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东：周总理第一次同我谈话

在中央警卫团工作，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并不是件很难的事。在哨位、到怀仁堂看戏、陪领导看电影、在中央领导接见群众时执勤，都有这样的机会。

我到中央警卫团后，第一次看到毛主席、刘少奇、朱德、陈毅、贺龙等中央领导是1961年初冬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他们接见中央警卫局机关和中央警卫团的干部、战士代表并合影留念。我作为连里的战士代表参加了这次接见。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没有得到过那种机遇的人，对于那种光荣感、幸福感是很难想象的。遗憾的是那次没有看到周总理。据老同志说，周总理当时不在北京。

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周总理是在1962年。那年暑期，我们连到北戴河执勤，连队驻地离总理居住的27号楼很近。一天中午，我们连在中直食堂门前列队准备就餐，这时有人说了句：总理的车子回来了。

大家不约而同，一齐朝27号楼望去。只见总理与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从车上下来，看得出来，两个人都很高兴。总理穿一身浅灰色中山服，披着上衣，两手在胸前抱了一个文件夹。

我眼睛不眨一下，一直盯着往前走的总理。忽然听见总理笑了一声。这一声笑，我听得非常真切。因为离得近，只有十几米远，还看见了他的笑容。他的笑声是那样的爽朗，他的笑容是那样的阳光，我至今依然记得非常清晰。

那时，我和众多热爱他的人一样，从各种报纸、广播、书本上，特别从电影正片之前加演的新闻影片中认识了他。他是有着传奇经历的革命家，他是共和国的总理，他是老百姓的贴心人，他是中国人的骄傲。

无论是在学校同学中，还是在部队的战友间，男子群体里都有一种悄悄地、引以为豪的议论：周恩来是我们中国的美男子!这种共识很直白、很袒露，却是大家的心声。

我渴望亲眼看一看他的风采。在怀仁堂的草坪上被中央领导接见时，没有见到周总理，真的遗憾了好长时间。

周恩来总理粲然一笑的风采 图源：《非常岁月：回忆周恩来的最后八年》

这一次我不仅见到了，而且看得这么真切，看见了他那灿烂的笑容。一种满足充满了我的心，从内心里迸发出来一种甜美，油然而生一种自豪，真的是这样。

我再次见到总理是到西花厅工作的第三天。早上9点多，总理从外面开会回来。在前院下车后，他向秘书办公室走来。

张作文马上迎上去，向总理介绍说：这是新来的纪相才(后改名纪东)同志。

没等张作文的话落音，我就急忙接着说：总理好!

总理回答：好啊!欢迎你，抽时间我再同你谈。

他向张作文交代了一下要办的事情，就回办公室去了。

第一次离总理这么近，我心里有点慌，不知所措，甚至有点儿茫然的感觉。和6年前相比，总理依旧风度翩翩，但头发灰白了，脸上的皱纹很深，络腮胡子很密，露出了黑茬儿。神情很疲惫，但眼睛仍炯炯有神

我看着老人家往办公室走的背影，步子很沉重，上身微向前倾。是啊!昨晚在大会堂开了一夜的会，到现在才回来，能不累吗?文革中，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党，总理的心都操碎了!

后来我和张作文谈起这件事，他说：你小子还挺机灵，比我强。我来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总理，说‘首长好，请指示’，结果总理不高兴了。

我得意地笑了笑，没有回答，心想，要不是杨德中政委谈话时专门嘱咐、提醒，说不定我比你还傻，不但要说‘首长您好，请指示’，还要立正敬举手礼哩!因为这是军人的习惯和礼节啊。

我等着，期待着老人家与我谈话，但几个月过去了，虽然他有时也通过值班秘书或批示给我交办事情，我也逐步开始在秘书值班室替班，但总理一直没有机会和我谈话。

一次，我们党支部的同志一起开会，总理从盥洗室出来，看到大姐和工作人员都在客厅，就问：你们开什么会呢?

大姐说：支部生活会。

总理说：支部生活会怎么不通知我?我也是支部成员。以后要通知我，我没时间参加，可以请假嘛。

他看到我站在旁边，深情地对我说：小纪，一直没抽出时间和你谈话，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真对不起。说完就走进了办公室。

这是总理第一次叫我小纪，从此以后，在我陪伴老人家的几年里，除文字批示向我交办的事情写名字之外，他一直都是叫我小纪，从没有叫过我的名字。

不知不觉，几个月过去了，总理一直没有和我谈话，老同志也为我着急，但谁也不便问总理。

杨德中政委也很关心我，他来西花厅时，总要到秘书办公室坐一会儿。他问我：怎么样，谈话了没有?

