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琉球学”正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门研究方向。我国“琉球学”研究的起步相对稍晚，对比中日两国学界的“琉球”研究趋势，从中获得对我国“琉球学”研究的思考与启示，是当下亟待推进的一个问题。
“琉球学”研究勃兴于20世纪90年代
我国“琉球”的研究成果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但“琉球学”研究的勃兴大体始于90年代。当时福建师范大学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整理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陆续出版合计七编的《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1995年，福建师范大学又成立中琉关系研究所，建立了以“中琉关系研究”为特色的研究团队。1994年起，福建师范大学联合日本的琉球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机构，持续举办多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刊行《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此后，学术界继续挖掘中琉关系相关档案资料，国家图书馆整理出版《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合计三编），主要收录明清中国出使琉球使臣及使团人员的文集、诗作资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中琉历史关系档案》，影印刊行了3000多份以朝贡关系为主的琉球相关档案。
这些档案文献极大推动了基于中国历史资料的中琉关系史研究。由此可见，我国的“琉球学”研究以“中琉关系”为出发点展开，利用的主要是国内明清文集、档案、实录资料，重点内容是探究中国与琉球王国的历史联系，聚焦于使臣往来、朝贡关系的确立与演变、《使琉球录》解读等。
2012年以后，受“钓鱼岛问题”影响，学术界对“琉球”的关注度提升，开始关注琉球相关域外史料，陆续出版《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两辑、《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清季琉球交涉档案》等大型资料集。这些资料偏重域外藏琉球相关汉文资料，结合国内的明清文献，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琉球学”在中琉关系领域的研究进展，也逐渐向中琉关系以外的领域延伸，包括琉球民俗研究等，只不过成果数量还相对不多。
“坐稳板凳”推进“琉球学”研究
21世纪以来，“琉球”研究更加受到重视，“琉球学”正式出现于公众视野。2025年，福建师范大学获批中国历史研究院“绝学”扶持计划，大连海事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也分别于2024年、2025年陆续成立琉球学研究中心或研究院。在“琉球学”正趋火热的同时，“琉球学”研究如何继续深入开展也成为研究者思考的问题。
首先，注重资料搜集、整理。此前，我国的“琉球学”重点挖掘的是国内明清档案，以及域外部分汉文资料，仍有大批域外藏琉球文献有待开发。这批资料馆藏多地，其中既有琉球王府遗存的文献，也有日本萨摩藩与琉球联系的资料，还有19世纪末西洋传教士留滞琉球期间收集的资料，主要馆藏机构有夏威夷大学宝玲文库、琉球大学伊波普猷文库等处。部分资料已经出版，例如《琉球王国评定所文书》等。
这些有待开发的资料，只有小部分用中文书写，其余大多是由古日语“侯文”所写，阅读起来有相当难度。在国内档案已经开发殆尽的情况下，域外文献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琉球学”深入发展的瓶颈之一。从长远看，让这些重要资料为我所用并扩充我国“琉球学”的领域，是扩充“琉球学”研究的重要基石。同时，熟悉并掌握域外文献，并结合中国文献，也有助于提升我国“琉球学”国际话语权。
其次，明确“琉球学”的“岛链研究”定位。此前，我国的“琉球学”研究主要聚焦于琉球王国时期，重点考察琉球王国与中国的联系。相比而言，日本学术界的琉球研究将琉球与九州以南岛屿合并在一起，进行所谓“南岛”研究。1972年美国移交琉球行政权后，日本学者岩生成一倡导成立南岛史学会，将琉球（冲绳）与“南岛”混同，将琉球（冲绳）研究置于“南岛”视域下，部分日本大学也有所谓“南岛文化专业”。“南岛”是指由日本九州以南的诸多岛屿构成的岛链，萨摩藩当时对“南岛”地域的管辖非常有限，该地域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属于萨摩藩与琉球王国的交界地区，岛上人烟相对稀少。进入近代以来，随着东亚各国主权意识的加强，日本对海疆、海岛问题逐渐看重，明治政府将其南部海岛纳入政府管辖。也就是说，日本的琉球研究已不局限于“琉球王国”范畴，而是将琉球研究与岛屿研究结合，构成所谓“岛链”研究。
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南岛地域众多岛屿的民俗与民族、语言与考古等展开探究，重点考察这些岛屿地域如何与日本建立历史联系，如何逐渐被纳入缴纳赋税范畴。近年来，这方面出版了相当多的资料集和着作，如《南西诸岛史料集》（全五卷）等。由此可见，二战后日本的琉球研究从创立伊始就具有战略性学科研究意味。因此，打破“琉球研究=琉球王国研究”的研究框架，有针对性地面向日本的“琉球/南岛”研究，开展我国“琉球/岛链”研究，或许是后续“琉球学”研究中亟待加强的方面。
再次，“琉球学”不拘泥于中琉关系史研究。中琉关系史研究是我国早期“琉球”研究发展中的一大特色，取得了诸多显着的成果，但是在其他领域的扩展不多，缺乏深入琉球内部的研究，也较少关注日琉关系史等领域。除琉球归属等少数议题外，我国“琉球学”与日本学术界的交锋论辩也相对较少，国际话语权的建构不足。近年来，部分学者已经愈发明显地意识到受二战后地缘政治影响，周边岛屿、历史地理、海疆等诸多历史与现实问题都应纳入“琉球学”的研究范围，且应当深入琉球内部，考虑琉球当地民族民俗与现实政治多方面因素，而非局限于中琉关系。
最后，新兴的研究机构的特色定位。近年来，有关“琉球学”的研究机构或已出现或正在酝酿，但是研究团队的建设以及研究人员还相对不足。从既往研究看，整体研究态势受中日关系影响呈现时冷时热的特点。由此，如何建立稳定的研究机构以及研究团队，“坐稳板凳”，有针对性地开展并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而非一窝蜂或扎堆式的研究，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明清时期东亚外交礼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3VLS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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