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身贫苦，年仅4岁就失去了父母双亲，小时在农村长大，后来进城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做店员，这些经历让父亲对人民群众有很深的理解，也怀有很深的感情。这也是激发他后来投身革命的强大动力。父亲经常告诫我们不能脱离群众，工作中他也是时时处处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开始主抓财经工作。他提出重要民生工作必须安排在前的方针，老百姓的吃穿用度，哪一样短缺了他都睡不好觉。他常说的两句话就是：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老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951年10月25日，陈云在全国政协第一届三次会议上作财经工作报告
在他眼中，大白菜也是政治问题。从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冬储大白菜。当时，大白菜可是北方老百姓饭桌上的当家菜，炖、炒、熬、熘、凉拌、包饺子，大白菜都是绝对的主角。父亲说，冬季老百姓就是靠大白菜、土豆这两种东西过冬，卖得太贵了他们会买不起，没菜吃不行啊!他就让秘书告诉管理部门，大白菜的储存、运输等每一个环节都要搞好。
到了1982 年，已经77岁的父亲还给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写信，要求务必组织好大白菜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避免冬季烂菜问题的出现。一直到他病重期间，父亲依然关心着北方的大白菜。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许多人都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伟力也生了病。后来母亲告诉父亲，她从一本刊物上得知，得浮肿病的原因主要是蛋白质不够，如果每人一天能补充二两大豆的话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父亲听后，马上给东北打电报调大豆进关。由于当时国内的大豆产量有限，父亲就要求首先解决大中城市的供应问题。为了达到蛋白质的摄入标准，父亲还想方设法解决必需的副食品供应问题。他算得很细，比如一个月有5 斤鱼和肉，再加上主食和蔬菜，就能够基本满足城市人口的蛋白质需要了。
那时短缺的不仅仅是食物，有一段时间市面上女同志的发卡都买不到。父亲知道后说这怎么行?他要求拨出一部分钢材解决这个问题，不然群众要骂娘的。
发布票在当时也被严格管控，一年就几尺布。1961 年，正在杭州开会的父亲给商业部部长打电话，叮嘱当年发给老百姓的布票绝对不能比上一年少。那个年代人们穿的都是棉袜子，不结实。父亲听说可以用尼龙丝织袜子，就给纺织工业部和外贸部打电话，说你们赶快研究尼龙丝，我们要解决老百姓穿袜子问题。他还给冶金部部长打电话，要他调质量好的钢材给轻工部，用于生产质量好的针。
父亲主持财经工作期间有一个习惯，就是逛市场。东安市场、东单菜市场、西单菜市场，他全都转过。他也喜欢逛百货商场，他说一看商品的档次，一看货全不全，就知道现在经济发展得怎么样。所以一有时间，父亲就到市场去看看，详细了解每天卖了多少斤糖，多少斤点心，回笼了多少货币。
陈云任中财委主任时，身边一直备着一把算盘。1978年11月，陈云在杭州玉泉茶室看到服务员在打算盘算账，走过去说：你的算盘让我打一下行吗?于是就噼里啪啦地打起算盘来了。
我们住的北长街的那个杂货铺他也去看过，他跟我们讲，别看小店只有5平米，老百姓却离不开它，因为小孩的铅笔、笔记本，还有橡皮、墨水、毛笔都在那儿买。父亲进到店里时，就坐在那儿看着老板怎么忙活生意。有个戴瓜皮帽的人总是拿着个水烟袋坐在后头抽，他说这个人是在思考进什么货，出什么货，该给顾客准备点什么东西。
后来他把这个例子到处引用，说我们需要有这种戴瓜皮帽、拿水烟袋的人，能够站在较远的地方去看全局。父亲就是这样从日常生活角度去观察和关心群众生活，去思考国家经济应该怎么管理。
父亲还十分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并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20世纪80年代初，科协让母亲转交给父亲一封信，北京航空学院一位教师在信中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父亲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开始进行调查研究，还从曾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的伟力那儿了解情况。伟力自己生活待遇也很差，生孩子后单位分给她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没有厨房，放一张床，一张桌子，就没空间了，几十块钱的工资也是多年不变。
那时，父亲又恰好收到全国政协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问题调查组写的报告，反映的也是这类问题。父亲就直接致信中央常委，他说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抢救知识分子，抢救他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后来，父亲的那封信得到了小平同志和其他常委们的赞成，信中的意见也被中央有关部门在工资改革中所采纳。
(作者：陈伟力 陈元 陈伟华 陈伟兰 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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