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如：漫谈我的所谓“做学问”和写文章

我一生只干过两种工作。一是教书。从1943年到1946年在中学教语文，1947年到1948年教家馆（当时是兼操副业），1949年到1980年一直在大学中文系。二是当编辑。那是在1948年，由于混几个编辑费，便由沈从文师介绍给一家报纸编了不足一年的文学副刊。虽属业余性质，总算是另一种工作。今后如果更换职业，我也只想离开高等学府去当编辑。至于学写文章，则从1934年即开始试着给报刊投稿，比教书早了近十年。

我最初的梦是当作家。后来知难而退，改钻故纸堆。一度也试图搞翻译，无奈外文过不了关，解放后又多年不动，就更不敢问津了。不过想当作家和想搞翻译却使我养成爱杂览的习惯，因为当时并不懂得生活才是创作的源泉，而是迷信“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即以小说这一门而言，始而是爱看故事，后来便由于想当小说作家而来看小说了。从上小学时我就爱读《三国》《水浒》《说唐》《七侠五义》以及《施公案》之类，后来便扩充到神魔小说、谴责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甚至于新老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与此同时，我也学着写过章回体、志怪传奇体的小说。进了初中，开始读鲁迅、茅盾、老舍、冰心等大师五四以来的作品，后来就拼命吞噬翻译小说（也读过一部分英文原着和英译本小说）。当然，我写的东西也由“话说”“某生者”改成带洋味的短篇了。尽管“写”的梦早已消失，但读小说的习惯却一直未改。粉碎“四人帮”后，情不自禁地对当代作品发生了兴趣，这也是风气使然吧。至于其他书籍，尽可依此类推，恕不自我标榜了。

做学问诚然必须读书，而读书却不等于做学问。直到1938年入高中，开始听朱经畲老师讲语文课，这才算沾上“学术”的边儿。朱老师从《诗经》《楚辞》讲起，然后是先秦诸子，《左传》《国策》《史记》《汉书》。我在课堂上知道了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罗根泽这些学者的着作和观点，从而也知道治《诗经》有姚际恒、方玉润，治《左传》要看《新学伪经考》和《刘向歆父子年谱》，读先秦诸子要看《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和《古史辨》，以及什么是经学上的今、古文，史学上的“六家”与“二体”，等等。1939年天津大水，我侍先祖母避居北京，每天无事，便钻进北京图书馆手抄了大量有关《诗经》的材料。到20世纪40年代，又因读程树德的《论语集释》而勤搜有关“四书”的着作。考入北大中文系后，先后从俞平伯师受杜诗、周邦彦词，从游泽承（国恩）师受《楚辞》，从废名（冯文炳）师受陶诗、庾子山赋，从周燕孙（祖谟）师受《尔雅》，从吴晓铃师受戏曲史。每听一门课，便涉猎某一类专书。这就使我扩大了学术视野。于是我沾沾自喜，以为也在“做学问”了。但这时还未完全甘心放弃笔杆子，时而写点文章求沈从文师指正。自1949年入大学教书，这才闭口不谈创作，一心妄想挤进学者行列，分享“学术”的一杯羹了。

从所谓“做学问”这方面看，我受三位老师的影响最深。第一位就是前面说过的朱经畲老师。第二位是俞平伯先生。俞老无论是治经、史、诗、词，还是研究《红楼梦》，始终是从原始材料出发，经过独立思考，在具体问题上时出新见和胜解。俞老所走的正是他曾祖曲园先生所开创的一条治学途径。而我在从俞老受业时因之也学会了如何有根有据地开动脑筋。有一次我曾请教俞老：怎样才能把一篇作品中典故的出处注释确切、讲解清楚？俞老说：“查典故出处首先要求熟读作品。比如注唐诗，最好唐以前的书你都能熟读。但这显然不可能。那么，至少你必须把所要注的那个作品熟读。然后你只要遇到有关材料，立即会想到那篇作品，从而可以随时随地加以蒐辑，自然就得心应手了。”从此，每当我想搞通某一篇作品时，便首先把它记熟，使之寝馈在念；然后再去广泛蒐辑资料，庶几一触即发。第三位是逝世已逾两年的游国恩先生。为了悼念游老，今年夏天我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里面谈到游老怎样治学问和带徒弟。现在我把它摘抄下来，以供参考。因为其中不仅有游老本人的经验，也包括了我自己的点滴体会：

