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坤 周旭海：新变局下的2026年中日经贸关系走势展望

日本石破茂内阁执政期间，中日经贸关系一度呈现向好趋势。2025年3月，第六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达成20项重要共识，涵盖绿色发展、养老服务、供应链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这是该交流机制时隔6年后的重启。但随着高市早苗上台，中日经贸关系因日本经济安保政策而面临复杂考验。2026年中日经贸关系的走势必然会受到政治氛围的显着影响，但也不必以消极眼光看待。中日双方同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合作基础深厚，经贸往来韧性犹存。通过分析高市早苗内阁的经济政策和近期中日经贸合作的相关数据，可以发现新变局下的中日经贸关系既有隐忧也有不少亮点。

日本新内阁的经济政策主张及其影响

高市早苗内阁将促进经济复苏作为首要课题，加强中日经贸合作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若高市早苗内阁坚持强推经济安保政策，将难以避免地对中日经贸关系造成冲击。

第一，宏观政策重视拉动增长和应对通胀，对中日经贸关系稳定提出要求。

高市早苗内阁的宏观政策继承自“安倍经济学”，主张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拉动经济增长。考虑到施政背景已由长期通缩转向成本推动型通胀，其将主动财政置于更核心的位置，但在政府债务率畸高的背景下空间较为有限。2025年11月，日本推出规模高达21.3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引发市场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高度担忧。为遏制日元贬值和资本外流，同时展现尊重央行独立性的姿态，高市早苗未阻挠央行在2025年12月加息，但仍极力避免过度收紧货币政策。在未来货币政策正常化轨迹不明朗的情况下，此次加息并未收获预期成效。鉴于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出口、高通胀抑制内需，日本经济持续复苏困难重重。

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出口对象国，稳定的中日经贸关系对日本实现宏观政策目标至关重要。一方面，对美出口下滑已严重拖累日本经济增长，若对华出口同时减少将形成叠加效应，掩盖宏观政策实效；另一方面，日本家电、农产品、化肥原料等品类对华依赖度较高，若无法稳定自中国进口将显着推升通胀水平，加大民众生活压力。当前高市早苗内阁获得高支持率的一大重要原因在于，社会各界对其宏观政策主张和首个经济刺激计划抱有较高期待，能否回应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市早苗内阁的执政前景。因此，高市早苗内阁实际上不愿看到中日经贸关系持续恶化。

第二，产业政策突出国家主导和安全优先，加大中日经贸合作的不确定性。

与安倍晋三更加注重市场力量和规制改革不同，高市早苗强调对人工智能、半导体、粮食、能源等领域进行国家主导的危机管理型投资，“企业家型政府理论”在产业政策中得到进一步应用。这与高市早苗在担任日本经济安保大臣时的主张一脉相承，即以经济安保强化“战略自主性”与“战略不可或缺性”，重塑日本国际竞争力，并对国际秩序产生更大影响。为维护其在技术竞争中的主导权，日本以防止其关键技术被中国应用于军事领域为名义，强化资本流向管控。高市早苗内阁正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为蓝本，筹备建立对日外国投资委员会，通过强化投资安全审查，限制技术和数据流向中国。

该动向将对中日经贸合作尤其是相互投资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中企对日技术并购或受到较大阻碍，日企对未来扩大在华投资可能持谨慎态度。从中企的角度看，短期内面临技术合作中断和成本上升风险，中长期内则会倒逼自主创新。从日企的角度看，先进技术对接已成为近年来其对华投资的重要风向标，“在中国、为中国”（in China，for China）的投资趋势或因面临合规风险而出现分歧。此外，不排除高市早苗内阁持续升级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的可能，未来中日之间的产业博弈或进一步加剧。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出口市场，中企无论是寻求替代进口来源还是加大自主研发生产力度，都将给日本国内相关产业造成重创。

第三，对外政策兼顾日美供应链合作和供应链多元化，推动降低对华经贸依存度。

高市早苗内阁将日美同盟视为日本对外政策的基石，旨在通过深化双边经贸和防务合作，以及联合美国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打造“日美关系新黄金时代”。为推动对美国550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落地，日本已公开关键矿产、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AI）等领域的潜在项目清单，并针对稀土等关键矿产供应与美国签署合作协议。同时，高市早苗内阁延续并升级日本2020年以来实施的供应链多元化策略，重视加强与东盟在脱碳和能源安全领域的合作，与东盟启动“AI共创倡议”，并推进与中亚在关键矿产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其意图是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确保在供应链竞争的主导权。

日本政府推动对华“去风险”“脱钩”将削弱中日在相关领域长期积累的合作基础，既损人也不利己。在日本着力降低战略物资对华依赖度的过程中，我国相关企业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出口韧性不断增强，与日企之间的竞争力差距反而会不断拉大。在全球产供链深度交融的现实下，日本对华“脱钩”又绝非易事，其经济界将承受难以估量的损失。当然，也需警惕日本可能通过谋求规则性权力构筑区域经济合作壁垒，如在东南亚和中亚推广应用日本技术和标准，阻碍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利用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区域内供应链“去中国化”。

