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耀宾：绝不允许易中天亵渎中华民族的祖先

　　如此放肆亵渎祖先，易中天现象太不正常

　　于耀宾

　　中国人表达愤怒的极端行为，无非是骂爹骂娘，最厉害的是骂祖宗。陕西关中人骂人的顶级配置：额×你先人板板哩，所谓板板，就是先人的牌位。

　　易中天在他的皇皇巨著之中，骂了所有中华儿女的先人，而且一律加了板板。

　　这些年我们看多了易中天的表演。一方面，他肆无忌惮地输出那些辱没中华民族祖先的轻浮言辞，一方面他得到诸多大部门、大机构、大平台、大人物的推崇。易中天说了什么，写了什么，已经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成为一种易中天现象。

　　以他个人名义出版的《易中天中华史》，辱没中华民族祖先，其行径堪称登峰造极。

　　作者本来是想把易中天那些辱没中华民族祖先、令人无法容忍的不堪文字，放在文末作为附录，想来想去还是把它放到最前面，请大家先来感受一下这位著名学者、历史大家的史学研究成就究竟是些什么货色。

　　易中天对中华民族祖先的污蔑性文字摘录

　　（以下摘录自易中天《中华史·祖先》，为便于读者理解，保留原文表述，但加注说明其错误所在）

　　——关于三皇五帝的虚构说

　　三皇五帝，说白了就是一盘糊涂账，根本就是编出来的。什么黄帝、炎帝、蚩尤，都是后人杜撰的神话人物。（第80页）

　　错误分析：此说混淆了历史记忆与史实记录的区别，无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互证关系。

　　——关于图腾的污蔑

　　女娲是蛙、伏羲是蛇、炎帝是牛，这可真是牛鬼蛇神。我们的祖先居然是这些半人半兽的怪物。（第81、131页）

　　错误分析：将图腾符号简单等同于生物学身份，完全误解了原始信仰的文化内涵。

　　——关于黄帝出身的污蔑

　　黄帝的母亲是谁？没人知道。可能是少典部落的战俘，被收房的通房大丫头。（第111页）

　　错误分析：《国语·晋语》明确记载：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少典为部族名，非个人名。

　　——关于禅让制的污蔑

　　禅让？哪有什么禅让！《竹书纪年》记载‘舜囚尧’，‘舜篡位’，这都是武力胁迫的结果。（第134-135页）

　　错误分析：《竹书纪年》成书晚于《尚书》《论语》，且因竹简错乱、传抄讹误，历来为史家谨慎使用。

　　——关于中华文明的污蔑

　　中华文明史约3700年（始于商），什么五千年文明，都是骗人的。（第145页）

　　错误分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认，距今5800年左右，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已进入文明化加速期。

　　——对西方文明的崇拜

　　希腊城邦的契约精神、罗马共和的公民社会，才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真正起点。（第245页）

　　错误分析：此说忽视了中华文明大一统德治传统的独特价值，反映出文化自卑心理。

　　——对历史记忆的否定

　　历史记忆？那都是胡编乱造的。什么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第80页）

　　错误分析：此说曲解毛主席词原意，完全否定历史记忆的传承价值，违背了文化认同的基本原理。

　　——对考古成果的无视

　　考古？考古能证明什么？不过是些破铜烂铁。（第150页）

　　错误分析：此说无视考古学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大贡献，表现出对科学方法的蔑视。

　　——对文化自信的否定

　　文化自信？自信什么？我们的历史都是编出来的。（第250页）

　　错误分析：此说将文化自信等同于历史虚构，完全误解了文化自信的内涵。

　　——对祖先的亵渎

　　我们的祖先？不过是一群半人半兽的原始人，有什么好崇拜的？（第90页）

　　错误分析：此说不仅亵渎祖先，更割裂了民族的精神血脉，危害极大。

　　以上摘录充分表明，易中天《中华史·祖先》中对中华民族起源的论述存在严重错误，不仅违背史学规范，更伤害民族感情。

　　在易中天的著作中，类似的言论俯拾皆是。

　　身为中华儿女，任何一个稍有中华民族自信心、怀有爱国心的人，都不能容忍易中天这些轻佻的胡说八道。

　　易中天先生（我们姑且还是称他为先生）的《中华史·祖先》，以通俗叙事之名，行解构祖宗之实。其文风轻佻，论断武断，对三皇五帝、尧舜禅让、黄帝出身等中华文明起源核心命题，多以编出来的糊涂账牛鬼蛇神等语词讥讽之，甚至将黄帝之母臆断为战俘收房的通房大丫头，将尧舜禅让曲解为武力胁迫，其说看似深刻，实则背离史学基本规范，消解民族精神根脉。