游老治学的方法和途径，照我个人的体会是：首先尽量述而不作，其次以述为作，最后水到渠成，创为新解；而这些新解却是在祖述前人的深厚基础上开花结果的。因此，本固根深，枝荣叶茂，既不会风一吹就倒，更不是昙花一现，昨是今非。所谓述而不作，就是指研究一个问题、一个作家、一篇作品或一部着作，首先掌握尽可能找到的一切材料，不厌其多，力求其全。这是第一步。但材料到手，并非万事大吉，还要加以抉择鉴别，力求去伪存真，汰粗留精，删繁就简，惬心贵当，对前人的成果进行衡量取舍。这就是以述为作。如果步前贤之踵武而犹不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就要根据自己的学识与经验，加以分析研究，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就成为个人的创见新解。游老毕生孜孜不倦地致力而终于未竟其业的《楚辞长编》，是最能体现这个精神的……

我在游老主持下，编注了先秦、两汉两本分量较重的文学史参考资料。这实际上是游老在把着手教徒弟。……我通过这一工作，深感游老带徒弟的办法是很科学的。归纳为一句话，即严格要求与放手使用相结合。工作开始时，从选目、体例以及注释中应注意的事项，游老无一不交代得有条不紊。一部分初稿写成，游老仔细批改，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等到我摸熟门径，并表示有信心和决心完成任务时，游老就郑重宣布：“以后由你自己放手去做吧，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必事事请示，我也不再篇篇审阅了。”这就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我的积极性，从而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使我也敢于动脑筋了……总之，游老对我是既抓得紧又放得开，既关心又信任，使我这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既培养了独立工作的能力，又体会到做学问的甘苦，既敢于承担重任，又时时不忘游老所指出的方向。

当然，除这三位老师之外，五十年来，从我上小学直到今天，凡是我接触到的师、友和我教过的青年同学，有不少人都曾给我以启发和影响，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长处。这里就不一一絮表了。

说到写文章，我格外感到惭愧。萧伯纳有句名言：“能者干，不能者教。”我之从梦想当作家而终于变成摇唇鼓舌的教书匠，正说明我是一个无能之辈。十几岁时，我学过作桐城派古文，后来试作骈文不成，才改为模拟魏晋六朝笔记体，即以《世说新语》为范本，力求文字简洁，不用虚词。结果却使文字失去了光泽，有点像清人写注疏，但又只见其干枯而无其缜密。至于写白话文，始而学老舍，学周作人；继而学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学何其芳的《画梦录》。结果学成了四不像：学老舍而失其风趣，成了贫嘴聒舌；学周作人而失其蕴藉，成了文白夹杂；学沈从文而失之艰涩；学何其芳而失之堆砌。记得在中学作文，有一次老师加的批语是：“文章颇像林语堂的‘论语’体，油腔滑调。”这使我大吃一惊。从此大加收敛，力求横平竖直，再不敢故弄玄虚，装腔作势。所以我一度曾专门师法朱自清、叶圣陶、丰子恺等先生的文章，尽量做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是由于太爱见异思迁，浅尝辄止，不肯痛下苦功，终于没有把文章写成气候。全国解放以后，文风似乎趋向整齐划一，无论写长篇大论或杂文小品，仿佛都存在一种固定的不成文的模式，当然我也如法炮制，并不例外。有时为了想避开这种框框，宁可用浅近文言来写三言五语的札记和随笔，看似开倒车，其实我原是另有考虑的。

说到写学术论文或读书札记，我目前只抱定两条宗旨：一是没有自己的一得之见绝不下笔。哪怕这一看法只与前人相去一间，却毕竟是自己的点滴心得，而非人云亦云的炒冷饭。否则宁缺勿滥，绝不凑数或凑趣。二是一定抱着老老实实的态度，不哗众取宠，不看风使舵，不稗贩前人旧说，不偷懒用第二手材料。文章写成，不仅要言之成理，首先须持之有故。要自信，却不可自命不凡；要虚心，却不该心虚胆怯。因为只有昧着良心写文章的人才会心虚胆怯的。

一九八〇年国庆节写于京西中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