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叙事

抗日战争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之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队的战略战术、战场表现，不仅事关党的生存发展，也关乎中国抗战大局。作为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战略战术，游击战自然成为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成为了解我们党的重要窗口。毛泽东指出，游击战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如何最大程度地全方位展现游击战这一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成为我们党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也是我们党构建游击战叙事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揆诸学界已有研究，对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叙事，尚未有整体阐释。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游击战战绩成果、战略地位、军队建设、成功原因等方面入手，梳理我们党构建的游击战叙事，探究其内在逻辑。

一、获得更大更多的胜利来回答全国军民的期望：从战绩成果入手，构建游击战的胜利话语

战争，最引人关注的焦点就是胜负。一支军队能否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也是社会公众评价这支军队及其背后政治力量的主要标尺。大力宣介游击战取得的战绩，成为中国共产党构建游击战叙事的重要内容。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此时新四军尚未完成改编，主要是八路军在华北以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友军作战。这一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取得的最具有影响力的战果，就是同年9月下旬的平型关大捷。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场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成为中国共产党游击战叙事的典型案例。平型关大捷的意义在于鼓舞了军心、民心，让广大中国民众看到胜利的希望，也为中国共产党游击战胜利话语的构建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素材。《新中华报》介绍了战斗取得的丰硕战果，强调：这是我八路军在抗战中的第一个胜利，这一战斗的胜利，更加提高了我们的士气，和友军的士气，大家知道了：日本军队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厉害，大大地增强了战胜日寇的自信心，这一胜利，证明了红军的数量虽少，然而红军在抗日战争中，将成为决定战事最后胜败的一支主要力量。1937年12月出版的《晋北大战与第八路军》一书，重点介绍了这次胜利。书中写道：平型关这空前大捷，到底振起了一路退守下来的士气，转变了晋北抗战的形势。虽然在长期抗战期间一时一地的胜负，不值得大书特书，但是这一回的大捷，给敌人一个当头的重大的打击，使敌人自鸣得意的精锐部队板垣师团，损失过半，则最低限度，也可以使日本强盗明白要想得到蕴蓄丰富的山西，一寸一尺的土地都要付给重大的代价的，要想实现他们大陆政策的企图是绝对不可能的。平型关大捷使我们党的游击战一战成名，兴奋了全国各地对于游击战争的认识，成为战时各类介绍游击战著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向外界民众尤其是国统区民众展现中国共产党组织游击战取得的成果，数据无疑是最直观的方式。全民族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作为我们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党报，成为大后方构建游击战胜利话语的重要媒体。《新华日报》每期必有游击战的相关报道，既有党的领导人和前线将领的文章，如任弼时的《山西抗战的回忆》、刘伯承的《我们怎样打退了正太路南进的敌人》、徐向前的《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也有陈克寒、陆诒等记者撰写的大量有关我们党游击战取得胜利的通讯报道，其中大多有具体的战果介绍。比如，在八路军成立一周年之际，《新华日报》对其一年来的战果进行了集中报道，强调八路军进行了大小六百余战斗，消灭了三万四千余敌军，俘获二千余人，以有力的数据直观展示战绩。几个月后，又对八路军1938年10月至11月的战果进行跟踪报道，指出，八路军组织大小战斗五百余次(冀东在外)，击毙日伪军一四二八〇名。这些战绩体现了八路军每天每时，随时随地都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完成了和完成着消耗敌人，配合全国友军作战的任务，也体现了敌后的游击战，占了极重要的地位。新四军整编后进入江北、江南作战仅仅半年，江南的战争局势已有变动。仅仅从1938年6月18日至12月31日，新四军在江南、江北已经进行了二百三十一次的战斗，缴获了一千五百三十九支步马枪，三十二挺轻机关枪、四挺重机关枪、四十八支木壳枪、二十支手枪。《新华日报》还刊登了国民党方面对我们党游击战胜利的嘉奖，便于社会公众进一步了解游击战取得胜利的重要意义。

