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依盟 王冬梅：从“夷夏东西”到华夏一体

双孔石刀·岳石文化

一块甲骨上，刻着商王焦虑的卜问：“癸卯日商王占卜，下一旬没有灾祸吧？王正在征讨东夷的归途中。”跨越三千余年，这段文字仍透出当时剑拔弩张的东西对峙。而在桓台史家遗址的一口深井底部，考古人揭开了更早的秘密：两片刻着神秘符号的羊肩胛骨，以及一支“口簧”——一种古老的乐器，被分层安放，似一场静默的祭祀，低语着东夷先民的精神世界。

“夷”，一个穿越千年的名字。自夏代曰“九夷”，经殷商“夷方”之称，至周而有“东夷”之名。它不仅指向以海岱为主体的东方地理空间，更标记着一支绵长而独特的文明脉络。如今，山东博物馆“华夏东方——夏商周时期的东夷文化展”正带我们拨开层叠的黄土，凝视这幅曾与中原王朝并立、激荡，最终融入华夏血脉的文明画卷。

溯源· 东方之夷

东夷文化，源自海岱地区的古老族群，早在新石器时代便绽放文明之光。从制陶、制玉到城址建设，东夷先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文化成就。自北辛文化起，海岱地区遗存已显现较为一致的文化内涵和特征；至大汶口文化中期，海岱地区步入繁荣阶段；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更是邦国林立、交流融合，社会经济发展跃居史前文化前列。

鼎，不仅是日常炊器，更是东夷文化的标志。与中原流行的鬲不同，东夷人以鼎为核心，其形制多样、实用为先，折射出稳定的农耕定居生活。而后中原礼制文明亦从中汲取灵感，将鼎升华为象征权力与等级的青铜礼器，传承并光大了这一“重器”传统。

本次展览特别呈现一组三件陶鼎：北辛文化时期的古朴陶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红陶鼎以及龙山文化时期造型独特的鸟喙足黑陶鼎。它们连缀起东夷文明的演进脉络，讲述着一部从泥土中诞生的礼制故事。

并立· 东西二元

当中原地区进入夏代与早商阶段时，东方地区在考古学上正对应龙山文化晚期和岳石文化时期。1931年，着名史学家傅斯年提出“夷夏东西”说，认为夏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夷在以山东为主的东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夷夏东西分立，主导着中国上古政治历史的演变。

“后羿代夏”正是其中关键一幕——夏王太康失德，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凭借强大武力趁虚入主夏都，废黜太康。后羿先立太康之弟仲康为傀儡，后自立执政，取代夏朝统治。这一事件打破了夏王世袭传统，首次以武力实现政权更迭。考古学上，河南新砦遗址中出现的山东龙山文化因素，也被视为这一历史变局的物质印证。

至夏代中晚期，中原二里头文化崛起，唯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可与之分庭抗礼。岳石文化，距今约3800年至3400年，这一时期社会生产综合水平，与龙山文化相比有较大进步与提高，主要表现在超前的成套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先进的城墙夯筑技术和青铜器冶炼技术等方面。

城子崖遗址的岳石文化北城门由三个城门构成，其中中门又可划分为3个门道，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门三道”式城门址，是后世“一门三道”的雏形。城子崖城墙的修筑技术代表了当时修建城墙的最高水平：一是出现了版筑技术，即在墙体的内外两侧驾板挡土夯筑，形成比较陡直的城墙内外壁；二是出现了集束棍夯筑技术，即在夯筑过程中，把数根木棍捆成一束，增加夯具的重量和面积，以提高夯筑的质量和劳动效率；三是夯层规整、厚度均匀。

考古工作者在桓台史家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岳石文化木架构水井，以长条木板交叉叠架而成，井底放置七层器物，每层以木板分隔，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共计355件，其中两片带有刻划符号的卜骨残片和骨质口簧尤为珍贵。这是我国东部地区所发现的唯一口簧，与石峁城址口簧形制相近。口簧的拥有或使用者在当时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岳石文化的农具以石器为主，也有骨、角、蚌、木、牙器等。而石质农具中以收割收获的石刀和石镰最为普遍，数量也最为丰富。考古发现，岳石先民善用半月形双孔石刀收割作物。

尽管具有鲜明特色，岳石文化并未走向封闭。它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持续互动，在器物形制、技术乃至信仰层面均可见交流痕迹。这种跨越地域的对话与融合，生动诠释了早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轨迹——夷与夏，在碰撞与借鉴中，共同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深厚根基。

