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科夫列夫：苏联剧变中的“内鬼”

从雅科夫列夫看苏联剧变

谭 索

1994年，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总统顾问雅科夫列夫出版了一本带有回顾、反思性质的著作，书名叫《一杯苦酒》。该书涉及的问题很多，但首先引起人们关注的，是作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面否定，以及作者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联演变所起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

一、可不可以说雅科夫列夫是个反马克思主义者

从《一杯苦酒》来看，雅科夫列夫实际上是隐藏在苏共内部的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他根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雅氏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由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精神生活就是第二性的、派生的，由此得出社会物质生活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这真是奇谈怪论。(该书中译本第71页)又说：历史进程已将马克思主义等谬误学说抛到了生活的一边，因此要毫不妥协地推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条;要坚决否定号称历史火车头的暴力革命;坚决否定‘剥夺剥削者’的罪恶主张——要斩草除根地否定他们;要肃清布尔什维主义(第104-105页)。他诬称：马克思的理论已堕落到为暴力做论证和辩护的可悲角色(第54页)，布尔什维主义专制践踏了通向民主的运动(第94页和第105页)。他攻击说：布尔什维主义是从肉体上消灭农民、贵族、整个企业家阶层、僧侣、脑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社会癫狂系统;是挖尽兄弟坟墓的历史的鼹鼠;是基于一切压迫形式的对人的剥削和对生态的疯狂破坏;是掩盖思维空虚的反人类的训条。(第104页)雅氏不仅把十月革命称之为政变，而且说这是一场超恐怖的革命，是一种罪行(第48页)。

读了雅氏的这些文字，使人感到十分沉重和惊异，也使人有所省悟。苏共本来是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苏联本来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戈尔巴乔夫竟然把这样一个强烈反对马列主义、敌视和仇恨十月革命的人提升到党的领导核心，并让他来做改革的设计师和总统顾问。单从这一点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后来导致亡党亡国的结局，也就毫不奇怪了。

大家知道，雅科夫列夫在1965-1973年间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写过不少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但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他却反戈相击，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起初他还比较隐晦、含蓄的话，那么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真面目便赤裸裸地暴露出来。1991年10月，雅氏竟直言不讳地说：马克思主义最终使我们陷入了灭亡、落后和良心泯灭。当然，这种现象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事，而是体现了当时的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思潮。雅氏仅仅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但由于雅氏位处苏共领导核心，又是戈尔巴乔夫一见如故的政治知己，是戈氏的智囊和战略家，所以他在苏联剧变中所起的作用就特别明显和突出，也特别值得人们深思。

二、雅科夫列夫的迂回战术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曾提出要有计划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但雅科夫列夫认为这是一种幻想。他说：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过这种幻想，不过，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而已。(第176页)也就是说，雅氏当时就不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完善，也不主张对社会主义进行完善。他说：仅从完善中不会带来什么好处，不会有官僚专政将被排除或削弱的希望(第181-182页)。他特别强调：苏联的权力机构以暴力为基础，非常强有力和渗透一切，想要用正面攻击攻克这些机构是不可思议的。攻克的办法只能采用迂回战术、灵活智取和从正面意义上利用言行不一这种久经考验的方法。(第175页)又说：应该讲究策略，对有些事缄默不言，有些问题要绕着走，但这样却能达到‘纯洁’的斗争中不可达到的目的。(第349页)雅氏的这种迁回战术，实际上就是从苏共内部，用欺诈和言行不一的手段来破坏苏共的战术。

其实，雅科夫列夫和叶利钦一样，都属于当时社会上迅速崛起的激进民主派。他们都全盘否定苏共的革命历史，并从批判斯大林发展到否定十月革命和列宁，力求在苏联建立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但是，两人的做法却有所不同。叶利钦是慷慨激昂地反对官僚特权。他在1987年的十月中央全会上由于当面攻击戈尔巴乔夫而遭到众人(包括雅科夫列夫在内)的批判。后来雅氏回忆说：从实质上来说，叶利钦是否正确?毫无疑问他是正确的在策略上我认为他不对。做这种性质的发言，应该进行较为周密的准备;我认为新的急剧转变的阶段还没有到来，渐进性改革的潜力还未耗尽，社会还没有做好彻底摧毁已形成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制度的准备。(第186-189页)因此，雅氏当时采取另一种策略，那就是在参加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报告的起草时，在报告中加进所谓新的思想，以便通过保守主义的全会，利用十月革命70周年大庆的环境，将新思想推向前进(第186页)。

