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范式本体论

【图2：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循环流转】

图1、2显示，通过引入不同的视角，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做微小的改变就可能得出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来。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比如，马克思是在接受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引申出剩余价值的概念，就揭示了斯密和李嘉图没有揭示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写出了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保罗·巴兰认为，剩余分析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确实，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剩余的获得和使用对于剥削阶级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

视角作为研究范式的一个独立的维度的合理性在于，即使在同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下，也可能有差异极大的研究视角，如整体视角和局部视角、长期视角和短期视角、静态视角和动态视角、数量视角和结构视角等等。一般来说，在同一个学术共同体中，这些研究视角可能是互补的，某个视角的研究可能成为另一个视角的基础，或某个视角的研究对其它视角的研究具有指导作用（这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供了空间）。然而，也有可能一种视角的研究构成另一种视角的研究的解构和对抗。在运用这些视角进行研究时，了解情况的多少不同，所使用的材料的真假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同，甚至正好相反。而常常正是从这种不同或相反中，理论的创新性表现出来，不同人的理论水平的高低表现出来。比如，从一般所谓的结构视角得出的结论远远没有从阶级视角得出的结论深刻。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不同人在许多问题（比如市场、政府及二者的关系；经济发展模式；财政制度）上的观点确实有着巨大的差异。在中国，任何一种经济学研究，如果从国家视角看是错误的，就应该是需要引起警惕的。

上述分析表明，在经济学中，生产视角、制度视角、国家视角、阶级视角是具有本质性的视角。这样来看，视角确实可以构成研究范式的一个重要维度。西方学者区分了许多经济学研究范式，如价值范式和交易范式，契约范式和非契约范式。不少中国学者也采用了这种分类，分类的基准也各不相同，如分为思辨式、实证式、经验式范式，英国范式、美国范式等，理论研究范式和经验研究范式，理论研究、思想史研究、文本研究等范式，等等。这些范式概念实际上大多是基于某种研究视角形成的范式。而且，这些视角中大部分都是中性的。比如，西方学者可以用价值范式，中国学者也可以用价值范式。西方有理论研究，中国也有理论研究。基于这些视角的研究也有其自身价值，但它们很难构成中国经济学的标识性视角。

（三）概念

概念是人们对所感知的事物的特点的一种词或词组概括。库恩似乎对于概念缺乏应有的重视。他说，“为什么具体的科学成就，作为专业承诺的一个焦点，要比可能是从其中抽象出来的各种概念、定律、理论和观点更在先呢？”（第9页）。“我们都应该清楚地知道，科学家从不抽象地学习概念、定律和理论”（第39页）。黑格尔认为，概念是思维形式的集合，是思维的核心和主导，而判断和推论等思维形式则不过是概念形成、展开和运用的方式。任何一种研究范式都有其标识性概念，都是用标识性概念作为立论的基础和推理的手段的。

概念的形成就是下定义。精确下定义不仅是明确其所指向之所需，而且是进行科学度量的依据。一些概念所指向的事物，比如，土地、矿藏、基础设施，是现实中独立存在的。对于这些事物下定义，一般是比较容易的，但也存在“名可名，非常名”的情形。一些概念所指向的事物是对现实中存在的某些事物、关系的汇总。如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生产关系概念、经济基础概念和上层建筑概念，以及西方经济学中的GDP概念等等。还有一些概念属于基于现实的思想的构建物，比如，马克思的价值概念，马歇尔的弹性概念，凯恩斯的有效需求概念等等。价值概念需要抽象出一般的人类劳动才能得出。弹性概念需要通过对两个变量的运算构造出来。现代经济学尤其依赖后面两种概念的形成。在数学中，向量是把一组数聚集在一起形成的概念，矩阵的概念是把一组同维的向量聚集在一起形成的概念，集合是把一组对象聚集在一起形成的概念，而群是在一些集合上施加了某种代数结构，由此开辟出新的数学领域和新的数学研究范式。可见，基础概念的形成对于研究范式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

