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德国经济持续承压，增长乏力。德国总理默茨近日表示，德国经济形势在某些领域“非常严峻”，2026年应将提振经济作为首要任务。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其未来走向不仅关乎本国发展，也对整个欧盟经济格局具有深远影响。
回溯历史，德国在2003年推动“2010议程”结构性改革后，成功提升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增强了企业竞争力，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债危机中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度被誉为“欧洲经济稳定器”。然而，自2018年以来，德国经济增速显着放缓。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2018年至2025年，德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仅约0.3%，远低于2008—2017年的1.3%。尤其是2023年和2024年，德国连续两年陷入技术性衰退。2025年工业企业破产数量超过1600家，创近12年新高。2019年以来，制造业岗位减少约40万个，“去工业化”趋势日益凸显。
外部冲击无疑是德国经济下行的重要诱因。2018年起，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特别是美国对欧盟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加征关税，以及欧美对俄制裁，严重冲击高度依赖出口的德国工业体系。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加速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长期赖以支撑出口竞争力的“廉价能源+高端制造”模式难以为继。与此同时，德国为应对疫情和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所实施的供应链多元化战略，成本高昂，尚需较长时间消化。此外，新兴经济体在高端制造、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快速崛起，也进一步压缩德国传统优势产业的国际市场空间。
然而，外部挑战只是一个方面，更深层次问题在于其经济内部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首先，基础设施老化制约发展潜力。德国在交通、电网和数字基础设施方面投资长期不足，项目审批周期冗长，抬高了企业运营成本，削弱了区位吸引力。其次，人口结构变化带来严峻挑战。随着“婴儿潮”一代大规模退休，劳动力供给持续收缩。德国官方预测显示，到2030年，劳动年龄人口与退休人口之比将降至2.1∶1，专业技术人才短缺已成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瓶颈。第三，绿色转型过程中，部分企业承压明显。近年来，德国在欧洲经济体中率先弃核、加速退煤，部分能源密集型产业因成本激增被迫减产或外迁。
与此同时，德国政府近年来倾向于通过加强干预、扩展社会福利等手段来应对危机，公共支出持续扩张。在“债务刹车”（即政府每年结构性新增债务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一定比例）的财政规则约束下，这些支出在增加税负的同时，也压缩了政府对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的有效投资。2008年至2024年，德国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45%升至近50%，其中社会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值从29%升至31.2%；公共部门雇员从450万人增至540万人，单位劳动成本累计上涨55.2%，高出欧盟平均水平约30%。在全球减税背景下，德国企业所得税率仍居高不下，成为七国集团税负最高国家之一。
面对经济困局，德国政府着手推进系统性改革，在2025年提出多项举措，主要包括：一是突破“债务刹车”限制，设立总额5000亿欧元的专项基金，重点投向交通、电网和数字基础设施现代化；二是降低能源成本，包括取消天然气储存税、下调电网使用费，并对能源密集型企业实施长期优惠电价；三是推出460亿欧元的减税计划，激励企业在数字化、绿色技术和先进制造领域加大投资；四是调整社会福利制度，以更具激励性的“基本保障”机制替代原有“公民津贴”，提高劳动力参与意愿；五是组建联邦数字事务和国家现代化部，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
在一系列改革举措带动下，2025年下半年，德国经济重回正增长轨道，工业订单数据有所企稳。但经济整体复苏基础仍不牢固，当前增长主要依赖公共投资拉动，私人部门投资意愿依然低迷。能否实现可持续复苏，关键在于结构性改革能否真正落地——特别是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税制、提升劳动力市场活力以及平衡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取得突破。德国工商大会首席执行官海伦娜·梅尔尼科夫的分析代表了很多工商界人士的心声：如果不及时出台政策降低成本负担、简化行政程序、改善投资环境，德国或将蒙受价值创造和就业岗位双重损失。
德国经济的困境与探索，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传统发达工业国在全球变局下面临的共性课题：如何在维系高水平社会福利的同时，激发市场活力与创新动力？如何在加快绿色转型的过程中，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机遇，重塑产业竞争优势？未来几年，德国能否破除阻力，尽快就推行彻底结构性改革达成共识，回归竞争秩序为核心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将决定其能否走出当前困局，重拾增长动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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