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玉兰（1940年~1993年3月31日），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下堡寺镇东留善固村人，1955年，时年15岁高小毕业回乡务农，当年担任本村“铁球”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是新中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1958年，时年18岁入党；1960年，时年20岁任村党支部书记；1966年发表了闻名海内外的“十个为什么”的人生体会文章；1969年，时年29岁当选中共中央委员；1970年任临西县委书记，提出了著名的“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口号；1971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1974年兼河北省农委副主任。1977年，时年37岁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81年任中共正定县委副书记。1985年任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农业厅党组成员。
2019年9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
高风昭日月 亮节启后人——深切怀念吕玉兰同志
习近平
知道玉兰同志病魔缠身，去年春天我因公到石家庄，赶忙去看望她，见她虽未康复，但精神尚好，也就放心了许多。谁知病魔无情，当我从北方回到福州不久就传来她病逝的噩耗。我为玉兰同志英年早逝，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早在60年代，玉兰同志就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她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激励了当时的一代青年人。1982年春，我从北京调到河北省正定县，有幸和她一起共事，耳闻目睹了她的高风亮节、公仆风范，对她更加敬佩和尊重了。
玉兰同志曾在中央和省委任过要职，1981年9月，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和省委的安排，调任中共正定县委副书记。面对职务的变动，玉兰同志毫无怨言，服从组织安排，并很快同县委“一班人”打成一片。当时，县委分工玉兰同志抓多种经营工作。正定县是我国北方粮食单产最早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县。但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扰，只看重粮食生产，而忽视了多种经营，经济并不富裕，是有名的“高产穷县”。全县每年上交粮食征购 7600万斤，每亩平均负担200多斤，为了保征购，不得不压缩经济作物，致使种植结构单一，林、牧、副、渔不能平衡发展，增产不增收。玉兰同志了解到征购过重的情况后，就主张县委如实向上级反映，经过努力，终于使粮食征购任务核减到4800万斤，给正定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玉兰同志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她提出了“农民要想富，必须上工副”的口号，建议成立县多种经营办公室，把发展农业、工业和多种经营作为正定经济腾飞的突破口。她还主动请缨，不顾身体疾病，亲自带队走南闯北，学习取经，为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和全县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农业生产实行“大包干”时，县委“一班人”中认识不尽一致。玉兰同志根据四川、安徽等地全面推行农业“大包干”很快使农业生产跃上新台阶的事例，大力宣传“大包干”的好处，并提出可以先搞试点，然后逐步推开。由于县委“一班人”解放思想，形成共识，从而为正定县全面推行“大包干”奠定了思想基础。
玉兰同志有句口头禅，叫做“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意思是说领导干部不要只浮在上面，要深入基层，广泛接触干部群众和工作实际，不论哪方面的情况,哪方面的反映都要听、都要看，回来以后再分门别类加以分析研究，分头解决、落实，这是玉兰同志的经验之谈。玉兰同志总是喜欢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要求和建议。她还非常注意抓典型，凡是涉及全局的重要举措，她总是强调一定要先搞好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全面推开。当时正定县在推行农业“大包干”，发展多种经营，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等方面，都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这些典型所在的地方，都有玉兰同志留下的足迹。
玉兰同志15岁参加革命工作，既任过基层农村党支部书记，后来也当过省委书记，阅历和经验都很丰富，但她并不知足。1982年后，她提出要到大学去深造。当时考虑到她的身体不太好，年龄又偏大，家务负担很重，我和一些同志都劝她不要去了，但她决心已定，说社会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我们没有科学文化知识，怎么能干好工作呢？我们拗不过她，只好同意了。她用三年的时间学完了大学专科课程，以坚强的意志、刻苦的学习精神，取得良好的成绩。
玉兰同志深知知识的重要，所以她爱惜人才。她看到在发展多种经营、大上工副业，实现正定经济新飞跃的过程中存在人才不足的问题，就提出可以借鉴当时江苏的经验，即充分利用本地的能人，又从外地广纳人才。1983年4月，正定县制定出“招贤纳士”的九条规定。年内，我们就引进各类技术人员46人。这些人才到正定后，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找资金、上项目、建工厂，使全县经济建设出现蓬勃发展之势。当年就新上项目58个，工业产值增加9000万元。这些都和玉兰同志的积极参与是分不开的。
玉兰同志总是那样朴实无华，任劳任怨，严以律己，处处表现出劳动模范的崇高凤范，时时记住自己人民公仆的身份，实践着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她从不搞特殊化，住的是一间机关平房，又暗又潮湿，很多同志提出要给她换房子，都被她婉言谢绝。平时吃饭，她总是和机关干部一样，到大食堂排队买饭。有时开会或下乡回来晚了，也不让师傅另做，吃凉饭是常事。但谁有了什么烦心事，她就亲切地安慰劝解；谁有了什么困难，她就千方百计帮助解决。在她的心目中，群众的事，就是她的事；群众的难事，就是她的大事。有一个叫李志安的县文化馆干部，毕业于天津美术专科学校，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家、书法家，但多年以来一家4口人一直挤在两间由库房改造的居室里。玉兰同志知道后，亲自找有关部门协调，为其安排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离休老干部王世恭同志，当时已70多岁，体弱多病，玉兰同志就常去王老家里看望，并帮助调理饭菜。对于群众生活中的小事，玉兰同志总是体贴入微、情到意到。
玉兰同志逝世已经一年多了，但我的脑海里，时常还浮现着她的音容笑貌。我在正定与玉兰同志一起工作了3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姐弟情谊。特别是我当县委书记时，她对于我的鼓励、支持和帮助，至今我想起来还心头热呼呼的。那时，虽然她远在100多公里以外的位于保定的河北农业大学学习，还时常在节假日回正定来了解县里的工作，给我当参谋、出主意、想办法。有时学习紧张顾不得回来，就给我写信。正定县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1983年，我们开始酝酿发展旅游业，恰逢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需要建造一个“荣国府”。我们设法把它拉到了正定县。原计划用57万元置起假景，拍完也就了事。后来，我们又考虑不如借此机会建成实景，为正定县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但这需要增加投资300多万元，因而出现了较大的意见分歧。这时恰逢玉兰同志从保定回来，我便和县长程宝怀同志征求她的意见。她说，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们文化生活的需要，旅游业肯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县委抓得及时、抓得好，我全力支持。同时她还利用回来的短暂时间，积极说服持反对意见的同志。在玉兰同志的支持下，我们很快做出了兴建“荣国府”和常山公园的决定，为正定旅游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荣国府”和常山公园的建立，使正定县的旅游业进入了黄金时期，近几年来，全县每年旅游点的门票总收入都达1000多万元，旅游业已成为正定一个很有特色的产业。
玉兰同志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也使我永远难忘。她像一位大姐一样，惦记着我的饮食起居，常从家里拿来鸡蛋、挂面、点心给我，劝我按时进餐。我到石家庄出差开会，还常在她家里吃饭。她常劝我，要经常活动活动，加强体质锻炼，不要累坏了身体，不要吃年轻的本钱。
“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痛心伤永逝，挥泪忆深情。”玉兰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品德和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
（本文写于吕玉兰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的1994年春天，习近平同志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来源：基建工程兵微信号
责任编辑：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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