　　长期以来，易中天背后有一股庞大的力量，维系着他所谓崇高的学术地位，不但为他提供各种平台，还将其奉为中国当代具有代表性的公共知识分子、兼具跨界研究能力的著名学者。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学无术的易中天，作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对其所谓学说必须予以严肃驳斥。

　　易中天打着说真话的旗号尽情地戏耍，其实不过是拙劣的小丑式的表演，他玩的是政治行为艺术，与真正的历史学研究毫无关联。易中天们完全无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核心传统，致使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成灾。这些年来易中天们的横冲直撞，是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现象，学者们敢怒不敢言，只因这是一股巨大的势力，不敢轻易得罪。

　　中华民族是一个尚史的民族，是一个特别注重总结历史经验的民族。秉笔直书、书法无隐的实录精神，是中国最重要的史学传统。通古今之变的通史意识，从《史记》通古今之变到司马光《资治通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再到章学诚通史家风，强调贯通古今、把握历史大势，反对支离破碎的断代局限，且史料考辨与义理阐发并重，历来为史家所尊崇。根本不存在易中天栽赃给中国史学界的一堆胡编乱造和牛鬼蛇神。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郭沫若到范文澜，到翦伯赞，再到李学勤，中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丰硕，特别是在宋健同志领导之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诸多重大问题都给出了极具前瞻性的科学结论。

　　如果易中天们不满这些结论，对任何一个问题，有异议、有观点、有证据、有材料、有新的考古事实，尽可以拿出来供大家讨论。

　　易中天没有历史学的专业训练，没有考古学的系统知识，不认识甲骨文，缺乏专业材料的组织能力，也看不懂任何一门外语，所谓的古汉语水平不过是中学语文老师的水准。这都无关紧要，您完全可以以外行的身份参与中国历史问题的讨论，但突然间拎着棒球杆儿进来一通乱砸，对所有的历史问题都给出一套易中天式的标准答案，试图颠覆中国史学研究的所有好传统，而且胡言乱语，骂骂咧咧，专挑中华文明根基祖宗牌位下手，这就太不正常了。

　　易中天突然间横空出世，试图格式化中国历史研究的所有方面、所有课题，与其说这是在搞历史学研究，不如说是带着明星的光环表演，更是光着屁股跳舞、转着圈丢人。我们也不妨学着易中天骂人不带脏字的方式：易中天先生，您这是在耍流氓，不过您耍得比较高级，这是带着学术色彩的耍流氓，对吗？不知道这话易中天先生能不能听得进去？亦不知道那些易粉们是否赞成？

　　易中天以戏谑解构祖先，以权力本质否定德治，以通房丫头嘲弄母系，其说看似深刻，实则浅薄；看似大胆，实则轻狂。真正的学术，应如考古工作者那般，俯身于泥土，仰望于星空，以敬畏之心，触摸文明的源头。

　　跟一个根本就不讲道理也不通学术规范的易中天先生，还是耐心讲一些道理和史实吧。易中天能不能看进去听进去，会不会觉得他的羽毛受到了侵犯，且不去管它，但对于正视听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文章是写给沉默的大多数的。

　　一、三皇五帝非虚构：考古发现印证传说时代的历史内核

　　易中天断言：三皇同样是糊涂账，因为根本就是编出来的。（第80页）此论大谬。三皇五帝非个体人物之名，而是中华文明从氏族社会向早期国家过渡之历史阶段的文化符号与集体记忆，其背后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与考古支撑。

　　1.红山文化（距今6500–5000年）：内蒙古赤峰红山遗址发现大型祭坛、女神庙与积石冢，出土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等礼器，表明社会已出现神权与王权的初步分离。女神庙中泥塑人像面部特征与后世黄帝形象存在文化延续性，反映祖先崇拜之雏形。此与《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之记载相呼应，足见黄帝非一人，乃一时代之象征。