全民族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逐渐加大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这就更需要我们党以不断取得的游击战成果鼓舞民众抗战到底。1940年3月，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上，叶剑英针对国民党方面对我们党游而不击制造摩擦等错误指责，用翔实的数据介绍了八路军两年多来取得的成绩，如小的战斗不计外，比较大的战斗共有二千六百八十九次;敌伪死伤方面，日军六万五千余人，伪军死伤约一万五千四百余人。《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报刊也纷纷刊发文章公布我军取得胜利的相关数据。《华北民兵的威力——群众性的游击战》一文指出，晋察冀边区自1940年7月至1941年7月，战斗八七次，参加队员四一九八名，消耗敌炮弹四六〇发，枪弹三〇〇四五发，华北军民正发挥着空前的团结精神，在各个角落内协力打击敌寇。《冀中平原的游击战》一文强调，统计抗战二年又四个月中，冀中游击区经历了八百十六次的战斗，杀伤敌伪军一万三千七百八十五人，俘获敌伪军一千七百五十七人。还有不少文章介绍了百团大战冲破战局的沉闷而大快人心的辉煌战绩。《新华日报》刊发文章指出，尽管开战仅20天，百团大战就共计大小战斗二六五次，毙伤敌伪军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九人，此战将永远留在人心，传于史册。1940年底，八路军还公布了百团大战的详细战果，在消灭敌伪有生力量、缴获武器弹药、破坏敌方交通器材等方面列举了具体数目，认为百团大战实为我国抗战以来空前未有之大创举!敌后方游击战争空前未有之大创举。这些胜利证明了游击战是坚不可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将获得更大更多的胜利来回答全国军民的期望，以此坚定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打破日寇以华制华的迷梦，激励民众奋起抗日，与侵略强盗作决死的斗争。正如叶剑英在1944年会见中外记者团时指出的那样，正是有了以游击战为主的敌后战场，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

同时，我们党从战果入手构建游击战叙事话语，还考虑到了游击战自身的特点。游击战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与大规模的正规战相对应的规模较小的战斗。游击战争是一种或多种零星的或单个的武装队伍。依据当前的敌情地形交通群众等条件，在不固定的战线上，进行袭击，扰击，截击和破坏敌人的战斗，以达到迷惑敌人，分散敌人，吸引敌人，迟滞敌人，扰乱敌人，疲惫敌人，削弱敌人和打击敌人的目的。因此，我们党在构建游击战叙事中特别注意突出游击战的机动灵活性和高频次特征。周恩来指出：假使我们在敌后创造出一二十个游击根据地，每一个根据地像五台山、中条山一样牵制敌人四五万，则二十个根据地，我们可以牵制敌人侵华的全部兵力。假使我们每一游击部队平均每天能消灭敌人十个，则全国有一百个这样游击队，便可消灭敌人一千，一年便可消灭敌人三四十万。这便从两个层面揭示了衡量游击战成果的标准：一是对敌人的牵制;二是直接消灭敌人。我们党在各种报道宣传中，常常有大量关于作战次数的统计。这样的叙事既符合游击战本身特点，也符合民众的认知逻辑，是我们党有效构建游击战胜利话语的体现。

二、从战术范围跑出来向战略敲门：从重要地位入手，构建游击战的战略话语

在抗战不同阶段，游击战的地位是有所变化的。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是主要的，敌后战场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因此，游击战并不只是战术问题，而是具有战略地位。在我们党的游击战叙事中，游击战不仅关乎胜利，更关乎我们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地位及中国抗战的前途。

全民族抗战初期，相较于我们党军队人数少、装备差的状况，国民党军队人数众多、装备较好。由此党内党外皆有轻视游击战作用的倾向，甚至认为游击战不具有战略地位，把战胜日本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尤其是国民党方面，更是轻视游击战。针对此种状况，毛泽东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构建游击战的战略话语，必须从理论上说清楚为什么游击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就涉及三方面的基本问题，即中国的特殊国情、抗日战争的基本规律和发展方向，以及游击战的自身特点。

第一，游击战是否具有战略地位，不能拘泥于概念本身，而要结合具体国情。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合就这一问题进行论述，夯实了构建游击战战略话语的理论根基。他指出，面对日本入侵，中国军队应该是多种战略战术的结合，游击战是重要战略之一。在军事上我们若能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方式互相配合，必能使敌军处于极困难地位。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游击战对于战斗方式来说，则始终是辅助的，但游击战在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中，特别在地域广大的国家，无疑在战略上占着重大的地位。1938年5月，毛泽东又指出，如果国家太小或者如苏联那样强大，游击战就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但中国的国情有其特殊性，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这一具体国情决定了游击战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游击战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战争的长期性、残酷性又导致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出现，使得游击战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换言之，也就是要求我们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毛泽东对游击战地位的分析没有拘泥于传统，而是将其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考虑，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体现。

