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继印：多学科手段破解夏代历史之谜

由于年代久远、文献匮乏，夏代历史长期以来扑朔迷离，其是否真实存在备受质疑。不过，随着出土新材料的不断增多和各种研究手段的不断介入，夏代历史的真面目正慢慢浮出水面。

古文字学使夏代历史更加可信

受“古史辨派”影响，夏代历史至今仍被一些国内外学者认为是神话或杜撰的。关于夏代的真实性，近年来，古文字学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

简牍是汉代之前主要的文字载体，记载夏代历史信息的代表性简牍有上博简、葛陵楚简和清华简等。其中，清华简的相关历史信息尤为丰富。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和文字风格判断，清华简应为战国晚期楚国的文献。清华简关于夏代的记载，有些可以与传世文献相印证，而更多则是前所未见的新内容。《尹诰》《尹至》篇中夏为“西邑夏”的说法不仅可以与《礼记》《伪古文尚书》相印证，而且佐证了甲骨文中的“西邑”就是夏，从而解答了为何甲骨文中不见“夏”字的问题。《参不韦》篇主人公是启，通篇记载的是参不韦对他的训诫，另外还涉及鲧和禹的事迹。《厚父》篇不仅记载禹建夏邦、咎繇永保夏邑，还论及启、益和孔甲等夏代重要人物及其相关事迹。

金文是铭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不易为后人涂改，是最具真实性的历史信息，涉及夏代历史信息的青铜器主要有叔夷镈、叔夷钟、秦公钟、秦公簋、豳公盨和嬭加编钟。其中，叔夷镈和叔夷钟铭文记载了伊尹辅佐成汤伐夏之事。秦公钟和秦公簋均有其先祖“鼏宅禹蹟……虩事蛮夏”的铭文。西周中期的豳公盨铭文中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可与《尚书》《诗经》《史记》相印证。近年新出嬭加编钟铭文中也有“伯括受命，师禹之堵”等文字。叔夷是战国时期商人的后代，秦公为辅佐禹治水的东夷人伯益之后，豳公是“禅位”于禹的虞舜之后，嬭加是楚国公主、祝融之后，他们均非姬姓周人，在论及禹或夏代史事时，并没有为了歌颂自己的祖先而否认禹的事迹和地位。这些非姬姓周人，尤其是灭夏的商人后裔对夏的相关叙述，从根本上否定了“夏是周人根据灭商的政治需要而杜撰的”这一主观臆断。

田野考古学使夏代历史更加可靠

夏代作为一个存续数百年的王朝，不可能不留下任何历史痕迹。对于探寻夏代历史，田野考古学功不可没，取得重大突破。

安阳殷墟考古发掘不仅发现了甲骨文窖藏坑，证明这里就是甲骨文的“故乡”，而且还发现了王陵和宫殿基址，也证明这是商代一处重要的都城遗址。王国维对甲骨卜辞进行研究，发现其中的商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所记基本一致，不仅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也确证殷墟遗址就是商王盘庚所迁的殷都。在郑州地区发现的二里冈文化，其文化风格与安阳殷墟文化高度相似，很可能也是商代文化遗存。此后在郑州人民公园发现殷墟文化叠压二里冈文化的地层学证据，证明二里冈文化早于殷墟文化。碳十四测年显示，二里冈文化与商代前期的年代相吻合，说明二里冈文化应属于商代早期文化。此外，在郑州地区发现一座二里冈文化时期的城址，总面积达25平方公里。该城址不仅有内城，还有外郭城，城内发现宫殿区、青铜器窖藏坑、铸铜作坊等高规格遗迹和遗物；城内出土大量带有“亳”字的陶文。由此可以判定，该城址应是商代早期成汤所建的亳都。

商代早期都城和文化遗存的发现，对于进一步寻找夏文化意义重大。考古地层学证据显示，二里冈文化层之下叠压的是二里头文化洛达庙类型遗存，其年代与二里冈文化相接。结合商汤灭夏的历史，二里头文化很可能是夏代文化遗存。二里头遗址作为二里头文化的代表，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布局规整，有宫城、宫殿区、铸铜作坊区、绿松石作坊区，出土了绿松石龙、青铜器、玉器等高规格遗物。综合考古发现和年代学分析，该遗址是商代之前的一处“王”都遗址。

二里头文化早期主要分布于洛阳盆地一带，文献记载夏人在此活动的信息丰富。随着二里头文化的发展，其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一带，东面与东夷人的岳石文化相接，北面与先商性质的下七垣文化相连，与文献记载的夏人长期与东夷、先商族群交流往来的信息高度相合。在二里头遗址第四期晚段遗存中，发现大量成组的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遗迹与遗物，与文献记载的商汤联合东夷人灭夏的历史契合。因此，在二里头文化范围内，虽然还没有发现明确为“夏”的文字，但综合地域分布、文化谱系、年代序列与文献记载等可以推断，二里头文化应是夏代的文化遗存，二里头遗址也应是夏代的都城遗址。

总之，殷墟文化、二里冈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可以与商人和夏人的历史相印证，使夏代的历史有迹可循，大大增加了其可信性。

