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全媒体时代严守阵地，加固思想长城的好作品——电视剧《阵地》有感

互联网时代，资本平台的参与，改变了媒体的传播形式。媒体自媒体如雨后春笋迅速长成竹子的海洋，旺盛的生命力冲击着我们原有的“阵地”，舆论上甘岭的争夺非常惨烈。我们稍微的松懈，资本和境外控制的平台上，媒体自媒体公知、殖人等就会跳出来带节奏，威争夺舆论阵地，瓦解我们的思想文化防御，威胁我们的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值得我们警惕和重视。令人可喜的是央视推出的大型电视剧《阵地》，犹如乌云密布的天空响起惊雷，使人振聋发聩，传递出强化舆论阵地信号，鼓舞人民群众的士气。

《阵地》的主体思想是‌以“文化抗战”为核心，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爱国进步文化人士“以笔为枪、以文铸魂”的精神力量与历史担当‌。聚焦“文化抗战”这一独特视角，突破了传统抗战剧以军事斗争为主的叙事模式，将镜头对准1938年至1944年间云集桂林的一大批文化精英，郭沫若、夏衍、田汉、巴金、徐悲鸿、茅盾、陶行知、欧阳予倩等，以及以李克农为代表的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他们通过报纸、戏剧、音乐、文学、美术等形式坚守阵地，开展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抗战”‌。

1944年桂林沦陷后，轰轰烈烈地文化阵地被迫中断，说明文化舆论的存续高度依赖于安全的地理和政治空间。桂林的“文化抗战”证明，思想阵地一旦失守，再坚固的城池也可能从内部崩塌。让人欣慰的是，《阵地》出现了，他是文化力量、精神信仰与民族觉醒的史诗，再现“文化抗战”的壮阔图景，那些用笔杆子守护民族魂灵的知识分子，并传递文化自信与精神坚守的永恒价值‌‌。今天，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并未停歇，反而随着技术浪潮席卷至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正如电视剧《阵地》所深刻揭示的，思想文化的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来不得丝毫的麻痹和松懈。

回想2013年斯诺登事件不久，参加金一南先生的形式报告会，一位年轻人提问说：自己喜欢茅于轼、李开复等人的文章，‌我大吃一惊，提出：我们的舆论很混乱，出现了问题。我以为领导权应当掌握在正真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互联网在我国普及太快，应当尽快立规矩。否则，后果严重。金一南很无奈，含糊解答说，这要靠宣传部门。我一直坚守阵地，向当地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提出过一些问题，他却对人说：“意见正确，不能鼓励。”这样的人掌管宣传，我就遭到了当地的非议，一直盼望党风政风舆论风向好转。

我们的舆论阵地，正面临一场严峻复杂的“多维战”。信息过载的“争夺战”，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传统主流媒体的传播模式被深刻解构。意识形态的“渗透战”加剧，别有用心者利用地域、性别、职业等议题，通过剪辑拼接、断章取义，刻意制造对立、撕裂共识，甚至歪曲历史、传播虚无主义。话语方式的“代际战”激烈，当我们一些主流媒体还在沿用“权威有余网感不足”的语态时，各种迎合流量、贩卖焦虑的自媒体已大行其道。在内外勾结，不断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的舆论阵地需要加固。因此，守护新时期的“阵地”，绝非简单的喊口号或封堵，而是一场需要系统变革、全员参与、技术赋能的立体战役。

80年前，桂林的文化人在物资匮乏、生命受威胁的情况下，仍坚持“文化为抗战服务”，创作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民族觉醒；80年后，部分文化人却在物质丰裕的环境中，陷入了“流量至上”、“接轨国际”的误区：有些作家为了销量、获国际大奖，曲意奉承洋大人，违背民族历史和事实，恶意迎合西方价值观，炮制低俗玄幻的“爽文”、“暴露文字”，回避现实议题，催生了一大批曲意奉承之辈效法；有些自媒体博主为了涨粉，编造虚假历史，调侃英雄先烈；有些艺人将“文化”异化为“捞金工具”，缺乏对职业的敬畏。

舆论场的乱象，暴露出我们在关键环节的短板，构成了阵地的松动和“裂隙”。“喉舌”的自我弱化成为主流媒体的转型阵痛。一些地方媒体在市场的压力下，主动或被动地削弱了作为社会“喉舌”的核心功能。主流媒体的评论版块观点的旗帜被大幅缩减甚至取消，舆论阵地出现“空洞化”。这是“安全逻辑”对公共表达的过度压制，导致面对敏感议题时习惯性“绕道走”，或沦为转载权威声音的“文摘版”。这无异于在阵地交锋前主动放下了武器。