马克思强调，概念的规定和运动都必须以充分占有材料为基础和首要环节，分析其所占有的“材料”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发展形式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了大量“对旧概念的批判”、“概念的改造”、“概念的转化”和新概念界定的工作。他的生产力概念是高度概括的，概括了许多对象，包括人、财、物。而生产关系的概念概括了生产、生活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能够抽象出这些概念，必须具有从大处着眼的能力。马克思是选择、锻造和应用概念的高手。尽管马克思使用了前人所使用的概念，如劳动价值、阶级、剩余价值、生产力等等，但他赋予它们更为清晰的内涵，并加以强有力的使用。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研究范式就是在基本概念基础上形成的，而且是不断发展的。它的基本框架是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析框架；在分析人类发展发展规律时，加上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在列宁那里，加上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斯大林那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被明确为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在毛泽东那里，加上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突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从学术的角度看，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概念都有进一步发展（如今天的新质生产力、数据要素）和精细化（包括运用数学方法来精细化）的必要。陈先达认为，“我们对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是生产关系、什么是经济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是社会意识，至今仍然不很清楚”。王今朝等运用数学方法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给出了本体论定义，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共存性以及在经济发展问题域中生产关系相对生产力的优先性（见图3）。

【图3：生产力、生产关系概念及其共生性】

其中，表示在t+1时期某种产品的生产数量，对应一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价值。表示为生产在t时期所耗费的劳动力数量，表示在生产中在t时期所使用的土地的数量，表示为生产在t时期所使用的五种资本的数量。单箭头线表示对象的性质，双箭头线表示作用和反作用关系。图3中的数学表达式改造了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公式，以反映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而土地、资本是劳动创造价值的条件。

图3从结果、原因和条件的角度区分了生产力。它说明，要得到作为结果的生产力，就需要有作为原因和条件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只能通过这7个变量中的部分或全部表现出来。特别是，由于涉及7个变量，必然发生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因此，图3清晰地表明，要获得某种生产力结果，就必须投入生产关系。其中生产关系还受到上层建筑的影响。

整体而言，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是探寻世界的真相，而是试图通过炮制各种各样的扭曲性理论把世界真相（剥削、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等等）隐藏起来。而为了获得这样一种理论，就必须精巧地定义概念。

资源配置的概念是由杰文斯首次提出，罗宾斯1932年大大发挥的。这个概念考虑的是如下的经济：在这个经济中，有个资本主义（即生产资料被私人占有）企业，它们生产出种商品（或产品）为个家庭所购买和消费。把第种商品（或产品）的市场价格为。于是，简单地说，这种经济中的新古典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指的是这样一组让市场供求均衡的价格和在这组价格体系下的消费以及这组价格体系下的投入组合。如果“引进市场机制”（即所谓市场化）不是私有化的代名词，我们就可以用“市场”这个术语来专指上述那个价格体系，即这个定义是合理的，因为它反映了家庭与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我们称有了这样的一个价格体系的经济为市场经济。这种消费资源配置，是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吗？总体而言，在一个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社会，即使所有市场同时达到均衡（即达到所谓一般均衡），即使整个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状态，穷人的效用最大化也是无法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的。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正是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他的最大化最小的正义概念。在我们看来，工资与利润之比才是真正的资源配置定义，因为它们是控制消费和投资的主要开关。

与美国中情局有密切关系的西奥多·舒尔茨（T. Schultz）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 Friedman）于20世纪60年代炮制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作为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武器。在弗里德曼看来，人力资本这个词可以暗示，人类利益与资本主义价值观是不谋而合的。这是因为任何人的人力资本都被本身所拥有，存在于其头脑和身体中。这就与马克思的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作为无产阶级的劳动力概念相对立了。资本家可以利用这一概念质问无产阶级：“你们怎么能和我们对抗？你就是我们中的一员啊！”绝大多数中国学者不知道人力资本概念的炮制内情，甚至也不会深思人力资本概念所涉及的复杂、深刻的政策问题，就把它拿来使用了。对于人力资本这样的概念，马克思仿佛早有预见。马克思推理说，如果“按照这种说法，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按照这种说法，人体的四肢也是资本，因为要使它们能发挥器官的作用，就必须通过活动，通过劳动来使它们发育，以及使它们取得营养，把它们再生产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臂，尤其是手，都是资本。这样，资本就只是一个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物的新名称了，因为任何一种劳动，甚至最原始的劳动，如狩猎、捕鱼等等，都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把过去劳动的产品用作直接的活劳动的手段。”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力资本无法解释财富的差异，而财富的差异却可以解释人力资本——在许多国家，青少年所受的教育越来越取决于他/她的家庭收入水平。