现阶段中日经贸关系走势及未来展望

高市早苗错误言论引发中日关系紧张，未来中日经贸关系走势受到高度关注。一方面，既要看到短期内其错误言论所引发的局部波动；另一方面，又要看到中长期内两国经济互补性和共同发展需求所开辟的合作空间。

第一，在货物贸易方面，总量维持平稳的同时品类分化明显。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11月中日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环比均实现增长。现阶段中日货物贸易互补性依然显着，中国对日本依赖度较高的产品包括半导体制造设备、半导体材料、精密零部件等，日本对中国依赖度较高的产品包括家电、电池、蔬菜等，未来仍具贸易增长潜力。虽然短期内双方贸易相互依存度或呈下降趋势，但日本对华贸易依存度明显高于中国对日贸易依存度，中国产品具备的价格竞争力使日本难以大幅改变进口来源。因此，预计2026年中日货物贸易总体不会出现过大波动。

从品类来看，分化态势将更加突出。例如，由于性价比逐渐丧失和电动化转型缓慢，日本汽车对华出口存在持续下滑风险。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2025年11月日本汽车对华出口额同比下降6.3%。又如，中国再度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可能产生联动效应，中国市场对日本农产品整体的不信任感或加深，从而加剧日本外向型农业发展压力。

第二，在服务贸易方面，局部波动的同时收支更趋平衡。

旅行服务贸易是中日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对日服务贸易长期存在逆差的领域。随着中国外交部、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接连发布赴日提醒，日本旅行服务对华出口的增长态势发生逆转。日本观光局数据显示，2025年11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虽同比增长3.0%，但环比下降21.4%。旅游业是日本出口规模仅次于汽车业的支柱性产业，中国游客在日消费额占日本入境游客消费额的约三成，长期位居消费贡献最大的客群。中国游客减少对日本旅游业出口的冲击已初步显现，预计未来影响还将进一步扩大。日本三井住友信用卡公司数据显示，2025年11月中国游客在日信用卡交易额同比减少8%。日本百货店的免税销售额也出现波动，2025年12月1—14日，大丸松坂屋百货同比下降9.4%，高岛屋下降9.8%，三越伊势丹则下降约两成。据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推算，若赴日提醒的影响持续一年，将给日本经济带来1.79万亿日元损失，拖累GDP增速0.29个百分点。

除旅行服务贸易外，还有两大因素将推动中日服务贸易收支更趋平衡。一是中国运输服务出口的增长。在对日货物贸易恢复增长和运费上涨的影响下，中国对日运输服务出口有望实现快速增长。二是中国数字服务出口的增长。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动能强劲，日本数字经济发展则较为滞后，中国对日数字服务出口规模预计将持续提升。

第三，在相互投资方面，增速下滑风险上升但结构持续优化。

受中国劳动力成本攀升、市场竞争加剧，以及日本供应链多元化补贴政策的影响，近年来，日本部分低附加值、成本敏感型投资逐渐转移至东南亚。中日关系的不稳定因素和高市早苗内阁的经济安保政策使多数日企对在华拓展业务持谨慎态度，但基于中国市场的高收益率和长期以来的合作基础，其更倾向于维持现有投资规模。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开展的2025年度海外日企实况调查显示，63.2%的在华日企预计本年度实现盈利，较2024年度调查提高4.8个百分点，时隔4年再次上升。此外，预计未来1—2年内扩大和维持现有在华投资规模的日企占比分别为21.3%和64.3%，与2024年度调查基本持平。因此，2026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虽增速存在下滑风险，但不会出现过大波动。

需看到的是，仍有大批日企看重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加码“在中国、为中国”模式的投资，这些投资集中于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医疗健康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领域。正是基于此，2025年1—9月，日本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大幅增长55.5%。可以预计，结构优化将成为今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线。

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相比，中国对日直接投资体量较小，但近年上升趋势显着，未来增长潜力较大。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统计，2024年中国内地对日直接投资额为2051亿日元，同比增长13.6%，在全球各国和地区对日直接投资总额中的占比由前一年的6.2%升至8.2%。高市早苗内阁预计会在2026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建立对日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法案，未来中企对日技术并购的不确定性上升，但这也将促使其精选赛道和深耕日本本土市场。

综上所述，2026年，中日关系走向和高市早苗内阁的下一步经济政策将对两国经贸往来产生显着影响。虽然短期内中日经贸关系遇冷，但两国经济社会共同的发展需求将引领未来合作方向。与此同时，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中日经贸关系。一方面，日本深化日美同盟经济绑定和拓展自主经济外交之间存在矛盾，其能否真正落实对美国5500亿美元投资也有待观察，日美同盟内部分歧不断，中日在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上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当前中国正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日本正以供应链多元化策略推动构建“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两国第三方市场合作具有较大潜力和空间，或可成为阶段性转移合作风险和搭建未来合作桥梁的重要突破口。

（闫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会长；周旭海，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