“话语和节奏”的精准毒害是敌对势力的新型战术。与正面进攻不同，当前的挑战更多是制造热点“带节奏”式的慢性毒害。敌对势力深谙“流量密码”，手法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它们往往以“科普”、“反思”、“为弱势发声”、“生活分享”为幌子，精心筛选的对比框架，系统性地贬损民族文化、鼓吹西方至上。这种文化“软侵略”旨在潜移默化地瓦解文化自信，让爱国者在表达时陷入“尴尬”或“不合时宜”的被动境地。我们不需要文化人像抗战时期那样“冒着生命危险创作”，但依然需要他们守住“文化的底线”；不歪曲历史，不解构英雄，不回避现实；需要他们重拾“以文报国”的初心，用有温度、有力量的作品，记录时代、唤醒人心。

意识形态“战法”的严重滞后，造成内容与技术的脱节。许多主流媒体的困境在于手握“内容为王”的真理，却输在了深入人心的“最后一公里”。报道“权威有余网感不足”，在形式、语态和传播渠道上与年轻一代脱节。当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群体，普遍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获取信息时，主流媒体迟迟不发声，让群众得不到正确的信息。如果主流声音不能紧抓热点，传递声音，在这些新“阵地”上以可亲、可感、可触的方式出现，那么“失语”和“失守”就是必然结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只要还有媒体人、文化人坚守“以文为魂”的初心，只要还有人愿意被文化唤醒，“文化阵地”就永远存在。

《阵地》的启示，文化人面对的不只是笔墨纸砚，还有炮火硝烟。剧中用较大篇幅描写王鲁彦从“书斋文人”到“战地作家”的转变，面对侵略者的铁蹄，文化人也必须走出象牙塔，以笔为剑，奔赴战场。任素宁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泣血执笔，用纪实文字唤醒沉睡的民众。创作者精心呈现的一幕幕故事告诉观众，军人有军人的战场，文化人有文化人的阵地。国土沦陷之际，文化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宣传工具”，它同样是尖兵利刃。《阵地》蕴含的这些深刻思想，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今天，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阵地》中夏衍说：“一张报纸的价值，不是看它卖了多少份，而是看它唤醒了多少人；一个文化人的价值，不是看他名气多大，而是看他为民族做了什么。”这句话放在当下依然振聋发聩。当新闻文化变成“流量的附庸”，当文艺创作变成“跪舔西方”、“低俗的狂欢’，文化人就丢失了自己的“阵地”，失去了受众而没落。这恰恰是《阵地》警示的：文化的核心价值，永远是“精神的传递”，而非“利益的变现”。我们的先辈们在抗战后方，坚守思想文化阵地，宣传抗战，宣传革命，呼唤团结和民族精神，发挥了巨大作用，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和发扬。在新的时代复杂多变的大环境，我们面对危机，应当构建强大的阵地，那些零敲碎打的修补已无济于事，必须发起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从理念、内容、技术到机制进行全方位重塑。这正如军事上的现代化防御体系，需要多兵种协同、软硬件兼备。

我们的主流媒体应当主动作为，有革命理想和远大思维，彻底摒弃“我说你听”的固有模式，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主动出击，宣传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的主流价值观，最大限度点的将“正能量”与“大流量”的统一作为核心目标。我们要认识到，守住阵地不是为了自说自话，而是为了赢得人民群众的人心。成功的实践已经证明，当重大时政话题能够以老百姓可感可知的方式呈现时，完全能引发全网共鸣，实现社会效益与传播效果的统一。

我们要以“价值观之舵”引领“流量之帆”。媒体“内容为王”永远不会过时，但是，“王”的内涵必须扩展。内容不仅是事实，根本的是价值观、是共鸣、是解决问题的方案。舆论要针对不同平台和受众，生产适配的内容产品，报纸的深度述评与抖音的爆款短视频并行。采取其中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党的政治方针、政府工作报告、政策文件转化为生动的图说、动画、数据新闻，让硬新闻“软”化。积极探索，主动通过设置网络话题、开展征集活动，将受众从“观众”变为“参与者”，在互动中凝聚共识。

我们要不断采用新技术手段为“思想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