交融· 王朝东土

岳石文化的收缩，与商王朝的强势东扩同步。自早商晚期起，东方地区成为王朝之东土，东夷与中原的关系，逐渐从“东西并立”转向“中心与边缘”的格局。随着商王朝日益强盛，夷夏之间漫长的拉锯进入了新的阶段。仲丁时期，商朝发动对“蓝夷”的征伐，商文化随之进入鲁西，岳石文化在此逐渐退场，东夷诸族进入被持续经略、加速融合的历史进程。

商王征伐的足迹，刻在了甲骨之上。展览中展出的山东博物馆藏“王来征人方”甲骨，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方”即“夷方”，这些贞旬卜辞记录着商王在征夷返程途中仍心系吉凶，折射出商代对东方经略的紧张与频繁。

商文化如潮水般东渐，在考古上表现为商式陶鬲、簋等与岳石文化遗存共存。在济南大辛庄、章丘城子崖等遗址，都发现了这种文化混杂的现象。商夷关系时战时和，既有“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的冲突，也必然有和平下的贸易与技术交流，夷人开始了“商化”进程。

西周初年，“周公东征”是巩固政权的关键一役。多件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如《保员簋》“隹王既燎，厥伐东夷”，《旅鼎》“隹公太保来伐反夷年”，都记录了这场惨烈的战争。随着齐、鲁等诸侯国的分封，周文化制度性地植入东方。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中期，珍珠门文化悄然兴起，成为夷人在胶东半岛、鲁北东部和鲁东南等地延续的文化血脉。

珍珠门文化陶器为夹砂素面褐陶系，以夹细砂为主，大部分同时羼有云母，陶质较硬，陶土多不经淘洗。陶色以红褐色为主，因烧制火候低，器表颜色不均匀。制法以手制为主，器表多素面，纹饰有按窝纹、指甲纹、乳钉纹，附加堆纹、划纹。典型器类有甗、鬲、鼎、罐、盆、簋、瓮、碗等。然而，随着商周势力不断东进，珍珠门文化的分布范围逐渐收缩，聚落规模减小，呈现出边缘化态势。

展览展出了龙口楼子庄遗址出土的一组珍珠门文化陶器，分别是商代的陶罐（口径15.8厘米、腹径14.7厘米、高15.7厘米）、商代的陶鬲（口径23.8厘米、高28厘米）和周代的四足钵（口径18.2厘米、高5.8厘米）。这些遗存静静诉说着这段在挤压中存续的文明历程。

尾声· 东夷余韵

西周时期，继珍珠门文化之后的东夷土着文化是南黄庄文化遗存，目前仅见于胶东半岛东端的乳山一带。其陶器主要为夹砂或夹云母陶，陶质疏松，制作粗糙，以手制为主。陶色多为红褐色，其次为褐色和灰色，器表颜色斑驳。器表以素面为主，纹饰主要有绳纹、堆纹、弦纹、乳丁纹和刻划纹。陶器器类主要有鬲、鼎、甗、罐、簋、碗等。不难看出，这一阶段东夷土着文化进一步式微。

春秋时期，曾经独立发展的东夷文化虽已隐入历史帷幕，但仍有东夷土着文化的因素继续存留。在栖霞吕家埠、蓬莱柳格庄、海阳嘴子前等春秋早中期遗址中，还见有典型的东夷文化因素的素面鼎。其中，嘴子前遗址尤为典型——这里既出土了象征周朝礼乐文明的编钟与铜鼎，也发现了约24件陶鼎。这些陶鼎均为夹粗砂红褐或灰褐陶，质地粗糙，素面无纹，依然坚持着东夷古朴的手制传统，与一旁的青铜礼器静静对望。一土一金，一朴一华，正是夷夏文化在此交织共存的生动见证。

至春秋晚期，东夷土着文化在胶东半岛基本消失。长达五千年的东夷文化，最终汇入华夏文明体系，完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华夏化”。

部分东夷族群在商周压力下，选择向更远的东北迁徙，渡过渤海海峡，进入辽东乃至东北亚，其文化基因也随之播散。东夷文化虽不再以独立形态存在，却如一支汇入大江的悠长溪流，深深融入中华文明的肌体之中，成为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忽视的源头。

从“夷夏东西”到“商风东渐”，到最后与华夏文化全面融合，东夷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华夏文化共同参与了中国历史的构建，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熔铸为一个多元而包容的文化、经济、政治共同体，在中华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形成演进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