华盛顿共识这个概念是英国学者威廉姆森（J. Williamson）1989年发明的。在提出15年后，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意识形态激烈争论的焦点。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十项针对拉美国家的改革建议（财政纪律、重新安排公共支出的优先顺序、税制改革、利率自由化、竞争性汇率、贸易自由化、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私有化、放松管制、产权改革）被威廉姆森认为是当时身处华盛顿的每个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同意的，所以称其为“华盛顿共识”。这十项政策本来就有问题，本来就是意识形态激烈争论的焦点。就在威廉姆森提出这个概念时，他征询意见的不止一位专家就指出，关于这些政策建议，根本没有共识，最多是一些普遍趋同（universal convergence）。现在，就更清楚了，没有什么华盛顿共识，连普遍趋同也不存在，因为新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等替代华盛顿共识的概念出现了。

比上述三个概念对中国的影响更大的一个概念是产权概念。科斯1937年炮制产权概念可能是无心之举，但在提出多年后，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向中国兜售的概念。我们都知道，围绕人力资本和产权，在中国出版发表了太多的作品了，而且对中国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西方经济学的诸多概念并不是纯学术的概念，而是为了愚昧、欺骗本国工人阶级和其它国家而炮制的概念。在马克思时代的西方经济学就已经如此了。所以，马克思在构建自己的理论的时候，做了大量的概念批判、理论批判。这种概念的对抗也是研究范式的对抗。概念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工具，而且是一个学派攻击另外一个学派的重炮。马克思攻击西方经济学是如此，西方经济学攻击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比如，马克思提出的工资奴隶的概念一下子就把当代无产阶级的奴隶身份揭示出来了，也就蕴含资本主义制度不值得向往的结论了。而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人，也正是运用他们概念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比如，弗里德曼使用自由的概念，而哈耶克使用信息的概念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制度。今天的中国引进西方经济学，会诱导人民拒绝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侵蚀甚至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而且，这种侵蚀、颠覆功能必然与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等历史虚无主义手法结合起来。比如，如果认为资源配置只能是如上述所说的那样，就会认为，市场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就会否定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更重要的资源配置所做出的建立计划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努力。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概念都与研究范式有密切关系。概念有真假、精粗、广狭，上位和下位，核心和辅助等等之分，不同的概念的理论和在现实中的重要性也不同。但是，所有研究范式都与概念有关系。于是，概念确实构成研究范式的一个重要维度。没有概念，就没有研究范式。不同的研究范式在基础概念上有根本的对立。

（四）理论

理论是指人们关于事物知识的理解和论述，它的最简单表现形式就是命题。从形式上看，命题是指表达判断的陈述句，从内容上看，命题是表达判断的陈述句的语义。经济学理论是以概念群、命题群对普遍联系的社会经济生活的概括。许多理论都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或几句话，并以某个词组来标识。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机构成提高规律、利润率下降规律，西方经济学的效用递减规律、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和供求均衡规律等等。能够做出这样的极简概括，是研究范式成熟的标志。《结构》中有一系列将理论与范式关联起来的表述：“理论要作为一个范式被接受”（第14页）、“搜集事实和阐明理论都成为具有高度指导性的活动”（第15页）、“深奥和撰写论文成为科学的标志”（第18页）、“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第19页）、“澄清范式所已经提供的那些现象和理论”（第20页）、“并非一切理论都是范式理论”（第52页）、“一个科学理论，一旦达到范式的地位”（第66页）、“由于范式包含了理论，所以它是研究活动的构成要素”（第93页）。因此，我们可以说，理论是研究范式不可或缺的元素。

在经济学领域，是否相信一种基本理论，成为不同研究范式的重大分野。比如，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可阶级斗争理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相信斯大林所归纳的生产关系，都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最基本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很显然，如果没有公有制为主体，一个社会就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与马克思主义阵营对立的学者一般都主张私有制，虽然他们主张私有制的理由不同，如有的是借口自由，有的则是借口效率，或如科斯、张五常那样主张产权重要，所有权不重要。生产资料所有权对于一个社会的利益分配和制度安排太重要了，因为它决定了谁能获得经济剩余。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因为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获得经济剩余，进而成为统治阶级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公有化。但实行公有化仅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个行动。建设社会主义还要安排好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安排好收入分配，否则，社会主义还可能倒退回资本主义。而为了实行公有化、安排好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安排好收入分配，就必须有强大的上层建筑，包括思想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确实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基本框架。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理论，它们构成了我们今天分析中国和世界经济须臾不可或缺的理论。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离不开生产力理论的指导的。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更离不开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生产关系理论的进一步细化就是资本理论和剥削理论。这些理论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被撼动的基础理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们不能不关注制度，不能不把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个既定的前提加以研究。这是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与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分野。

