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们聊到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与毛主席有许多不同，这些不同在会议结束之后，很快就显现了出来。具体表现为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及三和一少。大会结束两周之后的西楼会议上，刘就讲，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意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7000人大会上婉拒毛主席发言邀请的陈云同志，对形势和困难的估计，与刘完全一致。
5月上旬，100余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再次重申，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分明有困难，却说没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来同志则认为还是应该坚持七千人大会上的判断，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彭真也提出这一看法与大会的结论不合，但刘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认为周、彭的判断不符合实际。
毛主席对刘、陈是有看法的。当年夏天，在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当面批评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会议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这种毫不掩饰、表示不满的话，反映了毛主席对自己一直扶持，并寄予厚望的接班人的极大失望。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他还说，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后来毛主席把这种对形势估计为一团漆黑的说法，叫做刮黑暗风。
翻案风则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重提对彭德怀的批评，说主要是彭高联盟，以彭为主，加之彭有国际背景，又叠加了小说《刘志丹》的出台，被认为是给高岗翻案。为此，彭写了八万字的申诉信。中央也成立了两个专案组，一个贺龙为组长，查彭黄张周，另一个以康生为组长，查西北地区出身的同志们。据黄克诚回忆，调查结果出来后，毛主席批示，不做结论，寄予希望，将这个问题给模糊过去了。
另一部分则是对1957年以来被错误处理的人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具体包括，反右、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补课。这本是纠错的应有之举，问题在于搞甄别平反的时候，一线负责的同志直接搞了个一风吹。1962年9月24日，毛主席说，近来有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也是不对的。9月29日，毛主席对某些人硬要给冯雪峰甄别平反写了一段严厉批示：刘、周、邓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谁布置的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情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这就有意思了，搞扩大化的是某些人，两次搞一风吹平反的还是那些人。几十年后，对扩大化的责任人不怎么宣传了，反而一个劲地宣传两次一风吹的平反。
毛主席看得最为严重的是单干风。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毛主席就安排他的秘书田家英到湖南做调研。谁都没有想到，一贯支持集体经济的田家英竟然转而支持分田到户了。要知道，纠左以来，毛主席安排的历次农村调研田家英都是参加了的;人民公社六十条是田家英提议并参与起草的;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固定在生产队的指示稿也是田家英调研后起草的;并且在毛选1-4卷的整理中，田家英做了最多工作，并被公认为是秀才中最懂毛泽东思想的。
7月毛主席回到北京当天，田家英就向他汇报了自己的调研和思考。等他讲完后，毛主席问了他两个问题：你是主张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这个问题一下把田家英给问住了。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毛主席没再说什么。其实毛主席回来之前，田就找过少奇同志和陈云，他们两位都赞同分田到户。刘还安排田去征求更多人的意见，但不要说他同意了，同时还让田到秀才中间去酝酿包产到户。结果，邓和林都表示赞同分田到户，周没有表态。这就相当于最高领导层7人，4个人刘、陈、邓、林明确表示支持分田到户，2个人周、朱态度未知，只有毛主席1个人明确反对。这就是毛主席后来说的，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
邓还主张要使当时不合法的包产到户给合法起来，他还说：不管黄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一次开会之前，邓走进来就说：哎呀，现在提出一个大问题，要重新分配土地，这怎么分啊，这可是个难事啊。毛主席回京后，陈云就找毛主席谈了，他讲了自己支持分田到户的理由，并说分田到户后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农业的恢复只需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
农村工作部的部长邓子恢则支持包产到户，他到处宣讲，认为这是管理的创新，是坚持集体的。他也和毛主席讲了自己的主张，毛主席说，邓子恢是倾盆大雨，想插话都插不上去，教训了我三个钟头。
这明显是一场大危机。幸好，毛主席威望足够高、理论水平足够强、工作水平足够巧，化解了这场危机。他首先召开了由各大区，各省、市领导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召开中央全会作了准备。因为在那些具体负责地方工作的领导中，反对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占多数。毛主席指出：包产到户反映的是地主、富农和富裕农民的利益和思想，是站在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邓力群后来回忆说，如果老人家不是会上会下严厉批评了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集体经济会垮掉一大批。所幸的是毛主席这么一提，其他人马上自我批评，和他保持一致。
国内问题是刮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而在国际关系上，王稼祥提出，对外斗争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就是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支持少一点。
以上种种，就是毛主席后来回顾这一年时提到的，1962年刮歪风，1962年的右倾。这才有了毛主席在当年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社会主义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存不存在阶级斗争;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所以说，理解了1962年，也就理解了1958年，更是理解了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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