　　2.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浙江良渚古城面积达300万平方米，拥有宫城、外郭、水利系统（世界最早大型水利工程之一），出土玉琮、玉璧及神人兽面纹，象征神权与王权合一。考古学家严文明指出：良渚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此与《史记》所载黄帝设五宫，建官制封禅泰山等制度性行为高度契合，玉器神徽与黄帝服玉之说形成互证。

　　3.陶寺遗址（距今4300–3900年）：山西陶寺遗址发现大型城址、观象台、贵族墓葬与朱书扁壶（上有文尧二字），被李伯谦、何驽等学者推测为尧都平阳。观象台可精确测定节气，体现敬授民时之治国理念，与《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完全吻合。墓葬等级分明，随葬品差异显著，表明社会分层与礼制雏形，绝非部落松散联盟。

　　上述考古发现共同表明：三皇五帝所代表的，是中华文明从氏族到部族、再到早期国家的历史进程。易中天以编造一言蔽之，是对考古成果的漠视，亦是对中国史学口传—文献—考古三重互证传统的否定。

　　二、图腾非牛鬼蛇神：原始信仰的神圣性不容亵渎

　　易中天讥讽：女娲是蛙，伏羲是蛇，炎帝是牛黄帝可能是熊，并称这可真是牛鬼蛇神。此说轻浮至极，暴露其对图腾文化的根本误解。

　　1.图腾是文化符号，非生物学身份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出土人面鱼纹盆，人面与鱼纹结合，反映母系社会对生命繁衍的崇拜。鱼非半人半兽，而是灵魂与生育的象征。炎帝牛首形象，与仰韶文化中大量牛骨祭祀遗存、农耕工具（骨耜）共存，反映其作为农业神的地位。伏羲蛇身形象，与红山玉龙、良渚龙纹一脉相承，龙为水神、雷神，象征自然力量的掌控，是王权合法性的象征。

　　2.有熊氏非黄帝是熊

　　《帝王世纪》载：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也。有熊为地名兼部族名，非指黄帝是熊。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仰韶文化晚期）出土熊骨祭祀坑，与大型房址共存，学者推测为部落图腾祭祀，与有熊氏存在文化关联。易中天故意混淆，实为误导。

　　3.通房大丫头之说：对女性地位的现代误读

　　考古发现，仰韶文化女性墓葬随葬品丰富，部分甚至多于男性，反映母系社会遗风。红山、良渚均有女性贵族墓葬，随葬玉器等级极高，说明女性在宗教与政治中具有重要地位。将黄帝之母臆测为战俘通房丫头，是用封建晚期的奴婢观念投射史前社会，完全违背考古实证。

　　三、禅让非篡夺：考古揭示早期政治的协商传统

　　易中天采信《竹书纪年》舜囚尧舜篡位之说，否定禅让的道德性，实则忽视了考古学揭示的早期政治文明中的协商机制。

　　1.陶寺遗址的和平更替证据

　　陶寺文化延续四百余年，墓葬序列显示权力更替有序，无大规模暴力冲突痕迹。观象台、礼制建筑连续使用，表明政治体制具有稳定性与延续性，非武力夺权所能维持。

　　2.龙山时代礼制普遍化

　　山东焦家遗址、陕西石峁遗址均发现大型祭坛与礼器（玉钺、玉琮），表明以礼治国理念已广泛存在。礼即秩序，禅让即礼制下的权力转移。考古发现的盟誓遗存（如盟书坑）表明，早期政治重视合法性与共识。

　　3.夏商周断代工程与德治传统

　　工程确认夏代存在（约前2070年），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斟鄩，出土青铜礼器、宫殿基址，表明家天下前已有公天下制度准备。禅让作为权力和平交接的理想，是德治传统的源头，非虚构。

　　四、中华文明探源：五千年历史不容否定

　　易中天以3700年文明否定五千年文明史，实则混淆了国家形成与文明起源。

　　1.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结论（2020年发布）

　　确认：距今5800年左右，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进入文明化加速期；距今5300年以来，各区域文明并行发展；距今3800年前后，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形成广域王权国家；中华文明具有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

