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李达，右一为王任重。】
一提起1958年的大跃进，不少人就想起了1958年湖北麻城亩产36900斤的消息。这样的消息当时是否有人相信，众说纷纭。翻开历史资料，就会发现，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兼中科院武汉分院院长的李达，不但完全相信，而且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水稻的最高产量则更已达到36000多斤”
李达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早年与毛泽东相识，全国解放前夕应毛泽东之邀来到北京，在双清别墅的毛泽东住处住过一晚，传为佳话。解放后曾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兼中科院武汉分院院长、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中共八大代表、第一至三届人大代表、三届人大常务委员，第一、二届政协委员等职。著有《社会学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等。
2016年出版的《李达全集》中，收入了李达在1958年5月份发表的文章《整风运动的辩证法》（全文见《李达全集第十八卷》第392页至410页）。此文以十分兴奋的心情赞美“大跃进”：“农业生产大跃进仍在继续进行，截至目前，小麦的最高产量已达每亩7000多斤，水稻的最高产量则更已达到36000多斤，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大面积丰产，今年早稻增产了800亿斤，而农业生产的潜力的发挥还不过刚刚开始。”
但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媒体却开始传播这样的故事：1958年某月（有的说4月，有的说9月，有的说11月），李达找到毛泽东，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口号与毛泽东发生激烈争论。李达对毛泽东说：“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发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了！”
这个故事起始于梅白（曾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他在《春秋》1988年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中述说了这个故事。一年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1989年《春秋》杂志第1期发表了题为《满篇谎言——评梅白的〈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的文章。王任重的文章全面反驳了梅白所说的几件事情，斥责梅白的文章“满篇谎言”，还原了历史真相。梅白直到去世也没有回应。
但令人费解的是，长期以来，王任重的文章很少有人提及，而梅白的文章却大行其道。甚至在李达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都重复了梅白所说的“争论”的故事，而且加上“争得面红耳赤”“争到最后，毛泽东同志终于在这个问题上承认了错误”等烘托气氛的文学语言。然而，《李达全集》的内容证明，李达不但是“大跃进”的坚定热烈的拥护者，而且一直到1966年8月去世前始终如一地拥护毛泽东，时时处处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蹊跷的是，查遍《毛泽东年谱1949-1976》、《毛泽东传》、《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权威文献，均没有与这件事有关的记载。但在有关李达的文章和著作中，往往又都有这个故事，只是具体时间不同或不详。2016年出版的《李达年谱》第209页记载：“是年（指1958年），在武昌东湖客舍与毛泽东争论。李达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不符合唯物主义观点，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的。他说：‘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发热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毛泽东后来说‘孔子说过，60而耳顺。我今年65岁，但还不够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以后我要同他多谈谈。’。”这条内容的的注释是：“李银桥、韩柱馨所著《在毛泽东身边五十年》（修订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336、337页。”
《在毛泽东身边五十年》（修订版）究竟是怎么讲述的？
查阅《在毛泽东身边五十年》（修订版），确实有《李达年谱》所述的内容。但是就在这个内容的前面，即第334页、335页还有这样的内容：“毛泽东的活动安排、接见什么人，一般是由叶子龙及高智和罗光禄两位机要秘书负责安排。”“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像朱德、陈毅的诗词，郭沫若、李达的文章，他都注意看，并谈出意见。他让王任重请李达到东湖宾馆见面，谈文章，谈哲学。”“1958年，毛泽东特别强调解放思想，鼓励人们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他与李达谈话是畅所欲言的，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同李达谈文章时，他曾坦率地说：‘我们年纪都大了，你比我还要大6岁。人老了思想不能老。你现在写的东西就不如过去写的有生气了。你那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尽是抄书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缺少自己的新见解。’李达感谢主席关心他的工作和文章，说保持革命热情确实很重要，特别是对于老人。”“在一次谈心中，毛泽东说到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头脑要热又要冷’的话，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但是领导干部一定‘要热又要冷’，光热不冷会出乱子。由此谈下去便谈到了哲学上。李达说武汉大学的学生搞党史调查时，看到一些口号，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举了一些例子。大意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实际生活中，毛泽东是不全同意这种说法的。比如在天津新立村，人家汇报亩产10万斤，他就摇头说靠不住。在湖北，王任重同志也向主席汇报过类似情况。毛泽东问王任重：‘有什么新闻吗?’王任重说：‘朋兴乡有一块试验田，亩产水稻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王任重说：‘王部长亲自来验收的。’他说的是省农村工作部长。毛泽东还是摇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掺假才能算数。’”
