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有特别重视历史的传统。在文学形式中，也有相应的体现。咏史诗、历史小说等，都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古代戏剧大部分取材于历史，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谈到戏剧和历史的关系，自然会想起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发起以《古史辨》为旗帜的“疑古”运动时，曾经因戏剧而受到重要的启示。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回忆了自己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特别迷恋京剧的情形。他写道：“我变成了一个‘戏迷’了!别人看戏必有所主，我固然也有几个极爱看的伶人，但戒不掉的好博的毛病，无论哪一种腔调，哪一个班子，都要去听上几次。全北京的伶人大约都给我见到了。”“自从到了北京，成了戏迷，于是只得抑住了读书人的高傲去和民众思想接近，戏剧中的许多基本故事也须随时留意了。但一经留意之后，自然地生出许多问题来。”“深思的结果，忽然认识了故事的格局，知道故事是会得变迁的，从史书到小说已不知改动了多少(例如诸葛亮不斩马谡而小说中有挥泪斩谡的事，杨继业绝食而死而小说中有撞死李陵碑的事),从小说到戏剧又不知改动了多少，甲种戏与乙种戏同样写一件故事也不知道有多少点的不同。一件故事的本来面目如何，或者当时有没有这件事实，我们已不能知道了；我们只能知道在后人想像中的这件故事是如此的分歧的。推原编戏的人所以要把古人的事实迁就于他们的想像的缘故，只因作者要求情感上的满足，使得这件故事可以和自己的情感所预期的步骤和结果相符合。”顾颉刚后来做“辨证伪古史”的工作，并且取得了举世惊骇的成就，原因之一，竟然是因为思考戏剧和历史的关系而得到了启迪。可以说，顾颉刚有幸通过看戏而得到了对历史的新认识，戏剧则有幸通过顾颉刚的深思为历史学的进步提供了文化素材，而历史也有幸通过顾颉刚和戏剧的文化机缘而取得了时代的突破。
和顾颉刚同一年出生，对历史也怀有同样的特殊关心的另一位名人，曾经也在看戏的时候发现了戏剧和历史真实的距离。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曾经回忆他在少年时读旧小说旧故事的时候的感想：“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他后来实际上沿袭了这种认识，曾经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是历史的颠倒”,应当“再颠倒过来”。晚年毛泽东还提出，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曲，大量的是封建落后的东西，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写史的戏和史本身，总是有距离的。关于历史题材的戏剧和历史本身之间的距离，曾经有过长期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剧作的虚构限度问题。
历史学家郭沫若在历史剧的创作方面有突出的成就。他对于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把握历史精神为历史事实束缚的问题，在《历史·史剧·现实》一文中主张应当采取“失事求似”的具体手法。他还在《谈历史剧》一文中指出：“写历史剧可用《诗经》的赋、比、兴来代表。准确的历史剧是赋的体裁，用古代的历史来反映今天的事实是比的体裁，并不完全根据事实，而是我们在对某一段的历史的事迹或某一个历史人物，感到可爱而加以同情，便随兴之所至写成的戏剧，就是兴。”文学家茅盾也有历史学的深厚根底，他关于神话的研究，就表现出史家的学养。茅盾在《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中指出：“历史家不能要求历史剧处处都有历史根据，正如艺术家(剧作家)不能以艺术创作的特征为借口而完全不顾历史事实、任意捏造。”“任何艺术虚构都不应当是凭空捏造，主观杜撰，而必须是在现实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换言之，人与事虽非真有，但在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历史条件下，这些人和事的发生是合理的，是有最大的可能性的。”吴晗身为历史学家同时也曾经有历史剧作的成功尝试，他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醒目的地位。吴晗在《谈历史剧》中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人物、事实都是虚构的，绝对不能算历史剧。人物确有其人，但是事实没有或不可能发生的，也不能算历史剧。”“历史剧作家在不违反时代的真实性的原则下，不去写这个时代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写的是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在这个原则下，剧作家有充分的虚构的自由，创造故事，加以渲染、夸张、突出、集中，使之达到艺术上的完整的要求。”文学史研究大家王瑶对于历史剧作的虚构，认为应当按照历史“可能怎样”进行虚构，按照历史“应该怎样”进行虚构。虽然认识各有不同，但是都主张历史真实和艺术形式的统一，只是对于这种“统一”的理解有所不同，对于如何“统一”,也有不同的见解。
我们看到，论者都不否认历史剧作中虚构的合理性，只是对于这种虚构的合理度，认识未必一致。在影视作品充斥“戏说”历史现象的今天，也许讨论这种“合理度”是必要的。一些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虚构的成分超过了这种合理度，使得其内容偏离了历史。如果只是纯粹的“戏说”倒并不要紧，但是有的作品却是以“正说”的名义来“戏说”,或者是因为对历史的无知或少知，本来是要“正说”,说着说着就成了“戏说”,成了“歪说”。而编创者又借助媒体非要宣传自己的作品是“历史正剧”,甚至是根据正史改编的。广大观众看到了其中存在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问题。历史学者其实并无心苛求艺术家，也绝不希望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成为“历史教科书”。但是历史学者出于学术责任，又不能坐视腐朽历史观的抬头，坐视错误的历史认识的泛滥，坐视青少年误以为屏幕上荒唐无聊的搞笑游戏就是历史真实。面对污染历史、败坏历史、强暴历史的表演，维护历史真实的“见义勇为”,是值得肯定的。
也许对“历史正剧”的真心期望是共同的。也许历史学者和影视创作者的相互沟通是必要的。也许历史学者对影视编创工作的早期介入是有益的。
来源：《历史学家茶座》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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