论。

  任何一种关于文艺本质及功能的言论背后都自觉不自觉受哲学思维的影响。该文也受哲学思想的影响。这种哲学思维就是唯意志论。唯意志论主张人的主观意识、意志是世界的本源。任何人意识、意志都不受客观物质条件的制约,是主观任意性、随意性的产物。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费希特和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叔本华、尼采等人就是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的哲学依据也是唯意志论。德国辩证法哲学家黑格尔坚决批判主观唯意志论,主张人的自由不是无条件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也主张人不是绝对自由的,人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客观世界的改造。该文主张作家想写什么,不想写什么,是作家的自由,这是典型的唯意志论的自由主义理论。客观上任何作家的作品绝对不是他头脑中的任意性、随意性的产物,而是这个作家所生活的时代、所处的阶级立场和对生活的直接间接地观察的产物。该文还说:作家的作品是作家的眼睛对生活的观察,是作者的心灵对生活的感受。这句话是对的,但作家忘记了人是社会的人,人是阶级关系的人,人对生活的观察和心灵感受不是纯粹白板的照相机式的观察和心灵感受,是他主观头脑中已经具有的社会知识和世界观、方法论对观察对象中现象、感性资料的加工制作的过程。他的所谓自由主义的文学作品必定戴上他的阶级烙印和政治立场、观点、方法的印记。获得诺贝尔奖的莫言的丰乳肥臀等文学作品号称他不为政治势力写作,是自由主义的产物。但实际上他的作品是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抗日战争作了歪曲、丑化的反映,实际是为中国的汉奸卖国势力、为西方的殖民文化服务的。认真阅读其颁奖词,其典型的为政治势力写作不昭然若揭了吗?

  第五,该文根本不懂得文艺的社会职能是揭露批判社会生活中的假恶丑,弘扬真善美,促进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生活中矛盾也是普遍的,这种矛盾就表现为社会中的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邪恶、先进与落后,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作家的作品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实际就是对社会生活中的上述矛盾现象的反映,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一定阶级立场上的对上述矛盾现象的肯定或否定的反映。一个促进社会发展的进步作家的作品的功能、价值一定是鞭笞假恶丑、弘扬真善美。鲁迅就说过,文艺是引领社会进步的灯塔。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就是批判了新中国成立后伟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小生产方式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竭力颂扬和高歌了共产党人积极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思想和模范人物,它就是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典型的文学作品。毛主席时代的革命样板戏更是如此。该文主张作者的自由主义思想,主张作家不为任何政治势力写作,实际是不为社会主义事业,不为人民大众、不为无产阶级政治写作,而为邪恶势力、为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事业、反无产阶级政治势力写作。这些主张作家不为政治势力写作的自由主义者还有一个口号主张文学要写暴露性不要写歌德性。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观点。文学确实既要暴露也要歌德。问题是暴露什么?歌德什么?该文作者的所谓暴露观实际是竭力暴露和夸大社会主义事业前进过程中的阴暗面、缺点、错误,把正面和光明也写成黑暗。毛主席去世后的所谓伤痕文学不就是这种写作方法吗?某些人写的知青文学不也是这种方法吗?这些人从不揭露和批判正义事业中的落后和丑恶现象。如莫言抗日战争中的作品中从不揭露、批判侵略者、真正汉奸、卖国贼的罪恶、犯罪行为,而却竭力揭露批判共产党、八路军的所谓汉奸、卖国行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从不把暴露与歌德绝对对立起来,而是看暴露什么,歌颂什么。

  该文的文艺思想不是孤立的。实际是莫言思想的延续。莫言早在2012年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后的媒体见面会上就宣称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具有巨大的局限性,其理由就是过分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过分强调文学的阶级性,而忽略了文学的人性。

  该文还说,把作家和作家的作品同政治挂钩,是愚蠢的、不懂文学的人。从笔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剖析之,恰恰相反,该文作者把文艺与政治割裂开来,这是真正愚蠢、无知,不懂文学的人。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关于歌颂和暴露关系实质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内容。笔者摘录下来,作为拙文的结尾。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2025年12月4日

; ;【文/郝贵生,大学退休教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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