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真相：1958年的“争论”和“理论界的鲁迅”》的时候，笔者就在琢磨：梅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快在网上又找到胡为雄教授的《毛泽东在韶山让梅白改过诗吗?》（《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年05期）和《梅白在庐山为毛泽东改诗质疑》（《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年04期）。这两篇文章论据扎实，论证严密，令人佩服。接着笔者查阅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发现毛泽东只在1957年9月开会时见过梅白两次。“9月6日 下午一时半，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王任重、张平化、张体学、王延春、许道琦、赵辛初、王良、梅白参加。”（《年谱》第三卷第200页）“9月7日 下午一时，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湖北省部分地委书记座谈，王任重、梅白、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襄阳地委第一书记赵修、荆州地委书记孟筱澎、孝感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参加。”（《年谱》第三卷第202页）这两次短短的见面，难道会就会发展到梅白和毛泽东有经常性的来往，还为毛泽东多次改诗？这不是瞎扯淡又是什么？胡为雄给梅白戴上“伪造历史”的帽子，一点也不冤枉；王任重痛斥梅白是“满口谎言”，没有丝毫的夸张。
遗憾的是，王任重的文章和胡为雄的文章，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笔者发现，就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第一个月，网上出现了一篇讲述毛泽东和梅白交往的文章，竟然把梅白列为毛泽东的秘书之一。作者称，他在上世纪80年代从事回忆录编著整理工作，曾在探亲期间多次和梅白交谈过，梅白向他详细介绍了与毛泽东交往的旧事。此外，梅白还通过信件寄给他一些回忆录。
梅白成为毛泽东的秘书的始末
该文一开头就写道：“在纪念毛主席诞辰的日子里，我将先后发表两篇回顾在毛主席身边担任秘书工作的梅白同志和胡乔木同志的文章。”接着讲述了梅白成为毛泽东秘书的过程：“梅白到毛主席身边担任秘书和联络工作，始于1956年7月，源起于那个时候毛主席经常去武汉，需要了解湖北的风土人情，湖北的历史文化，还有湖北的领导干部，最好身边有一个熟悉湖北情况的秘书，同时做一点联络保障工作。毛主席要省委书记王任重给他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王任重非常慎重的千挑万选，最后向毛主席推荐了梅白。”“毛主席听了王任重的介绍，同意调过来用了试试。这一试，就是四五年，就此改变了梅白的人生，也为梅白这位老革命家增添了无尽的辉煌。”
后面的内容有分为五个部分，包括：“梅白和毛主席在诗词应对中比较得体”、“关于黄梅戏的流传”、 “几次有关文化和教育的论争”（包括梅白亲眼见证了毛泽东和李达的“争论”）、“担任县委书记前后”和“长于调查研究的梅白”。
该文把梅白和毛泽东的交往描写得栩栩如生，丝丝入扣。超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例如：
“一到夏天武汉的晚间特别热，毛主席常乘凉通宵，唯梅白能陪伴主席整宿。此时的梅白必光着脚丫，趿拉着木屐鞋，叭唧叭唧的在回廊里走动的声音，必定是梅白的。有服务人员劝阻梅白，梅白决不听。毛主席对他也能容忍，时间长了听不到他的木屐鞋的叭唧声，毛主席还不习惯。”
“1960年上半年的一天，毛主席告诉梅白，今后我来武汉的时候将会大大的减少，你的这个角色今后就不需要了。你要跟我走，就不要想当官，把‘长’字去掉，做我的秘书。我已告诉政治局的同志了，他们也同意，我的秘书都是自己挑选的。”
“梅白告诉我，他写给毛主席的报告，并不是次次都有批示的，每次都得待主席看完他的报告，或即兴批示，或与其他领导同志交谈之后才会作出相应的批示，到反馈给他一定是有些时日了。梅白是个很随兴的人，一旦他的报告老得不到回复的时候，他会毫不客气的说给他回话的田家英、胡乔木或杨尚昆等人：‘再不及时回复我就不写了。’当时与毛主席接触较多的领导同志都知道梅白的性格脾气，也没有人敢真得罪或批评梅白，深怕撞到他的枪口上，让他没轻没重的向毛主席告一状，真也划不来。每次梅白在电话这一头发出的牢骚，电话那一头的人都会很委婉的向毛主席转告梅白的想法。每到此时，毛主席都会会心的一笑，毛主席从不计较梅白说话的轻重。”
这篇文章中的一些故事，例如“诗词应对”“黄梅戏”和“论争”等等，实际上流传已久，在不少党史故事中出现过，也被诸多官方媒体采信过，有些还有所发挥。梅白到底是个什么人，笔者终于在网络上搜素到了权威的关于梅白的介绍。《中国作家网》的会员介绍栏目中有梅白的介绍：梅白，笔名一丁。湖北黄梅人。中共党员。1938年后历任中共区委书记，军分区宣传科副科长，专署文教科副科长，地区团委书记，湖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主任、省委副秘书长，《七一》副总编辑，荆门县委第一书记。194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杂文集《什么思想在作怪》、《大江东去》、《百炼成钢》、《公与私》（合作），电影文学剧本《土地》（合作）等。由此看来，梅白当时不但是湖北省委的厅局级干部，而且是一名写作水平甚高的作家。在搜索到这条消息后，又出乎意料地在《中国作家网》上搜素到了《“理论界的鲁迅”李达》一文。没想到梅白成为毛泽东秘书的“1956年7月”，竟然和毛泽东评价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发生在同一时间。而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毛泽东在这个时间毛泽东根本就没有去过武汉（见《年谱》第二卷第590页至595页）。该文写道：“1956年7月，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去看望在武昌东湖宾馆下榻的毛泽东，毛泽东当面评价李达说:‘你是黑旋风李逵。但你可比他李逵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而你鹤鸣兄却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算起，到全国解放，可称得上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哪个没有挨过你的‘板斧’？’‘你就是理论界的鲁迅，我一直就是这么个看法！’毛泽东的这一评价，可以说是对李达一生的真实写照。”该文的作者是一位姓汪的教授。《中国作家网》在文章后面介绍这位教授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一位有这么多头衔的教授，在写涉及到毛泽东的文章时，居然不查一下最权威的文献《毛泽东年谱1949—1976》就信手拈来，笔下生辉。以至于以讹传讹，变为信史。如此随意，实在是令人汗颜。