　　2.连续性为世界罕见

　　两河流域、埃及文明中断，而中华文明从仰韶到二里头，玉器形制、礼制观念、文字雏形（陶寺朱书）一脉相承。黄帝尧舜作为文化符号，承载的是对统一、秩序、德治的永恒追求，非戏谑对象。

　　五、学术立场与文化自信：我们当如何讲述祖先？

　　1.正统史学的严谨传统

　　从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到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再到钱穆《国史大纲》对本国历史抱持温情与敬意，中国史学始终强调敬祖、重德、尚一统。易中天以揭秘颠覆为卖点，实则是消费历史，背离史家本分。

　　2.对西方史观的反思：崇西抑中之弊

　　易中天在书中对西方文明起源表现出明显的崇拜态度。他写道：希腊城邦的契约精神、罗马共和的公民社会，才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真正起点。（《中华史·祖先》，第245页）这种将西方文明视为唯一正确的思维模式，与他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轻蔑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对自身文明起源却始终抱持敬畏与建构态度，从未以戏说解构。易中天以嬉皮笑脸嘲弄祖宗，实为文化自卑之投射。

　　3.考古学的使命：重建而非解构

　　李济、夏鼐、苏秉琦等考古先驱，皆以重建中国上古史为使命。当代考古成果，应成为增强文化自信的基石，而非虚无主义的武器。

　　4.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

　　易中天此类解构性、虚无化的历史叙述，对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增强文化自信造成严重危害。当年轻人被灌输祖宗都是编出来的观念，其民族认同感与文化自信将大打折扣。

　　六、评估论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

　　任何试图割断历史、否定祖先的行为，都是对民族精神的背叛，最终将导致文化自信的崩塌，使一个民族失去精神血脉和立足的根基。而在世界历史的资产阶级时代，历史虚无主义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帮凶，它通过解构民族历史记忆，削弱被侵略民族的文化自信，为殖民统治铺平道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更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而非解构历史。

　　易中天送上门来的政治行为秀，是历史虚无主义在史学领域当中集大成者。

　　中华文明五千年，非虚言，有实证。从红山玉龙到良渚神徽，从陶寺观象台到二里头宫城，考古发现不断为三皇五帝尧舜禅让黄帝有熊等传说提供历史底色。

　　这些不是糊涂账，而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基因图谱。

　　我们驳斥易中天，非为维护神圣，而是为守护历史的真实性、文化的尊严性与民族的自尊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更需以扎实的考古成果、严谨的学术态度、深沉的文化自信，讲好我们祖先的故事，筑牢我们的文明根基。

　　信史在土中，祖先在器物里，文明在血脉中——此之谓中华。

　　参考文献：

　　[1] 严文明：《良渚文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考古学报》，2007年第3期。

　　[2] 李伯谦、何驽：《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4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

　　[4] 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成果与未来展望》，《考古》，2020年第1期。

　　[5]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2013年。

　　[6]《尚书·尧典》，《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

　　[7] 李学勤主编：《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8]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9]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

　　[10] 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11]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

　　[12] 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

　　[13]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14]《竹书纪年》，方诗铭、王修龄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15] 俞志慧：《国语汇校集注》，中华书局，2024年。

　　[16] 皇甫谧：《帝王世纪》，钱宝琮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

　　[17]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

　　[18] 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9]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20] 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中华书局，2004年。

　　[21] 王震中：《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22] 何驽：《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年。

　　[2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19年。

　　[24]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红山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

　　[25] 章学诚：《文史通义》，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

　　[2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27] 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28]《文物》编辑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

　　[29]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3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里头遗址考古报告（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

　　[3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陶寺遗址》，文物出版社，2015年。

　　[32] 朱凤瀚：《中国古代青铜器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

　　[33]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

　　[34] 王巍主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科学出版社，2021年。

　　[35] 钱穆：《中国史学发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36]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

　　[37]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

　　[38]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2006年。

　　[39] 考古与文物编辑部：《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41] 张经纬：《考古中国：寻回失落的文明》，中信出版社，2021年。

　　[42] 彭卫、杨振红：《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4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密新砦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