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一些西方学者明确提出，他们是在研究某一特定类型的制度，比如，刘易斯、德布鲁、诺斯等人都明确指出自己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或者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一些西方学者则把自己所研究的特定的制度或者自己命题成立的制度条件隐藏起来，以得到一种看似普适的命题。微观经济学把利润公式描述成类似一种会计计算式的形式，对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赖讳莫如深。因为一旦承认利润公式是一种生产关系公式，西方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属性就凸显出来了，就有违自己“纯粹经济学”的宣称了。微观经济学也不会告诉人们，利润范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出现的。在资本主义以前，没有利润理论。利润范畴的早期理论形态就是经济剩余理论。在封建社会中没有利润范畴，但有经济剩余范畴。微观经济学的利率理论也让人觉得，似乎有史以来，利率就是存在的。与利润相比，利率的存在要久远得多。在奴隶社会，就有了利率，在封建社会里，就有了关于高利贷的命题。但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发展，才有利率影响储蓄和投资的命题的出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利率与投资有无关系取决于它的经济运行机制。

比较优势理论在美国有着强大的影响，一度在中国政界和学界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当代的人们一般都相信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用任意两个国家的相对价格差异来定义比较优势，从而容易相信比较优势理论是一个普适理论。而其实，贾利军、王今朝证明，比较优势原理是李嘉图基于英国和葡萄牙这两个兄弟般国家而提出。很显然，李嘉图不会以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为例来说明比较优势，因为在1817年李嘉图出版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时，法国对葡萄牙的入侵和占领刚刚被英葡联军击退。而在实践中，至今为止的世界贸易也不是遵循比较优势。在王今朝等看来，在价格高低作为消费者主要考虑变量的日常商品的国际贸易中，是绝对优势而非比较优势决定了贸易格局，在高级消费品市场中，是反绝对优势在支配贸易格局。从理论看，可以从供求规律证伪比较优势决定贸易格局命题的科学性，而且自由贸易可以恶化一国福利。比较优势原理的普适化是在萨缪尔森的推动下形成的。但萨缪尔森在2004年也改变了他的“自由贸易使贸易双方同时获益”的观点。比较优势理论是这样一种理论：它提出来的时候，是用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但随着时代的更迭，后人把前人生产这套理论所设定和所依赖的环境给无意识地忽略了或有意识地抹杀了。结果，一个特殊的政策建议就变成了一个似乎普适的理论。在国际贸易领域，相信不相信比较优势理论，一度是不同研究范式的重大分野。

西方经济学还炮制了许多其它看似普适的理论，并且至今为止，比较有效地阻止了对它们的质疑。比如，集体行动的逻辑、囚徒困境、公地悲剧看起来都好像是无关制度的，而它们的结论常常被解释为是对集体主义的否定，很少受到质疑。西方经济学找到了许多反例如外部性、垄断公共物品、不完全信息等等，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研究范式的创新。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所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又被归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因为它们至少部分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施蒂格利茨敢于尖锐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不敢于尖锐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皮凯蒂敢于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但不会尖锐批评资本主义制度，更不会主张用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这差不多等同于把这些问题掩盖起来。西方经济学的范式起到了非常有效的阻止质疑和批判作用。库恩说，“只有范式才能非常有效地起到这种作用，部分是因为学派内部的争论停止了，也就终止了对基本问题的无休无止的重述，……”（第15页）。

改革开放以来，拒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拥抱西方经济学，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学界总的理论趋向。在改革开放三四十年后，中国经济学界再次觉醒，重新拥抱马克思主义。西方主流派虽然还没有质疑资本主义制度，但已经怀疑其自1980年以来所极度信奉的新古典经济学、全球化理论和华盛顿共识，使得西方经济学范式不再是“起着容许范例（examples）重复的作用”，而是成为“一种在新的或更严格的条件下有待进一步澄清和明确的对象”（第19页）。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由一系列模型所构成的、不同的模型用于处理不同的场景的西方经济学是孤立的、近亲繁殖的、拒不接受外部影响的学科，是象牙塔中痴迷抽象模型和花哨数据却不能为促进社会理解和解决公共问题作出贡献的学科，是诱导人们相信经济学家的答案总对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常规科学的时代已经到来。

