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的一些往来

1944年8月，周恩来和叶剑英(左二)、杨尚昆(左一)在延安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左四)交谈

1946年1月，成立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由美国、国民党、中共三方代表组成。中共方面是叶帅，国民党是郑介民，美国方面是饶伯森。叶帅就作为中共的首席代表到了北平。

军调部是三人小组，再上面就是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的军事三人小组和三人委员会(就是三人会议)，商谈军队整编统编和停止内战、恢复交通、受降及遣俘等问题。翠明庄是当初军调部所在地，就是现在北京南河沿北边那幢建筑。翠明庄是日本人修的，抗战胜利以后就拿过来了。

军调部成立后，黄华和柯柏年都跟着叶帅到北平去了，外事组的具体工作就只好由我挑大梁了，因为缺少干部，我就成了矮子里的将军，这叫赶鸭子上架。这个时候延安美军观察组还保留着，改名为美军联络组。

这个时期的对外联络，翻译什么的，都是我在杨尚昆领导之下做的，不是科长的科长，我下面没人。到1946年下半年，人多了一点儿，杨尚昆就搞了一个联络组，任命我为组长，还有其他四五个人。这四五个人里，有一个叫马牧鸣;还有几位是张林生、郑平、王朝政。郑平后来没到外交部，马牧鸣、张林生、王朝政都转到了外交部。王朝政当过外交部亚洲司的科长，后来去了大连。还有一个毛立青，这个人也在外交部待过，50年代后半期吧，调去教英文了。

后来到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出国的。现在不在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吃中灶了。当时分四级，毛主席他们是特灶，部长以上是小灶，中间干部是中灶，一般干部是大灶，可是差别不大。中灶的菜是什么菜?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好一点儿，油多一点儿，肉可能也多一点儿。反正大米、白面只是在过年过节才吃的，平时都是小米。新中国成立初期平时吃的也是小米。

当联络组组长是1946年下半年的事，黄华、柯柏年走了，也只有我了。在此期间，做的事主要是具体的事，其中一个就是联络工作。比如说，当时马歇尔是美国国务卿，访问过延安。

当时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停战令下达了，关于军队整编和统编也达成了协议。问题是国共间的摩擦并未停下来。马歇尔在1947年2月26日的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上提出，希望和周恩来、张治中一起去华北视察。从2月28日开始到3月3日，他们从重庆到北平，再到张家口、归绥(呼和浩特)、济南、徐州、新乡、太原等地。3月4日16时，周恩来、马歇尔等一行人马飞到延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主要领导都到机场迎接。马歇尔还检阅了延安的仪仗队。

马歇尔访问延安的安排工作就是杨尚昆和当时美军联络组的代组长杨照辉一起负责的。杨照辉是华裔。杨尚昆带着我和这位杨照辉少校谈过很多次，安排具体接待方案，从飞机场跑道、交通、延河、桥梁到住处窑洞都检查了一遍。

杨尚昆为主，带着我，我们具体接待。开玩笑说，当时的我可能相当于后来新中国外交部礼宾司的第一任交际科长了，因为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接待像美国国务卿这样的国宾，我是名副其实的科长了。当时杨尚昆就是礼宾司抓总的。当然说他是司长也太低了点。他是负责安排毛主席整个怎么接见、什么宴会、什么晚会的。

晚会当时演的是《黄河大合唱》。马歇尔来调解国共纠纷，为了显示公正，所以他既到重庆去，也到延安来。他也不想跟你真正谈什么问题，这种访问也是礼节性的，只是个姿态罢了。当然他来了我们就得接待，而且还得认真接待，因为他是大人物啊—美国国务卿，五星上将，第一个访问中共延安总部的美国高级官员。所以，我们得认真接待。

从机场出来，马歇尔一行同乘卡车过延河，来到十八集团军总部。朱总司令设茶点招待，在糕饼之外还有牛奶。马歇尔见端上牛奶，非常惊喜，问：哪儿来这么多牛奶?我养了一群奶牛。朱老总微笑着对马歇尔说。

晚上7时，毛主席在杨家岭中共中央所在地设宴招待马歇尔。接待的时候请马歇尔吃什么东西，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延安虽然苦，还是有点东西的，但是更多也没有，肉是有的，鱼啊什么的也是有的。宴会中还有海味。毛泽东对马歇尔说，这是由张家口送来的。当时我们确实做了精心准备。

接下来，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祝酒辞。大意是：今后要和平、民主，建设一个独立自由和温馨的新中国。和毛主席、马歇尔同桌的有张治中、朱德、周恩来，还有江青。晚宴后，举行了歌舞演出晚会，除了传统的打腰鼓等节目外，还有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我们当时安排他们住宿，就住在联络组里，那个专门接待美军观察组的窑洞。你说抗战时期太讲究也不可能讲究到哪儿去，大概还有一个活动的卫生间。

马歇尔到延安，也就待了半天多，戴了一顶帽子，领子翻出来，个子很高。5日上午，马歇尔离开延安，飞往汉口。马歇尔在参观王家坪中央军委作战室时，十分感慨地叹息：共产党领导100多万军队，延安山沟里的统帅部却只有这么点儿大!

总起来说，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来，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促成的。从1944年7月起到1947年3月止，共两年半时间。回顾起来，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4年7月至日本投降，特别是最初半年多，工作十分活跃，双方进行了多次交谈，美方加深了对我方的了解，我方则争取到美国支持我抗战。但随着史迪威将军被撤换，包瑞德上校被调走，加上战场形势迅速变化，我方目的没有实现。

第二阶段，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这一阶段主要是美国以调解为名，支持国民党内战，因此，先后有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马歇尔将军访问延安。在这一政策考虑下，美国仍有必要在延安保留观察组。

第三阶段，1946年7月至1947年3月初。这是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直至我军撤出延安的时期。美方已无更多实质性外交活动，但仍在观察大打后我方的动向。我方则利用这一对外窗口，广泛宣传我方政策和保持对外接触。总起来说，虽然将近3年的观察组工作没有什么实质结果，但对宣传我方政策、扩大影响、结交国际友人，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这些是当年在延安外事组工作的一些拉拉杂杂的情况。这一段工作，是我们党最早的官方外交，在我个人的历史上也算是一个很大转折点。由于这段工作，我在外交系统里，算是最老的干部之一。当然，外交部革命历史长的老干部很多，有的甚至是老红军，但作为共产党搞外交，就是从这一段开始的。参加本文前期整理工作的还有：郭凡凡、倪钰、徐苗。除上述人士以外，参加采访的还有：袁红、金筱、孙芳、朱娜飞、沈加佳和王静。全文由宗道一补充、修订并最后定稿。)

文/凌青口述　宗道一、朱礼盈、傅铮铮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