第二，就战争发展规律而言，持久战是中国战胜日本的战略方针和必经途径，而游击战是持久战得以持久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大而弱，日本的小而强，中日两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不是速决战，只能是持久战。持久抗战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但这三个阶段之间不是自然而然的更替演进，而是有赖于游击战的发展。战略相持阶段是抗日战争的过渡阶段，也是转变的枢纽。中国要沦为殖民地还是转变为独立国，关键就在于这一阶段敌我力量的变化。游击战的发展改变了敌我态势。单独来看，每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处在敌人包围之中，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抗日根据地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对敌人的有生力量进行不断地消耗，牵制住敌人，推动战略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阶段转变，这种对敌人的持续牵制和不断消耗本身就具有战略作用。因此，毛泽东指出，没有游击战、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忽视游击军的建设，都将无法战胜日本，原因是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游击战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是使抗战相持阶段到来的关键因素，其战略地位由此得以凸显。

第三，从游击战的自身特点而言，游击战因其战法的特殊性而在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对游击战的特点、目标、优势等进行了具体分析：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是游击战争的直接任务，游击战不拒绝在必要时机袭占敌人占领的大城市，不反对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主力，但经常的任务是在不断地杀伤敌人、破坏敌后，只要我们深入敌后的作战部队不断地消耗敌人，则积小胜成大胜便是今天的战略任务。我们如能牵制敌人向后，而又消耗极大，则变敌后为前方，积小胜成大胜的战略方针，可完全达到成功，争夺敌后的任务，也可完成大半。周恩来的论述充分说明了游击战因其战法的特殊优势而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对此作了精辟总结：游击战的战略作用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至于就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说来，它的战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轻视的了。因此，在中国，游击战的本身，不只有战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问题这些论述，都从理论上回答了关于游击战的基本问题，澄清了人民的误解，使游击战的战略叙事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游击战取得的重大战绩及此后中国抗战形势走向，为我们党加强对游击战的战略叙事提供了实证。尤其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意识到要迅速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已无可能，便改为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进而将进攻重点转向我们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的战斗工作，比任何时候都更紧急和重要了。我们党在宣传游击战的战略地位时，不仅从微观的具体战斗体现游击战的重要作用，还从坚持游击战法的敌后战场的重要地位来论证这一问题。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1943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1944年，在侵华日军(满洲的未计在内)四十个师团，五十八万人中，解放区战场抗击的是二十二个半师团，三十二万人，占百分之五十六。这些数字，既直观又客观地把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体现出来，充分说明，若无游击战支撑的敌后战场的坚持和牵制，正面战场也难获进展，中国抗战大局将受到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战略叙事产生了积极效果。美国《前锋论坛报》指出，游击战于击败日本时，其作用之大，超过了一般的预期。

三、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从军队建设入手，构建游击战的模范话语

游击战是体系战，包含作战主体、战略战术、后勤保障等各个要素。八路军、新四军是我们党开展游击战的核心力量和依托载体，军队建设也是决定游击战效果的重要一环。尤其抗日战争是敌强我弱之战，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充分调动广大官兵作战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我们党构建的游击战叙事，从军队建设中具有显著特色和优势的政治工作入手，将政治工作方面的模范引领作用成功转化为游击战的模范话语，实现作战主体与作战战略的有机统一。

一是说明作为游击战主体的八路军、新四军，具有重视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我们党开始组织军队的政治工作并卓有成效，国民革命军临战时，三军之士无不视死如归，舍生取义。国民革命军之所以能在极短时间取得胜利，中共在军队中有着政治工作的活动，便是重要原因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我们党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道路，并将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作为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全民族抗战期间，我们党强调要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在组织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游击战的过程中高度重视政治工作，并在构建游击战的模范话语中有所体现。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的傅钟认为，八路军能在困难中获得许多成绩的原因，又全靠得力于它真实继承和发扬了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传统。曾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的谭政专门著文介绍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与作风。他指出，八路军继承了红军时代的光荣传统，包括从上至下有着垂直的工作系统，政治工作人员随时谨守着自己的岗位等，在此基础上开展好政治工作对组织游击战斗争是十分重要的。曾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萧向荣强调，八路军、新四军虽然武器装备落后，但战斗力非常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继承了和发扬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优良传统。我们党在军队建设中不断强调要继承和发扬加强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不仅体现了党对历史经验的高度重视，也向外界传达了八路军、新四军与此前中国工农红军的一脉相承，是我们军队完成抗日模范军和团结中心的任务的决定条件。

