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闫学晶贡献了酸黄瓜。历史上还有哪些同类型的称呼呢?翻开古籍与民间语汇,从先秦到明清,针对穷苦百姓的贬义称呼从未缺席,它们或贴在身份标签上,或刻在生活窘境里,或嵌在户籍赋役的簿册中,字字句句,皆是旧时代底层民众被轻贱的印记。
这些称呼并非杂乱无章,反倒循着清晰的脉络,将对穷人的贬损揉进日常与律法。最直接的莫过于身份蔑称,仿佛生来便为“贱口”,连呼吸都带着低人一等的烙印。
“黎民”“黎氓”本是九黎战俘的代称,暗指“黑首奴隶”,后来虽泛指底层,却始终脱不开“无姓无权”的底色;战国至秦代的“黔首”更是法定叫法,百姓无冠,黑脑袋露在外面,便被冠上“黑头奴”的隐喻。失去土地的流民被称作“氓”,与“隶”连用成“氓隶”,成了盗匪来源的代名词,这也是“流氓”一词的原始本义。而“贱民”则在法律层面被划开鸿沟,与“良民”对立,世代为丐户、疍户、堕民的他们,连应试、做官的权利都被剥夺。此外,统治者称劳力者为“小人”,与“劳心”的君子形成鲜明对比;官方文书里,不识字的男女被统称“愚夫愚妇”,暗指其“蠢钝可欺”;乡野耕夫的“野人”,也渐渐从与“国人”的对举,变成了“不懂礼数、土头土脑”的嘲讽。先秦“十等人”里的“台、圉、皂、仆圉”,更是将家内奴仆的身份贬到极致,字面的“低”与“黑”,便是他们一生的注脚。
若说身份蔑称是从根上否定,生活寒酸讽称则是拿穷人的衣食住行做笑柄,用外在表象将其归为“异类”。平民穿不起染色的丝帛,只能着未经加工的麻布,便有了“白衣”“白丁”“白士”的称呼,刘禹锡“往来无白丁”的句子,字里行间都藏着对寒酸的轻视;“布衣”看似中性,实则与“丝帛”对立,粗布衣裳成了“没钱置装”的证明,“布衣之徒”也常用来嘲笑落魄书生。更不堪的是“褐夫”,“褐”是粗杂如灰土的毛织品,穿上它,便成了旁人眼中“灰头土脸的下人”。而“黔首”“苍头”虽属身份称呼,却也因“黑脑袋”的字面意思,暗指穷人蓬头垢面、久不沐浴的窘迫,成了外貌嘲讽的利器。
比口头嘲讽更冰冷的,是户籍赋役嘲称,它们将穷人当成冰冷的“数目字”,只配成为赋税与徭役的工具。“丁口”二字,道尽了百姓的无奈——他们不过是被按人头抽税、服徭役的对象,《促织》中“假此科敛丁口”的描述,更是将百姓比作“可刮之皮”。与“大户”相对的“小户”,则成了胥吏勒索的重点,“人小势微可欺”的意味,藏在这简单的两个字里。官方赈济簿上的“贫户”“贫民”,在民间口语中却成了“穷鬼”的同义词,仿佛他们生来就是“等着施粥的那帮人”。秦汉时期的“闾左”更是地域与贫富的双重标签,二十五家为一闾,富人居右,贫者挤左,久而久之,“闾左”便成了“穷街陋巷”的代名词,也成了对住在那里的穷人的集体贬称。

到了日常口语中,对穷人的损称更是直白得刺耳。“穷鬼”“穷棒子”骂尽了贫穷的窘迫,“泥腿子”嘲讽着耕者与土地相依的卑微,“叫花子”“乞婆”将乞讨者的尊严踩在脚下,“光棍”“游嘴”形容无家无业的流民,甚至连“吃货”一词,在旧时也并非指贪吃之人,而是专指“吃官粮”的穷丁,字字皆是嘲弄。
这些称呼有着惊人的共性:它们先将穷人从外貌上划分为“异类”,黑首、白衣、褐面,一个个标签贴上去,便成了与“常人”不同的群体;再将他们视作可供压榨的“工具”,丁口、黔首、氓隶,不过是赋税与徭役的载体;最后又将他们归为“愚物”,愚夫、小人、野人,仿佛贫穷与蠢钝、无德无识天生绑定。
于是,旧时代的魔幻之处便显现出来:帝王将相常将“黎元”“苍生”挂在嘴边,以示爱民如子;可在律令文书里,在街头巷尾的闲谈中,“黔首”“氓隶”“贱民”却从未缺席。这些称呼,如同一块块冰冷的石头,被反复掷向穷苦百姓,刻下了旧时代的阶级烙印,也让我们得以透过这些文字,窥见底层民众在历史长河中,那一段段被轻贱、被忽视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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