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6日，我们与陈嘉映、项灵羽老师一行四人前往“泰康之家”探望钱理群老师。
我与钱老师有数面之缘。第一次是在1993年5月前后，彼时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虽然春夏之交仍然敏感，但未名湖的湖水依旧清澈，精神的魅力丝毫不减。我慕名前往北大二教旁听钱老师讲鲁迅，偌大的阶梯教室坐满了求知若渴的学生。钱老师当时正值盛年，身形宽厚，虎头虎脑，元气淋漓，声若洪钟，仿佛要把每一句话深深摁进你的大脑里。
真正结识钱老师是在10多年以后，我在杨东平教授发起的“西部阳光行动”以及“益微乡村夏令营行动”的出发仪式上多次见到钱老师。当时他尚未提出“精致的利己主义”，但对时代的困顿和青年的无力已经深有体会。
最近一次见钱老师应是2012年的盛夏，活动结束之后，他对我说：“我现在想的很明白，能做的事不多，解救一个是一个。”过去十多年里，这句话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约好上午10:30分抵达钱先生住所，我们提前10分钟把车停在2号楼的地下车库。从地下车库坐电梯到一层大堂，只见人声鼎沸，老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大堂中间摆了一架钢琴，两位老先生站立着在弹奏钢琴，音乐声断断续续，虽不流畅但也悦耳。陈、项二位老师来过泰康之家多次，但依旧没有搞懂复杂的地形，问过前台之后，沿曲里拐弯的走廊又走了一会儿，换乘另一部电梯上楼，终于如约准点赶到钱老师的住处，这让有着教师职业病的我长舒了一口气。
钱老师住在泰康之家硬件条件最好的两居室，虽然夫人崔可忻大夫已于6年前去世，但她的卧室摆放一仍其旧，没有丝毫变化。
钱老师身着玫瑰红色长袖T恤，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神情看上去稍显萎顿，见我们进来，在阿姨的搀扶下艰难起身，和我们一一握手寒暄，然后慢慢挪步到靠窗的椅子上坐下。
陈老师询问他的生活近况，钱老师说，现在必须要由阿姨24小时全天候照料，又说自从结束去年11月贵州的十三日行后，深感疲惫。
项老师询问中饭在哪里吃，钱老师嗫嚅道：还吃吗？
我特意放大声量跟他说话，告诉他我是周濂，他看着我说：认不出，也想不起来了。
我和刘瑜对视，彼此都在暗自后悔，深觉这次探访过于打扰。此时我已打定放下鲜花、寒暄几句就告退的主意。
但慢慢的，我发现，钱老师就像是一台冷启动耗时较长的老式法拉利，虽然物理意义上的功能已经退化，但一旦完成启动，依旧是动力澎湃，反应迅捷。
钱老师自称每天饱睡十几个小时，上下午分别外出一个半小时，尤其喜欢去泰康之家新建成的天台，眺望不远处的湿地，自言“出入于天地之间”。
我赞他状态保持的很好，没有变化，他笑着纠正我：“我耳聪目明，能吃能睡，拿得起放得下，不管发生什么事我照睡不误，我现在处于生命的最佳状态。”
钱老师生于1939年1月30日，即将年满87周岁，不用手机，但读书读报，笔耕不辍，坚持每天写作两小时，自言计划写到90岁。说到这里，钱先生莞尔一笑：“当然，我目前的主要状态是‘边玩边写，以玩为主’。”
说到“以玩为主“，虽然不良于行，但钱先生却主动提议外出就餐。项老师原本预定了泰康之家3号楼的内部餐厅，成功完成冷启动之后的钱先生却摆摆手，说：“出去吃！”
我临时在大众点评预定了一家车程只需十分钟的餐馆。然后先行去地下车库把车开到2号楼的门前，等候良久，一行人才用轮椅将钱老师推了出来，钱老师像个孩子一样被包裹得严严实实：棉帽，围巾，腿上还盖着毛毯。因为腿脚不便，上车又花费了许久时间，这让我再一次感到忐忑不安。
路上钱老师突然问我：“周濂，我们认识多久了？”我心知他是在弥补起初没认出我的过失。于是告诉他有十多年了，如果算上我认识他、但他不认识我的时间，则有三十多年了。
下车时见陈老师手中提着红酒，我大为不解，陈老师笑着说：“大中午的，我也不喝酒，但这是为钱老师准备的，陪他喝两口。”果不其然，席间钱老师不仅喝红酒，喝可乐，还吃甜点山药，大口吃牛肉、大口啃肉卷，胃口好的跟壮汉一般。
钱老师与项老师是五服内的亲戚，他的母亲是项老师爷爷的亲妹妹，听他讲民国往事，家族历史，就仿佛听了一部微缩版的现代革命史。钱先生说母亲塑造了他的“坚忍”品格，因为父亲是国民党高官，鼎革之变后，骨肉分离，母亲带着他和兄弟姐妹留在大陆。反右运动之后，母亲从此沉默不语，一方面坚决杜绝与父亲的任何联系，一方面积极配合组织的要求，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当文革来临时，革命群众纷纷说这个老太太是个善人，不要折腾她。文革结束前不久，母亲病危，钱老师从贵州赶回北京，母亲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总算保护好了你们。”
去年11月，钱老师以86岁的高龄重返精神故土贵州，他把这十三天的行程称作“社会考察”，最大的感受是，所有人都在问他“为什么”和“怎么办”。钱老师说：“中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越来越看不懂了，外国人不理解，只能由国内人从内部看中国，来回答全世界的疑问，这是真正的中国之谜。”他给自己的任务是每年写一篇七八万字的年终总结，这个工作从60岁启动，计划再写三年，然后在身后发表，期待可以部分回答中国之谜。
钱老师最大的特点就是笑容可掬，我说他越来越有“佛像”，一旁的服务员听了忍不住插话：“对，这位爷爷像弥勒佛！”钱老师听后嘿嘿直乐，说：“我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宗教的认知。特别的安详、从容，且有善心。”
又说：“我有两个原则，一是对既定的历史、现实、认知所形成的既定世界观，进行颠覆性的重构。二是对未来充满了好奇心和想象力。”
不知不觉间，边吃边聊了两个小时。陈老师悄悄跟我说，如果不看画面，只听录音，谁能想到其中一位对话者已是87岁的老人？
下午两点十五分，我们将钱老师送回泰康之家，临告别时，项老师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贴着他的耳朵说：“大头叔叔，我们下次再来看你。”
钱老师自称现在只“为自己”和“为未来”写作。我的理解，为自己写作意味着彻底斩断了外在的一切束缚，为未来写作则是打开了一切的可能性。这是真正自由的状态。
无怪乎钱老师说自己正处于生命的最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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