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生产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的关键时期，也是党的群众工作开展得非常出色的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留存有一份极为珍贵的文献—《固临调查》。这部调查报告于1942年3月作为党内刊物印出，同年4月由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编印发行。报告生动而深刻地映照出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与作风。
事情要从1941年6月的一天说起。
那天，延安暴雨如注，雷电交加。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召开直属各县市负责人联席会议，主要讨论征粮问题。突然，雷电击中了会场礼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柱子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身亡。无独有偶，当天，一位安塞县的老汉拴在木桩上的驴被雷电劈死了，老汉号啕大哭：老天爷不睁眼，咋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的工作人员将老汉抓起来，准备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追查，却被毛泽东制止。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群众强烈怨气的背后，必然隐藏着难以言说的困境。他当即指示相关部门，一定要弄清楚群众的怨气从何而来，老百姓的生活究竟面临着哪些难题。
此时，党的宣传工作正需要深入基层掌握实情。为迎接第二次全边区宣传会议的召开，了解边区下面的一些具体情况，同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部长的李卓然奉命率领西北局调查小组，选择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下辖的固临县开展调查。固临县位于陕北与关中交界处，地理位置特殊，经济和工作水平在边区处于中游，在此进行调查研究极具典型意义。
从9月24日到11月25日，调查组成员在固临县驻扎了两个月，他们走访了两个区、4个乡的12个村庄。每到一户人家，工作人员都会仔细询问叫什么名字、种了多少地、秋粮打多少、夏粮打多少、目前负担多重、对共产党有什么看法和意见，等等。
随着调查的深入，群众生活中的各种难题逐渐显露出来。原来，农民们怨气的根源在于负担过于沉重。当时，延安的老百姓需要缴纳公粮支援前线。1941年以前，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有一多半是从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中拿出来的，还有后方华侨和进步人士的捐助。但国民政府在皖南事变后停发军饷，还对根据地实施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同时，大批爱国青年奔赴延安，边区脱产人员从1937年的1.4万人猛增至1941年的7.3万人，根据地的负担骤然加重。
1942年4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编印发行的《固临调查》
调查组经过两个月的深入调查，最终形成报告《固临调查》。调查报告由5部分构成，分别是更乐区张家乡调查、庆元区白虎乡赵家河调查、临镇区调查、区乡工作考察、临镇街上调查，涵盖了农民生产生活、农村阶级成分变化、运盐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工会工作、教育情况、自卫军工作、锄奸工作、妇女工作、青救会工作等多项工作，还包含会议记录和工作人员生活记录，全面客观地展现了群众生产生活与基层工作状况;文风朴实，字里行间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提到了农民负担问题。这份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为边区制定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固临调查是中央在西北开展的系列调查之一。中央将各地调查结果汇总后，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这一运动随后在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全面展开。大生产运动中，从中央领导到普通士兵百姓，都积极参加劳动。当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下面开垦了一块地，种上蔬菜，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劳动;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虽已年近花甲，但也以身作则，亲自组织生产小组开垦菜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制订个人生产节约计划，贴在墙上接受广大群众监督。
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正确指导及各级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下，边区各机关、学校、部队的生产运动成效显著。1943年，陕甘宁边区生产自给率已达到100%，无需再征收抗日救国粮。1944年，三五九旅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还上缴了1万石粮食，使南泥湾这片荒山野岭变成了陕北江南。群众的骂声没有了，怨气也随之消解。人民群众看到共产党真心为他们排忧解难，更加拥护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
《固临调查》不仅是一份报告，更是中国共产党重视调查研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生动见证，时刻提醒着我们要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关心他们的利益诉求，不断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2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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