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有道德的，有些事遗忘就是不道德。”南师大教授严海建的这句话让笔者沉思良久。不久前，严老师在一次题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的人文讲座中，特别强调了历史记忆的伦理价值，给我的启发良多：历史记忆可以培养学生的道德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是提升其人文素养的有效载体。
秦制的悲剧。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六国，一统天下，帝国体制形成。在讲述秦制形成时，有些教师只重视帝国宏大的历史，如皇帝制、郡县制、建长城等，让学生感受帝国辉煌。可是，帝国的另一面却被有意忽略，如严刑峻法、焚书坑儒、劳民伤财等。如果看到历史的细节，便知秦帝国依靠暴力反受其害。公元前207年，秦王子婴率领宗室百官跪在咸阳城门口，向刘邦请降，秦朝只14年就走入末路。如果只重帝国的建立，而忽视其坍塌，这段历史不但不完整，而且不道德。尤其是对于这14年间因暴政而丧命的百姓来说，极其不公平。辉煌与悲哀共存，既是帝国的特点,又可启发学生思考帝国覆亡原因。
之后两千多年，帝国朝廷不断变换，悲剧时常重演。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通过古今君主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君主为天下之大害”，必须彻底改变君主专制。历史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两种或多种帝国历史记忆，从而让学生参与历史叙述或辩论，在思维的冲突中建构有价值判断的历史观。
共和之变的张力。辛亥革命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帝国史，但是，共和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期待以“民主与科学”来改变国民的思想。他特别提到：“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为什么伦理的觉悟是最后的觉悟？陈独秀说：“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也就是要用共和国公民的价值伦理取代帝国臣民的价值伦理。那么，两千多年帝国的历史究竟该如何处理呢？否定，容易导致学生忽视本国历史；肯定，则易造成对君主专制的拥护。一百多年来，人们为此而不断论证，这背后反映了价值冲突的演变。陈独秀的预言确实得到了验证，只是人们对伦理的觉悟或许比他预料的还要晚。
帝制时代的北宋为很多学者特别推崇。宋真宗时，李沆为相，每天向真宗报告各地发生的坏消息，皇帝因此时常忧心忡忡。时任参知政事的王旦非常不理解。李沆告之，皇帝年轻，精力旺盛，此时要让他知道国事艰难，否则，他会沉湎于酒色，或者大兴土木，甚至迷信神佛，导致劳民伤财。王旦依然不理解李沆的报忧不报喜。但是，北方战事停息后，大宋平安无事，宋真宗开始迷信道教，大建宫观。此时李沆已去世，做宰相的王旦想起他的预言，既佩服又后悔，想劝阻已无计可施。在传统文明中，帝制的优劣常常难以判断，但将一国之本维系到一人身上，总归是危险的。笔者以为，只有让学生回到历史的那一幕，才可能使他们走出非此即彼的思维困境，摆脱宏大叙事，深入地讨论帝制困境，逐步达到陈寅恪先生所言的“同情之理解”。
那家茶社的饺面。笔者在上“辛亥革命”一课时，问学生“：有没有去过扬州‘共和春茶社’？”过半学生举手。再问“：那店为何叫‘共和春’？”诸生皆摇头。茶社老板叫王学成，1933年开设共和春，其含义有三：一是“驱除鞑虏，实现共和”；二是“公共和顺，春色满园”；三是“面饺和谐，顺心如意”。更为重要的是，王老板认为，共和时代皆为平民，因此，茶社只设大堂，不设包厢，作间与店堂相连，大堂里摆设八仙桌、长条凳、青花碗、白木筷，坚持薄利多销，穷人也可进来消费，由此共和春生意兴隆。
笔者对学生说：“与千年帝制相比，共和才有百年。帝国主权归于君主，共和国主权归于平民。共和国里理当人人平等，请各位同学周末去一趟共和春，吃一碗饺面，体会一下平等的价值意义。”
脱离生活的历史记忆大多难免被遗忘，历史记忆最好的存续状态大概就是与生活相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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