我说：还没有。

他安慰我：这事也不方便问，别着急，你干好工作就行了。

高振普是两个卫士中年轻的一个，比我大5岁。总理、大姐和大伙儿叫我俩的时候，就叫小高 小纪。直到现在，我们见到那几个老大哥、老大姐的时候，他们还是这样称呼。我觉得这称呼包含了朋友、同志、兄长特有的亲情。我们俩年龄相近，性格也都很活跃，所以很合得来，有空时就聊上几句。

有一次，小高对我说：别着急，时间抻长点儿，业务熟悉点儿，再正式值班，再跟老人家接触，也不一定是坏事。接着，他又说：前不久，西花厅从部队挑了一个同志做总理的警卫工作，来了以后，就带着他直接参与工作。因为缺少适应的过程，这位同志工作上出些小纰漏，就回部队了。我知道，高振普这番话是一种提示，也是一种安慰。

的确，总理太忙了，太累了。我想不管怎样，我做好自己的工作是最重要的。至于总理提出的组织活动时要通知他的问题，我到西花厅不久就当了支部学习委员，我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从未通知过他参加组织生活会，主要是考虑总理太忙了。

总理同我谈话，我正式开始值班，说起来还真有点儿戏剧性的巧合。那是1969年的三四月份，张作文同志因工作紧张，过度劳累，身体不适，需要暂时休息一段时间。这样，值班秘书就只有钱嘉东一人了。

总理睡觉他睡觉，总理起床他起床。他睡觉时我值班。实际上是两个人的事情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总理睡了，钱嘉东睡不了;总理没起床，嘉东就得先起来，而且总理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也没有定准，钱嘉东就更累、更辛苦了。

一天下午，钱嘉东在睡觉，我在值班。突然，总理在办公室按电铃，我赶忙找值班卫士，让他告诉总理，我马上去叫钱嘉东起床。没想到，总理按完电铃，走到了办公室门口站着，一眼看到我，就问：小纪，嘉东呢?

我只好如实回答：嘉东还没起床呢。

那好，你过来。说着，总理就把批过的文件和看过的每日要闻交给了我，他也知道这样的事我会办好。随后，回到值班室，我叫醒嘉东，向他报告了以上情况，他高兴地说：好哇，好哇，这是个机会!

这真是个机会。晚上，总理和大姐一起吃饭的时候，把我叫到了他的身边。总理让我坐下来，他边吃饭边对我说：小纪，真对不起，你来这么长时间了，我几次说找时间和你谈谈，可一直没有时间谈，让你久等了。我曾想过专门和你谈谈如何在实践中学习做秘书工作的问题，现在看来，你这段时间已经参加了实践，工作干得也不错，以后还要继续在工作中去学习。我这里的工作情况，你基本上都知道了，也已经做了一部分工作。对你来说，工作岗位变了，工作环境变了，接触的事情多了，我只提出一条要求——不该说的不要说，要注意保密，这是纪律。今天就算我和你正式谈话了，从现在开始正式值班。

大姐接着说：小纪很聪明，工作干得不错，总理已经说了，要继续努力。现在虽然和战争年代不同了，但保密仍很重要，有些事情还是要守口如瓶哩!

我心里很高兴，但仍尽力保持平静。我想，这时候没必要多说什么，尤其两位老人家难得在一起吃这顿饭，我不能多耽误他们的时间。我简单而充满自信地说：请总理、大姐放心，我一定继续努力，把工作干好。总理、大姐听了显得很高兴，挺满意。

周总理、邓大姐在西花厅。 图源：《非常岁月：回忆周恩来的最后八年》

就这样，总理和我的正式谈话结束了，这是总理第一次同我交谈。这是一个伟人以普通人的态度与一个年仅25岁的普通军人的平等、真诚的谈话，并且充满不应有的歉意。这次谈话，我得到肯定，受到鼓舞，明确了方向，也增强了信心，使我终身受益、永志不忘。

作者简介

纪东1943年11月10日生，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纪庄村人;1961年从西安市应征入伍，1964年入党，先后任中央警卫团战士、班长、区队长、指导员，并多次立功受奖;1968年8月奉调担任周恩来总理秘书，直至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1976年11月转业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先后担任会议、文电、信息处长;根据工作需要，1984年重新入伍，出任国务院办公厅警卫处长(正师级);1987年5月调武警总部任作战勤务部长、办公室主任;1994年任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1996年授少将警衔;2002年5月退休后，担任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

出处 | 《非常岁月：回忆周恩来的最后八年》

(出版于201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