雅科夫列夫与叶利钦不同，他对掌握党政大权的戈尔巴乔夫采取支持而不是反对的策略。雅氏除了利用自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的职权进行活动外，主要利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知己智囊顾问的身份，利用起草各种报告、讲演的机会，通过影响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决策，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事实证明，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是在雅氏的建议和推动下逐步实行的。还在1985年12月，雅氏就利用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上书戈尔巴乔夫，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建议。其中甚至提出：把苏共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组成共产主义者同盟;政府由在全民选举中获胜的党的总书记领导;经全民投票选举总统，任期十年，由总统行使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据雅氏说，戈尔巴乔夫起初对这封信虽感兴趣但不强烈，他认为这些想法为时过早了些，但到后来，信里所讲的许多东西逐渐被采纳。戈尔巴乔夫后来推行的公开性民主化自由选举、多党制和总统制等政治措施，实际上都来源于雅氏的思想库，都有雅氏的功劳在内。所以，雅氏的确算得上是苏联改革的设计师公开性之父及总书记的智囊。

三、雅科夫列夫从迂回反共走向公开反共

开头几年，雅科夫列夫采取迂回战术，在苏共内部进行破坏，通过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影响，力图改变苏共的性质和苏联的社会制度。雅氏长期在苏共中央负责宣传工作，深知舆论的重要。因此，他选拔任命了一大批同他思想相吻合的人物，掌握了重要的宣传舆论工具，并在公开性的旗号下，对苏联的革命历史展开广泛的揭发批判。

苏联在70多年的历史中，虽然犯有不少错误，其政治经济体制也存在严重弊端，但苏联也有巨大而辉煌的成绩。苏联开创了世界上第一个废除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制度，建立了工农苏维埃这种新的政权形式，并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改造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它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德国，拯救了欧洲和世界。然而，雅氏却要彻底摧毁已形成的布尔什维主义制度。他所主张的公开性，并不全面，只是单行道，它集中宣扬并夸大苏联历史上的消极面和落后面，极尽歪曲之能事。相反，如果有人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主张维护社会主义，那就会遭到围攻。1988年3月，他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组织专人撰写长篇文章，并动员各种舆论工具，对不同意见进行大规模的批判和围攻。雅氏在公开性旗号下所搞的这一切，实际上成了苏联剧变的突破口。

从1990年冬季起，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雅科夫列夫开始同戈尔巴乔夫拉开距离，并走上公开反共、同苏共决裂的道路。当时，在激进民主派的猛烈攻击和传统派的强大压力下，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一度有所改变。他不仅组成一个以传统派为主的政府班子，而且对民主派进行抨击。1991年2月，戈氏在白俄罗斯两次发表讲话，批评民主派正在掀起最残酷的夺权斗争，指责民主派近来采取了赤裸裸的反共方针，还批评民主派与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结盟，要搞垮联盟国家。戈氏说：民主派自称左派，但他们否定社会主义思想，主张社会资本主义化，是典型的右翼反对派。接着，戈氏明确提出中派主义的口号，要求每一个人都放弃‘谁战胜谁’的原则，强调不要两军对垒。对此，雅科夫列夫深表不满，他指责戈氏企图调和不可调和的事(第347页)。

在此紧急关头，雅氏在1991年4月18日又给戈尔巴乔夫写信。信中说：据我所知有人正在准备来自右的政变你还有你的战友将被逐出教门，这种悲剧的后果甚至是无法想象的。出路(在政治方面)只有一个：使所有健康的民主力量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主张革新的党或运动，策略是：维护总统制，与各政府机构保持等距，团结所有民主政党，依照宪法同苏共进行斗争(第227-228页)。此后，雅科夫列夫联合谢瓦尔德纳泽等人，开始组建民主改革运动，他确信这个运动能在大选中把苏共机关的头头们赶下台，组成以民主派为主的政府(第229页)。由于进行分裂活动，雅氏不久就被苏共开除出党。1991年7月27日，雅氏宣布辞去总统顾问职务，表示支持叶利钦，并说，他同戈尔巴乔夫的唯一分歧是：戈尔巴乔夫继续相信对党的改革，而他自己已不相信这一点。从此，雅氏走上公开反对苏共的道路，也开始同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

事实证明，苏联的剧变和解体是苏共自己把自己搞垮的。正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配合西方的和平演变，同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结合起来，才导致亡党亡国的结局。其实，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也曾遇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巨大干扰。1989年前后，一些人利用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错误和困难，打着所谓民主的旗号，提出要人权、要解冻，说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用西方的一套来搞社会改革。邓小平同志当即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告诫全党：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那样中国就将重新陷于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一切希望。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过程和结局，正是对邓小平同志这一论断所做的历史验证和写照。

20世纪末期，世界上两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和中国都进行了改革，然而却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改革的指导思想问题。如何对待四项基本原则，如何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是涉及社会主义方向的原则问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必须进行改革，否则无法保持活力，不断向前发展;同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否则将走上邪路，导致亡党亡国。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参某部三部。本文原载李慎明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的《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 且听低谷新潮声 之一》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