二是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工作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模范作用不在于口头上说，而在于事实上做。构建游击战的模范话语，需要不断总结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政治工作的重要功能是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在八路军、新四军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做好军队政治工作。《新华日报》指出，部队的战斗能力及其任务的完成，是依靠政治工作来保证的，因为只有军事技术而无政治觉悟，则军事技术的效能便不能尽量发挥起来。担任过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舒同在总结晋察冀军区取得的成就时，将其归结于政治工作的力量。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指出，八路军之所以能够在艰苦条件下开展斗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军队中有着政治工作的活动。开展政治工作必须从基层做起，我们党在总结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成绩时，特别强调连队政治工作：政治机关须百倍加强对最接近于战士的连队的政治工作，增长连队政治工作的效能。连队政治工作，在战时政治工作中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应该成为执行政治工作的基本组织。《解放日报》刊登专文介绍警三旅八团二连等基层连队通过开展政治工作取得的成绩，使官兵关系真正做到了亲密团结，政治教育充分做到了思想改造。八路军、新四军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也引起外媒关注，在美国《先锋论坛报》等媒体看来，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政治工作使八路军、新四军有了政治教育，有了民主的政治生活，有了坚强的政治和军事的领导，他们知道为什么而战，他们已经和军事胜利、政治民主的目标血肉相连了。还有外国观察家指出，政治工作是八路军军事行动获胜的最重要因素。可见，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不仅为游击战模范话语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

三是有意识地介绍战时中共军队在政治方面的模范作用。全民族抗战期间，为争取二百万友军的继续抗战，我们党注意通过公开演讲、与外国记者谈话、发表文章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介我们党军队政治工作的模范引领作用。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初，毛泽东就指出，尽管我们党的军队规模还不大，但是它的一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优点是足供全国友军采择的。特别是它的政治工作，而且对于其他军队完全能够适用。1937年11月，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的讲演中又特别指出，全国一定要学习八路军的样子，真正地做到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用改造军队精神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去达到目的。军队政治工作的模范话语，最终要落实到战斗力的实际成效上。全民族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不断退却，与我们党领导八路军以游击战法积极抗击日本侵略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为我们构建模范话语提供了有力支撑。平型关大捷后，《解放》杂志发表评论文章表示，我们可以帮助友军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与胜利的信心。上海、太原沦陷后，广大民众更加期待抗战军队的战斗力能够迅速提高，抵御日军的全面进攻。毛泽东指出，如能在半年到一年内建立二十五万到三十万具有新的政治精神的军队，则抗日战场上必能开始看到转机，而八路军应在这一改造过程中起到模范作用。良好的军队政治工作成为扭转抗战形势的重要因素。《新华日报》《解放日报》《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报刊组织发表了《抗战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巩固部队的几点意见》《战时政治工作概要》《抗战军队中的连队政治工作》《巩固部队的政治工作》《八路军抗战中政治工作的经验》等文章，系统总结并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成果，通过军队政治工作的模范引领作用构建游击战模范话语，并产生积极影响。此后，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以及协助国民党开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也充分体现了游击战的模范引领作用。

由于国民党的军队政治工作是在于麻痹士兵的政治自觉性，养成士兵的盲目性，是在于监视、绞杀有民主思想的官兵，是在于使军队和人民隔绝，并压迫人民，与我们党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具有天渊之别，其政治工作成效远不及八路军、新四军。因此，尽管我们党的军队数量远远少于国民党军队，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这既说明了作为游击战主体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建设发挥的模范作用，又论证了游击战的重要战略地位，使我们党关于游击战的模范话语构建融通了作战主体与作战战略，拓宽了游击战的叙事路径。

四、只有它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从成功原因入手，构建游击战的人民话语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深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对我们党建党建军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揭示了党领导游击战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由此，中国共产党构建了游击战叙事的人民话语，强调：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兵民是胜利之本。这就抓住了人民这个战争胜利的根本，从更广阔的视角对军队性质、军民关系等根本问题进行了回答。

一是说明游击战的本质就是为人民而战。游击战的成功，就在于开展游击战的军队为民族而战、为人民而战。平型关大捷后，《解放》杂志总结其成功经验的第一条即为红军十年来艰苦英勇的奋斗，创造了真正人民的军队。徐向前在1938年指导平原游击战时特意强调，游击队在一切行动中，真正表现自己是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真正站在保护人民的利益上，才能造成‘人山’。只有以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为根本的军队，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人民的拥护。正如朱德在总结八路军经验时所指出的，凡是在党政军民团结一致的地方，我们就能胜利;凡是在民众运动有成绩的地方，游击战争就能展开;凡是采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战役和战斗，我们大致就能胜利。因为我们的力量，就是广大抗日人民的力量。这样的叙事把游击战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总结，揭示了游击战的人民战争本质。

