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春堡：从霸权失灵到命运共同体，世界秩序的困境、变革与重构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被一种普遍的焦虑所笼罩。特别是近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地缘政治热点频发，局部冲突僵持不下。今年伊始，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军事突袭、对格陵兰岛的露骨觊觎，以及其在伊朗周边加剧的军事部署，不仅加剧了西方联盟内部的裂痕，更构成一系列冲击现有秩序的乱局。这些动荡，有可能是全球秩序深层变革即将到来的前兆。因为旧秩序的某些根本要素正在解体，变革以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更加紧迫；旧秩序的危机越深重，国际社会寻求深度变革的动力就越强劲。

当前的国际乱象丛生，主要源于昔日霸权支柱的扭曲与失灵。美国的行为模式，正从一种基于规则、哪怕常常是虚伪规则的主导，蜕变为一种赤裸裸的“掠夺性单边主义”。所谓的“唐罗主义”，不过是以关税威胁、国内法长臂管辖和军事恫吓为链条的现代殖民策略。它不仅在撕裂西半球的稳定，更在侵蚀其与欧洲等传统盟友的信任基石。这种失范又根源于其内部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全球化曾为美国资本带来前所未有的红利，但这些财富并未润泽其去工业化的锈带，反而加剧了社会的撕裂。2008年金融危机后，民众的愤怒并未导向对金融资本主义的深刻反思，却被简化为一股排外的民粹主义浪潮。美国政治精英无法从根本上修复这一裂痕，转而选择向外转移矛盾，企图以对外示强来维系内部凝聚，结果却加速了其国际信誉与领导力的破产。

讽刺的是，这种逆流而动的霸权自毁，恰恰发生在两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之中。其一是全球化与数智化的洪流。尽管有的大国企图拉拢盟友构筑人工智能等科技壁垒，但数智技术天生具有穿透边界、连接一切的属性。封闭只能带来暂时的落后，无法改变互联互通的必然方向。其二是人类文明对更高秩序的本能追求。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国家主权的确认，到国联、联合国对集体安全机制的探索，每一次惨烈战争后的痛定思痛，都推动着人类试图在无政府的世界中，建立起约束暴力、促进合作的制度框架。爱因斯坦的警告言犹在耳，我们或许已没有经历全面核战争后重建秩序的奢侈。旧秩序的危机，一方面源于其已不适应新的力量格局与全球性挑战；另一方面，正是主导者自身的肆意破坏，提前暴露了其所有伪善与不公，从而为国际秩序的深度变革扫除着障碍。

联合国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机制，正深陷其诞生之初就埋下的制度性困境。当初，在二战废墟上，并非没有建立超国家“世界政府”的构想，爱因斯坦、丘吉尔等有识之士都曾为之呼吁。然而，大国现实政治的逻辑最终放弃了理想主义蓝图。“大国一致原则”及否决权制度，与其说是国际社会的民主设计，不如说是大国尤其是美苏为捍卫自身绝对主权而设置的安全阀。这一定位，从根源上决定了联合国只能是一个协调机构，而非“权威政府”。在过去数十年里，这一设计既发挥了重要作用，保障了冷战未滑向热战，也在无数次否决权的滥用中陷入瘫痪，权威日益碎片化。当安理会的决议常因大国私利而沦为一纸空文，当单边行动屡屡绕开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便无奈地陷入一种“有组织的国家”与“无政府的世界”的悖论之中，各国国内法律森严、秩序井然，一些势力还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而国际层面却常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我行我素，无拘无束，大行其道。这种国内法治与国际丛林法则的尖锐反差，正是当今众多悲剧的根源。

更深刻的危机在于维系旧秩序的价值叙事的彻底破产。这种破产之所以带来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现象屡被暴露，主要源于三点：一是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更加有恃无恐；二是数智时代兴起的自媒体使舆论垄断正在受到挑战，让人们可以看到一些真相；三是长期以来，它们披着“民主”“人权”的华丽外袍，常常以西方主导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名，实则包裹着“中心-边缘”不平等结构与特权利益。对此以往虽不乏深刻批判，但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2026年达沃斯论坛上的发言，可谓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其本质。他说，体制得以延续，不仅靠暴力，更靠普通人“生活在谎言”的仪式里参与作假。这个体制的力量，并非源于其真实性，而是源于每个人都愿意表现得仿佛它是真实的；而它的脆弱性，也正源于此……诚实面对现实,就要停止生活在谎言中。从伊拉克到利比亚，西方在“保护责任”的旗帜下进行的干预，最终留下的只有废墟与分裂，其双重标准世人共睹。如今，这套虚伪的“价值观同盟”已难以为继。拜登政府时期试图强撑门面，重申旧日信条，却显得力不从心；近年来美国转而采取不加掩饰的单边主义，索性“不装了”，公然退出66个国际组织，推行极具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无论是精心维持的虚伪，还是粗暴扯下的面具，都指向同一事实，即由少数国家定义规则、分配利益的“虚幻共同体”已然裂隙丛生，它所依赖的丛林法则内核，在觉醒的全球南方世界面前，已日益失去合法性。

旧秩序的危机孕育着变革与建设的契机，其解构过程正为国际关系的实质性改进开辟出新的空间。维护联合国及其宪章和原则，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改革，正顺应了两股强大历史力量的汇流，也迫切呼唤一场有力度和深度的变革。

首先是客观历史条件的成熟。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根本性地改变了全球力量对比，“全球南方”已成为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气候变化、疫情流行、人工智能治理、核扩散风险等生存性挑战，迫使我们认识到人类命运前所未有的紧密相连，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这些压力正转化为改革旧体系、构建有效全球治理的强制性动力。

其次是更具包容性与前瞻性的新理念的提出与实践。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代表着一种超越零和博弈、超越集团对抗的新范式。它不追求取代某个霸权，而旨在构建一个所有国家平等参与、共享安全与发展红利的合作网络。最近，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指出，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影响力遍及全球各个领域。对一个大国来说单边行事或许更为容易，但中国始终强调“众行致远”的意义。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我们当前面临的许多挑战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加以解决。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各国立场激烈碰撞时，中国以发展的确定性与合作共赢的清晰主张，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了一股难得的稳定力量，也在为这个不确定的世界提供了一种不同于霸权更迭的新的可能。

因此，维护和变革以联合国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和坚持多边主义，需要一场全局性、根本性的创新变革。它至少需要在几个关键方向上展开探索。第一，全球治理机构必须进行深度改革，以反映21世纪的世界格局。这包括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使其更具代表性和合法性，解决安理会改革中的“地区代表性平衡”问题，从而提高其决策效率和权威。第二，必须构建切实有效的全球合作机制来应对生存性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将更多资源和政治注意力从地缘竞争，转向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粮食安全等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议题。第三，必须为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制定全球性的治理框架和伦理准则，促进AI治理中的跨国监管协同，确保技术进步服务于全人类福祉，防止其加剧不平等或引发不可控风险。第四，需要探索新的全球经济合作与利益分享模式，使全球化的发展成果能够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从经济基础上减少冲突的根源。

历史进程正从一个以“霸权失灵”为特征的混乱阶段，朝着以“命运共同体”为愿景的方向演进。这一转型必然充满荆棘、博弈与曲折。旧有力量的惯性不会自动消失，地缘政治的摩擦仍将存在。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国际秩序的持续冲击，国际社会应当团结协作，以清晰的共同愿景、持久的战略耐心与集体的实践智慧，坚定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进行深刻变革，才能共同迈向人类社会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未来。

【邵春堡：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