（五）方法

在库恩的理解中，方法或许包括了定律、仪器（导读，16页）。“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认可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第88页）。“在学习范式时，科学家同时学到了理论、方法和标准，它们通常是彼此缠结、难分难解的”（第93页）。有许多方法，比如，观察法、比较法、类比法（在不相干的问题中找到相似之处）、文本法、归纳法、演绎法、分析法、综合法、抽象法、数理方法等等，是所有经济学研究范式共用的，不具有区分研究范式的功能。然而，在今天的经济学中，我们确实可以把方法孤立出来，作为研究范式的一个重要维度。不同的研究范式确实使用了非常不同的方法。比如，新古典经济学使用还原主义、边际主义和均衡分析的方法。所谓还原主义，就是把对社会的整体理解还原为对个体的理解，所谓边际主义方法就是考虑行为主体做微小改变所产生的效应。所谓均衡分析，就是对立的双方达到一种平衡，比如，供求对立所达到的平衡，博弈论行为对立所达到的平衡。凯恩斯经济学则使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把经济整体划分为消费部门、投资部门、政府部门和对外部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说，“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蔽着的基础”。令人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太多的经济学研究根本无视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关系了。

有时候，一种理论也可以作为一种方法。比如，马克思主义者就用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了许多问题。列宁高度评价阶级斗争理论。他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即阶级斗争的理论），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顺着这种线索很容易发现，在过去的几千年历史里，一般说来，人类社会都分裂为两大相互对抗的阶级，其中一个阶级由直接生产者组成，他们的劳动不仅用以提供满足自身需要的劳动产品，而且能够创造超出其即期消费需求的剩余产品；另一个阶级则由掌握这些剩余产品的人们组成。中国经济学必须防止这种结构重新在中国出现。如果这种结构在中国重新出现了，那么，不管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如何建构，都不可能成功。一些学者认为，阶级斗争范式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具有解释力，但在和平年代里，就不能过度强调矛盾、斗争了。然而，苏联解体不仅表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在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且表明，客观情况是矛盾、斗争无处不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不仅革命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建设也是阶级斗争问题。因为经济建设有依靠哪个、哪些阶级的问题，也有建设成果主要为哪个、哪些阶级服务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建设不可能仅仅依靠少数人，而是离不开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如果不这样看，就无法理解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命题，就会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认为搞革命就会妨碍生产，就会导致中国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进行生产，就会产生大量腐败，就会妨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大规模使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发展生产必须得到社会的共同同意，而这种共同同意只能建立在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范式的基础上。

应该指出，一些学者强调计量方法，把计量方法的使用提到“无计量不学术”的高度是缺乏理论思维的。理论是压缩数据的。理论的产生来自于抽象。抽象的一个功能就是从诸多的数据中抽出本质的东西。所以那些主张运用计量经济学进行研究的人实际上是反理论的。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不可能以计量方法为主要方法。

四、推论：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选择与创新

《结构》讨论了范式转换、范式革命、科学革命，并视之为对常规科学的突破。“科学革命在这里是指科学发展中的非累积性事件，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第79页）。“发现（科学革命的可能性）始于意识到反常，即始于认识到自然界总是以某种方法违反支配常规科学的范式所做的预测”（第44页）。然而，库恩也观察到另外一种现象：“只要范式未受损害，那么即使对合理性没有一致意见或对合理性根本无任何考虑，范式仍能发挥其指导功能”（第41页）。“持久而公认的反常也并不总会引发危机”（第70页），“在实践中，这种对一个主要的反常持有的耐心已被证明是合理的”（第69页）。库恩的这样两种对立的观点显示，范式革命不是一个容易发生的事情。

至少就可预见的将来看，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所需要的不是崭新范式意义上的范式革命，而是已有范式之间的转换。在经济学的世界里，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由于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在当下中国还是一个相当主流的范式，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选择就是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轨道上来。1921-1976时期的中国人的经济学是由中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塑造的。经过1980年至今四十多年的西方经济学渗透（在相当程度上，这是一场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的社会运动，类似于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国发生的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力量犹在，并在十八大之后有了较大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

按照理论自洽、适用广泛、有序呈现、精确预言、能够预见新现象或新关系等标准来看，马克思主义远胜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精确预言了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必然垮塌，而西方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资本主义如何运转，如何维持和加强这种运转，不可能去预言资本主义危机和崩溃，不可能支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中国所有的经济学研究都不能认可资本主义制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中国所有的经济学研究都不能认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中国所有的经济学研究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定维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范式选择问题决不能单凭逻辑和实验明确的解决”（第81页）。在这种情况下，把研究范式视为研究规则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基于研究范式即研究规则可以推论，面对中国当下经济学格局，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体系，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式的运动。今天的中国的儒术就是马克思主义。