二是说明群众的支持是我们党能够克服游击战中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而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在敌后开展游击战，我们党面临诸多困难。在战略态势上，敌后根据地往往被日、伪、顽所包围或分割，经常面临敌人的反复扫荡，造成根据地军民人员财产的巨大损失;在武器装备上，我们缺少重武器，武器弹药也不充足，敌人在武器装备方面往往占据绝对优势;在后勤补给、通讯等方面，我们同样面临巨大的困难。可以说，游击战争是比正规战争一种更困难的武装斗争方式，其困难比其他地区，比大后方，是要大得多。要克服这些困难，只能依靠群众的支持。《新华日报》社论指出：试想我军在敌后的困难吧，要不是敌后的人民，积极组织起人民武装(民兵、游击小组)，参加地方游击队，担任防卫，破坏，侦查和锄奸的工作，我们就很困难做到兵源不绝，防范周密，情报敏捷，出奇制胜的地步;要不是敌后的人民，努力生产，热烈纳粮，我们就很困难保障军食民食;要不是敌后的人民，英勇果敢，组织武装宣传队，突入敌占区活动，对敌伪进行宣传，并提高敌占区人民对于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我们就不可能瓦解敌伪军及争取敌占区的人民。依靠人民，我们解决着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困难，依靠人民，我们提高了信心，加强了力量。人民，是敌后抗战的力量的源泉。这一评论充分凸显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对游击战胜利的关键作用。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我们党解决了兵源、情报、粮食、宣传等各种困难，使得游击战突破了山地的限制，在平原、湖汊等各种地形都能开展，即不论山地也好，不论平原也好，都是我们开展游击战争的场所。这些话语构建和宣传取得了良好效果，不仅在国内广为人知，连国外报纸都予以认可，美报赞扬我游击战，当知我国敌后游击部队所以能存在，能发展，能打胜仗，都是因为他们能和人民打成一片，本身就是人民的军队。不是人民的军队，没有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是不可能在敌后坚持抗战的。

三是把游击战中的人民叙事话语归结为党的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敌后广大人民群众愿意支持游击战，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关键在于我们的军队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坚持为人民服务。敌后军民关系能够做到鱼水一家亲，在于我们的军队坚持抗战与民主，特别是有高度的群众纪律，在于能处处关心着群众的利益，时时关心着群众的利益。我们党的军队时时刻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人民自然相信和支持我们的军队。在全民族抗战期间，《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刊发了大量关于人民与军队亲密关系的宣传报道，如《人民在战斗着》《人民亲军队》《人民战争颂》《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我们始终要同老百姓在一起》《属于人民的军队》《拥护人民的军队》。这些报道虽然体裁不同、内容有别，但从标题上就能让社会公众直接感受到我们党的军队与人民水乳交融的关系，生动体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正是基于游击战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将八路军、新四军开展的游击战争称为人民战争，认为只有它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将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总结为军队的唯一宗旨，高度凝练了人民与军队的关系。

游击战的人民话语，不仅指出了人民战争的本质，更揭示了战争胜利的关键。1945年7月7日，《新华日报》刊文《人民的胜利》指出，抗战一定能胜利，胜利一定属于人民所有。同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新华日报》以《胜利是属于人民的》为题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胜利是应该属于中国人民的，胜利到底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这些报道评论中的人民话语，既立足战争，又跳出战争，站在更为宏阔的视野去审视人民的伟力，本质上是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体现。构建游击战叙事的人民话语，既是我们党对战争胜利关键原因作出的正确回答，也更深层次地映照了党的初心与使命。

五、结语

全民族抗战时期，我们党构建的游击战叙事，跳出了单一的战争叙事，是整体构建、体系构建。第一，从战绩成果入手构建。我们党的游击战在敌后战场不断取得胜利，以小胜积大胜，用实战成绩证明了游击战的强大生命力，为游击战的胜利话语提供了鲜活的证明，驳斥了国民党方面所谓游而不击的不实指责，成为游击战叙事的重要内容。第二，从重要地位入手构建。我们党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抗日战争的基本规律、游击战的自身特点，构建了游击战的战略话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军事领域的突出表现。第三，从军队建设入手构建。我们党着眼于开展游击战的核心力量八路军、新四军，以军队建设中具有显著优势的政治工作为重点，将政治工作方面的模范引领作用成功转化为游击战的模范话语，实现作战主体与作战战略的有机统一。第四，从成功原因入手构建。游击战的本质是人民战争，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人民的支持不仅是游击战得以成功的根本，也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构建游击战叙事中的人民话语，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游击战叙事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党游击战叙事的价值归依。

我们党构建的游击战叙事，不仅仅是单纯的战果宣传，更是关于中国具体国情之下抗战经验的提炼和总结，是宏观与微观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政治与军事的统一、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具有体系化特征。这一成功的话语构建实践，不仅扩大了游击战的社会影响，提升了党及其军队在国内外的政治形象，也为今天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历史借鉴。

作者：洪富忠，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