接下来这次“谈心”的内容就发展到“李达说：‘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发热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后来，他讲了这样意思的话：‘孔子说过，60而耳顺。我今年65岁，但还不够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以后我要同他多谈谈。毛泽东多次与李达谈话，还请他吃过饭。’”“后来，毛泽东在湖北农村视察中，有人汇报‘挑灯夜战’,说是劳民伤财，夜里干了白天就没劲了。毛泽东也是冷静地说了要‘有张有弛，劳逸适度’的话，要求领导干部既要爱护、保护群众的热情，又要积极引导讲科学，适当降降温。”
只要看看梅白的文章和王任重的文章，就不难发现，上述内容基本上是来自于他们两位的文章。既有王任重讲述的事情真相，也有梅白的“谎言”。因此，该书有的内容一眼即可看出是不可信的。例如，“毛泽东多次与李达谈话，还请他吃过饭。”但据《李达年谱》记载，毛泽东和李达的谈话一共只有两次。一次是1958年，另一次是1961年8月25日。而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毛泽东从1953年到1966年，到过武汉40余次。值得一提的是，《在毛泽东身边五十年》（修订版）没有提到过“梅白”这个人，更没有提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量”的口号。从《在毛泽东身边五十年》（修订版）中摘录出毛泽东和李达谈心的一段话，并加上一个原文中并没有的口号，就作为史实用在了《李达年谱》中，当然不是历史的真相。
查不到来源的“理论界的鲁迅”
比李达和毛泽东“争论”故事的来源更难查的是毛泽东评价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的故事。不但在关于毛泽东的权威文献中查不到任何线索，而且在《李达年谱》和《李达全集》中也查不到线索。但在有关李达的文章和著作中，基本上都有这个故事。例如，有的党刊说是上世纪50年代末，李达第一次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对梅白说的。但梅白的文章却没有提到过这件事。数本写毛泽东和李达交往的专著提到“理论界的鲁迅”这件事，但具体时间都含糊其辞。有本专著给出的时间是1956年5月底和6月初。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582页记载，毛泽东1956年5月31日到达武汉，6月4日离开，其间听取关于武汉长江大桥工程情况的汇报，参观国棉一厂，三次听取工业建设和商业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汇报，三次到长江游泳。这些日程没有任何可以联想到毛泽东与李达谈心的线索。
2016年《李达年谱》出版后，2017年有报纸刊登了一篇关于毛泽东评价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的文章。文章写道：“1956年7月，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去看望在武昌东湖宾馆下榻的毛泽东，毛泽东当面评价李达说：‘你是黑旋风李逵。但你可比他李逵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而你鹤鸣兄却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算起，到全国解放，可称得上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哪个没有挨过你的‘板斧’？’‘你就是理论界的鲁迅，我一直就是这么个看法！’毛泽东的这一评价，可以说是对李达一生的真实写照。”从此，“理论界的鲁迅”之说传播得更快更广。如果去查一下《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第590页至604页，就会发现，毛泽东1956年7月1日至22日在北京，7月23日至8月20日在北戴河开会，根本没有去过武汉。这种根本查不到来源的言论，其历史真相就是历史上根本没有发生过。但令人费解的是，关于“理论界的鲁迅”的这段话一直出现在诸多的关于李达的文章和专著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费解的现象？
《李达全集》中的李达书信部分有这样的内容：李达在1961年8月28日致余志宏的信中写道：“日前见到毛主席，在谈话中，主席嘱我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出版。我说，现在的精力不济，他说可找几个得力的助手帮忙。我表示照做。因此，我想回校后即开始这一工作……请你替我考虑一下，并大力予以支持。假我数年，拟首先完成下面几项工作：一、《唯物辩证法》——即社会学大纲上半部的改写。至于下半部不拟改写了。二、《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已有一些轮廓。三、修改《〈实践论〉解说》。四、修改《〈矛盾论〉解说》。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后记。六、《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面六项工作如能在三年之内完成，并且那时我还能活着，就再进一步搞别的东西。这是后话。”李达为完成这些任务而不懈努力，直至1966年8月逝世。由此可见，李达解放后视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己任的决心，从未动摇过。
但是，有人总是要把李达打造成自从1958年后就与毛泽东拉开距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典型的是一篇关于毛泽东和李达的长文中出现的内容：1958年以后，李达对毛泽东开始持保留态度。理论界的鲁迅和黑旋风李逵的李达，从此噤声，不再写言不由衷的应景文章，抵制了愈演愈烈的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思想理论界的极左思潮，从而难能可贵地保持了自己的晚节。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胡为雄曾就李达与毛泽东的“争论”问题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有过“争论”吗？》，发表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9期上；另一篇是《谎言不会成真：1958年毛泽东与李达根本无“争论”》，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研究》2020年第6期上。现借用胡为雄教授文章的话来作为本文的结束：“在毛泽东研究领域，近30多年来出现了一些造假文章，笔者发现后尝试做过清理，进行‘学术打假’。比如，梅白（曾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一些回忆几乎全是造假。”“澄清梅白杜撰的谎言，使其不再谬种流传，甚为重要。伪造历史已成文坛之疾，应对此零容忍。”
【参考资料】
1、胡新民：《毛泽东与李达争辩过“大跃进”吗？为何还以讹传讹？》《党史博采》公众号2022年10月8日；
2、胡新民：《毛泽东是否说过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 《党史博览》202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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