第一，库恩认为，“正如在相互竞争的政治制度间做出选择一样，在相互竞争的范式之间做出选择，就等于在不相容的社会生活方式间做选择”（第80页）。在我们眼里，这几乎就等同于主张政治介入了。实际上，政治介入学术是世界各国的通例，而非反常。

第二，在中国，围绕西方经济学，已经形成了庞大而交织的带有利益集团性质的学术共同体。比如，一些人凭借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获得学术荣誉、学术地位、学术声誉、行政职位乃至经济利益，并互相支持。只有通过政治的强有力介入，才能尽快瓦解这种学术共同体，并抵消其影响力，尽快形成真正支持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建构的学术共同体。

第三，在西学东渐之后，在中国，还有不少学者在真诚地坚持和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马克思主义学术共同体的规模、质量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还不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政治的强有力介入，才能更好地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

第四，在中国经济学界，大多数人属于中间派。中间派即使在发现理论异常之后，也不会报告，至少不会及时报告。一位学者可能支持自己的学生或他人持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他自己可能对这种观点三缄其口。只有通过政治的强有力介入，才能动员中间派参与到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运动中来。

第五，只有通过政治的强有力介入，才能鼓励年轻人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二分法范式去取代西方经济学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二分法范式，用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范式去取代西方经济学的供求范式。供求理论可能是有用的，但还不足以成为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因为这样一来，就把更为重要的生产的地位降低了，甚至排除在外了。

第六，只有通过政治的强有力介入，才能向社会发出明确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信号。当下，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交织，不断有人置西方经济学遭遇的反例、反常和否定于不顾，反而借口稳预期、稳信心，试图颠覆劳动价值论、资本理论、剥削理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原理。

第七，库恩说，“无论是一个发现或一个理论，任何对自然的新诠释都首先出现于一个或少数几个人的心中”（第121页）。在自然科学中，首先由一个人或少数人发现的范式可能能够迅速获得承认，在经济学中，却并非如此。应该正是因为如此，斯大林才亲自撰写经济理论著作，才亲自领导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并进而使其在全世界获得了广泛的影响。

有人可能担心，这种新时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会造成中国的混乱。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际上，中国过去长期不断有人试图把西方的各种理论引入中国，扭曲中国的改革。考察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中国诸多留学归来的经济学学者只是西方经济学的搬运工，根本没有什么创新，甚至根本并不真正懂得西方的理论，却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产生了近乎颠覆性的影响。自1998年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的一个专业以来，中国经济管理领域的学子绝大部分接受的都是西方经济学的教育。他们往往没有创新的意识，他们甚至没有真正关切当下中国现实的意识。面对这种格局，需要有一个矫枉的过程。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阶级统治都不是仅把暴力作为威慑力来使用的。

本文分析还可以让我们对一些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有关的理论观点做出判断。比如，有人认为，数理范式是一种重要范式。但按照本文分析，数理仅仅是一种表述的方法，并且是非本质的方法，它无法构成支撑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范式。它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的范式。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西方经济思想史专家戴维·科兰德（D. Colander）1996年对西方经济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发展史所做出的判断了。他说，“一百年前，西方经济学家还站在两座山峰的底部，而两座山峰都隐藏在云层之中。他们不得不决定要爬哪一座山峰。他们选择了有明确定义、遵循数学秩序的山峰。当他们千辛万苦地登上了那座山峰之后，才发现另一座山峰要高得多。那是一座过程和有机主义山峰”。如果连数理都不是一个独立的范式，计量就更不是一个独立的范式了。再如，有人强调经济思想史学科对于研究范式创新的重要性。其实，至今为止的经济思想史的著作，特别是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著作大都是单纯地孤立地介绍某个思想家的思想，既没有揭示思想家之间的思想的联系，也没有揭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与现实的联系，更没有揭示这些思想家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局限。而且，中国今天所出现的许多问题正是因为中国一些人受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太深了。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向我们提出了太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了。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提出新的理论，而且要重新回顾、检视和精炼我们已有的理论，为此，我们需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只有将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重新纳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轨道，我们才能并力一向，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基于本文的理论，既然研究范式包括世界观方法论、视角、概念、理论和方法五个维度，研究范式的创新就在于这五个维度或其中若干维度的创新。如果中国经济学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轨道上，中国经济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科学性就得到了保证，我们就可以在视角、概念、理论和方法上更好地推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就可以实现视角、概念、理论和方法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有这样，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才能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