伪造历史者的动机是什么？
梅白的故事，一直在他的故乡流传，说明梅生前曾白不厌其烦地向别人讲述他与毛泽东交往的历史，以至于当地的媒体，至今还时不时有相关的消息发布。2021年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内容：“晚年，梅白党籍尚未恢复，心里着急。他在回忆录里反复写到他与毛主席诗词交往…..这故事有或无，很难说，因为当时毛主席已逝世十多年了，除了毛主席外，谁能说得清楚？梅白为什么要写这通天大事？是不是想借伟人威望早日恢复其党籍，不得而知，只是后人从其著文或与人交谈中，反复念叨到此事，主观推测而已。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认为梅文中多有失真之处，著文将其批得狗血淋头。王文发表在《春秋》杂志1989年第1期上，标题为《满篇谎言——评梅白的〈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王文刊出后，梅白没有反驳。批评他的正是他昔时的老领导，还有什么说的？直到1992年病逝时党籍仍未恢复，一代文豪就这样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了人世。”至于这是不是梅白伪造历史的动机，并不难判断。
不可否认，加入这个伪造历史队伍的人中，有的是缺乏历史教育，道听途说，偏信偏听，以讹传讹，甚至可以说是出于某种好心。但在无意中极大地助长了伪造历史的传播也是不争的事实。更值得注意的是，最早加入到伪造历史队伍中的某些人，完全是居心不良。他们反复推波助澜，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事情发生时间地点，以便增加“信史”的分量。有位资深的研究李达与毛泽东关系的王姓专家，除了在报刊上发文章，写专著，接受专访外，还在网站上推出长文。他在一篇长文中写道：“身为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李达准备撰专文纪念新中国10周年大庆。他敲定了题目：《毛泽东——辩证法的巨匠》……可是，他听了萧劲光披露的庐山会议情况，心灰意冷了，说：‘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好写的了！’他拒绝修改和发表这篇歌颂毛泽东哲学的文章，表明他对毛泽东庐山会议反对彭黄张周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不满和抵制。他不仅对彭黄张周寄予极大的同情，也对毛泽东开始持保留态度。不仅如此，理论界的鲁迅和黑旋风李逵的李达，还从此噤声，抵制了愈演愈烈的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思想理论界的极左思潮，从而难能可贵地保持了自己的晚节。”资深专家发声在前，热衷追热点的某些学者也在刊物上发文称：“‘大跃进’达到高潮时，经湖北省委批准鄂州县委门口贴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李达得知后就给省委的梅白打电话，怒斥这是唯心主义的，还提出要见在湖北视察的毛泽东，李达见到毛泽东后就说：‘润之，我要单刀直入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听后就以中国革命为例子说：‘这叫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李达生气地打断毛泽东的话，说：‘润之，发挥主观能动性是要有一定条件的。你发烧四十度，下面就会发烧四十一度、四十二度。’站在一边的梅白见二人吵了起来，就插话说：‘口号取消。’李达仍然执著的强调说：‘口号取消，但思想上并没有取消啊！’毛泽东与李达二人的谈话不欢而散。”“此后，毛泽东开始疏远李达。”
那么，李达的真实态度又是什么呢？《真相：1958年的“争论”和“理论界的鲁迅”》引用的李达在1961年8月28日致余志宏的信中的内容足以证明：李达为完成毛泽东交给的任务进行了不懈努力，直至1966年8月逝世。在这里，还可以补充《李达全集》中1965年10月26日致陶德麟的信作为证据。信中写道：“我从1919年起，研究马列主义，但在过去暗中摸索，进步很慢，旧著《社会学大纲》，算表示当年到达水准。解放以后，虽然有一点进境，但现在衰老了，只希望此书的改写，及身得见其完成，这不能不求助于你和各同志了。几年以来，我们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的同人，主要地是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但这书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反修为纲写成的。用毛泽东思想写这本哲学大纲，这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本工作。为此，我主张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应当继续存在和发展。何况，现在的工农兵同志都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哩!我们是哲学系，难道不专门研究毛泽东思想么?这件事，请和志宏详商。余续谈。”（《李达全集第二十卷》第473页）读了这些原汁原味的史料，我们应该为李达的精神点赞！
至此，完全可以下结论：所有涉及到梅白和毛泽东交往的“史实”，都正如胡为雄教授所说的，是“伪造的历史”。伪造历史是虚无主义的一种主要手法。梅白伪造的这段历史，一直传播了40多年，至今仍在传播。有关人员、有关媒体难道不应该反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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