历史地理学使夏代历史更加鲜活

夏代的历史信息散见于先秦文献，不成系统。把这些信息串联成历史，离不开历史地理学的方法。

夏人居于何地是夏代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在晋南、豫西、豫东、山东、安徽、浙江、湖北等地都有关于夏人的信息。学术界认为这些信息存在争议或是讹传。不过，有些文献信息可以通过考古发现串联在一起，复原夏人的活动路线。

晋南地区素有“大夏”之称，又是“尧都平阳”所在地。由《逸周书》等文献中的“唐伐西夏”可见，尧是在西征大夏后定都晋南地区的平阳。《国语》等文献中有尧放鲧于羽山的记载，说明尧在征服西夏之后，把其首领鲧流放到今山东南部一带的羽山。《穆天子传》中有启居于黄台之说，据考证黄台就在今新密市洧水和黄水河之间。《竹书纪年》记载“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亦居之”。由此可知，夏人最初居于晋南地区，被尧击败后流放到东方；到启时居于今新密一带；自太康开始居于洛阳盆地。

这些文献信息看似荒诞不经，却恰恰与考古材料相契合。作为夏代中晚期文化遗存的二里头文化，以洛阳盆地为中心，应为太康至桀时期夏人的居地。二里头文化的源头是新砦文化，新砦遗址位于洧水和黄水河之间，与启所居的黄台高度相合。新砦文化主要来源于鲁豫皖相邻地区的造律台文化，这里主要是东夷人的聚居区，其北部是鲧妻有莘氏的居地，南部是禹妻涂山氏的居地，鲧的流放地羽山也距此不远。此外，分布于淮河下游的禹会村文化、环太湖流域的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江汉地区的后石家河文化，都与造律台文化关系密切，并与文献记载的“禹会涂山”“禹会会稽”和“禹伐三苗”相合。这表明鲁豫皖相邻地区曾是鲧和禹的活动区域。

造律台文化主要源于大汶口文化，其中也有一些晋南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但庙底沟二期文化与造律台文化并不相邻，也不见庙底沟二期文化向东传播的遗迹，其文化因素犹如空降一般出现于造律台文化之中，让人费解。晋南地区陶寺文化是陶唐氏的文化遗存，陶寺文化早期与庙底沟二期文化末期同时，与唐伐西夏事件相合。造律台文化中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较少，与鲧被流放的性质相符。因此，这些考古现象与尧放鲧于羽山的史实相契合。

文献和考古材料的互证，大致复原了夏人的活动路线：在尧之前，夏人主要生活在晋南地区，他们创造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唐伐西夏后，以鲧为首的部分夏人被流放到鲁豫皖相邻地区，他们与当地人群共同创造了造律台文化。禹时期发生了大洪水，鲁豫皖相邻地区受灾严重，夏人在禹的带领下迁徙到地势较高的郑州一带，形成了新砦文化；太康时期，夏人又迁徙到洛阳盆地，定都斟寻，形成二里头文化。历史与考古相结合的历史地理学考证方法让夏代历史更加鲜活。

科技考古学使夏代历史更加丰满

科技考古学是运用科技手段分析考古发现的物质遗存，以获取相关历史信息的考古学分支。科技考古学主要包括人骨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冶金考古、分子考古、同位素分析、残留物分析以及测年技术等。

运用科技手段对夏代考古发现的各类物质遗存进行分析和研究，大大丰富了夏代历史的内容。人骨考古通过对夏代人骨的测量数据进行人种分析，证实夏代的人种是东亚蒙古人种。植物考古通过浮选炭化植物种子的方法辨别出夏代主要农作物有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等。动物考古研究辨识出夏代已有猪、牛、羊、狗等家养动物，另外还有野猪、鹿、兔、鸟类等野生动物资源，以及鱼、蚌、螺等渔业资源。环境考古通过沉积学分析、孢粉分析等方法证实了夏代洛阳盆地属于暖温带气候，并发现在夏王朝建立前夕确实发生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洪水。冶金考古通过对夏代出土的铜器进行分析，得出当时已掌握了冶炼青铜的技术以及复合范技术。分子考古运用DNA分析技术解析了夏代人群的血缘关系。同位素分析技术通过对人骨或动物骨骼中的碳、氮、氧、锶、硫等稳定同位素的解析，可分析夏代人和动物的食谱信息以及来源信息等。残留物分析通过提取器物壁上残留物质，识别其为哪种植物淀粉或蛋白，不但可以识别器物的功能，还可以识别食物或饮料的种类，弥补了大植物考古的不足；研究发现，夏代人的食物除了传统的五谷外，还有一些野生的栝楼根、橡子等。判断夏代相关年代问题主要运用碳十四测年技术，经测定，夏代相关年代范围约在公元前1900—前1530年间。

总之，在多学科研究手段的加持下，学术界对夏代历史研究取得很大突破，不仅破解了夏代历史之谜，而且使其历史脉络越来越清晰。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和更多研究手段的加入，夏代的历史画卷将会更加绚丽多彩。

（作者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