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谁说厓山之后无中国？

这几年，不晓得从哪里传出这么一种说法——“厓山之后无中国”。其实这样的话，已经传了很久了，最早的出处恐怕是日本的某些学者。那么厓山之后，到底还是不是中国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厓山之战和它的后果究竟是什么。

公元1279年，也就是宋朝的祥兴二年、元朝世祖的至元十六年，3月19日，宋元两军在厓山（今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南海中）海上决战，宋军溃败，主将张世杰退守中军。到日暮时分，海面风雨大作，浓雾迷漫，张世杰派船来迎接宋帝出逃。丞相陆秀夫估计已经无法逃脱，就先命令妻子跳海，然后对九岁的小皇帝赵昺说：“国事如此，陛下当为国死。”背着他跳海殉国。

七天后，海面上浮起十万余尸体，有人发现一具穿着黄色衣服、系着玉玺的幼尸，元将张弘范据此宣布宋朝最后的小皇帝赵昺已死。消息传出，绝望的杨太后投海自杀。张世杰被地方豪强劫持回广东，停驻在海陵山（今广东阳江市海陵岛），陆续有一些溃败的部众驾船来会合，跟张世杰商议返回广东。这个时候风暴又起来了，将士劝张世杰弃舟登陆。张世杰说：“无能为力了。”他登上舵楼，焚香祈祷：

“我为赵家已经尽了全力，一位君主死了，又立了一位，如今又死了。我之所以不死，是想万一敌兵退了，另立一位赵氏后裔继承香火。现在又刮那么大的风，难道这是天意吗？”结果风浪越来越大，张世杰落水身亡。

至此，南宋的残余势力已经全部被元朝所灭。这就是厓山之战。

一年后，被俘的宋朝将领张钰在安西用弓弦自杀。此前张钰曾经为宋朝固守合州钓鱼城，元朝给他送去一封劝降书，上面写着：“你不过是宋朝的臣子，不比皇帝的子孙更亲；合州不过是一个州，不比宋朝的江山更重要。”但张钰不为所动，一直到部将叛变降元，他自己力竭被俘。

另一位宋朝的忠臣文天祥，在祥兴元年（1278年）十二月被元兵俘虏。他坚贞不屈，以各种方法自杀，或者有意激怒元方求死。被押到大都（今北京）之初，文天祥还是但求速死，但他的言辞中已不否认元朝的既成地位，他自称“南朝宰相”“亡国之人”，称元朝的平章阿合马为“北朝宰相”，实际上已经承认元朝是一个对立政权了，我是南朝，你是北朝。此后，文天祥的态度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答复王积翁传达元世祖的谕旨时，他是这样说的：“国家亡了，我自己准备一死。如果得到你们的宽大，让我能够回到故乡，那么我可以出家，也可以以方外人的身份做个顾问。但是你如果一定要让我马上当官，那么我作为一个亡国的士大夫，就要把我平生所有的功德全都丢弃了。这样的人，对你们还有什么用呢？”也许有人怀疑《宋史》是元朝修的，这个说法不足为据，那么邓光荐所作的《文丞相传》里引述的文天祥自己的说法就可以作为证据：“我这几十年以来，早就准备一死了之，如果把我平生的信念全部抛弃了，我还有什么用呢？”这个说法除了没说他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出家当个道士、和尚或当个顾问继续生存下来以外，实际上也表示出他已经承认元朝取代宋朝了。

还有一些事或许是鲜为人知的。文天祥被俘前，他的弟弟文璧已经在广东惠州投降了元朝，之后出任临江路总管，相当于一个地区的长官。据说文天祥在写给他三弟的信中是这样说的：“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明确了三兄弟的分工——我忠于宋朝，以死相殉；老二为了尽孝和供养家族、保证家族的安全，出仕做元朝的官；老三就隐居吧，在家里好好地照顾家人。实际上，文氏家族的确是靠文璧赡养的。文天祥被杀后，他的妻子欧阳夫人就是由文璧供养的；文天祥自己没有孩子，承继他香火的也是文璧的孩子。这更说明，根据文天祥的价值观念，他是宋朝的臣子，并且出任过宋朝的丞相，宋朝亡了就应该殉难，至少不能投降元朝、当它的官，但他承认元朝取代宋朝的事实，包括他的家人、弟弟、妻子在内的其他人可以当元朝的顺民，甚至可以当元朝的官。也就是说，在文天祥的心目中，这是一场改朝换代——北朝战胜南朝，新朝取代前朝。

另外一位宋朝的孤忠，他的态度与文天祥的基本相同。曾经担任过宋朝江西招谕使的谢枋得，曾经五次拒绝元朝的征召。在答复那些奉命征召的官员时，谢枋得说得很明白：“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九十三岁之母在堂耳。”大元开国，面貌一新，但是我作为宋朝留下来的孤臣，我只欠一死。我为什么不死呢？是因为还有九十三岁的母亲需要我侍奉。他又说：“你把我当成宋朝的遗臣也可以，说我是大元的游民、惰民也可以，说我是宋朝的顽固分子（顽民）也可以，说我是当今皇帝治下的一名隐居的人也可以。”“那么我要请问诸公，你们留下我谢某，让我做大元的闲民，对大元的治道有什么损害呢？你们杀掉我谢某，使我成为为宋朝死节的人，对大元有什么好处呢？”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位至死忠贞不渝的宋朝遗民，承认宋朝已经亡了，元朝已经立了，只要元朝不逼他出来做官，他愿意当一名顺民，不会再有什么反抗的举动。但是元朝的福建参知政事魏天祐逼着他北行，他最终只能在大都绝食而死。他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元朝建立、宋朝灭亡的事实，抵抗的是要他做官。

由此可见，在文天祥和谢枋得的心目中，元朝当然是中国。就连态度最坚决的郑思肖，他在宋亡以后依然使用德祐的年号，表明不承认元朝，希望能等到宋朝“中兴”，但是等他用到“德祐九年”，即文天祥死后第二年，他就不再写具体的年份，证明他对复国已经完全绝望，不得不接受元朝存在的事实。不过，像郑思肖这样的人在宋朝遗民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元朝已经拥有宋朝的全境，除非像少数人那样逃往越南或海外，宋朝遗民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即使他们心中不承认元朝。另一方面，宋朝从一开始就没能统一传统的中国范围，早已习惯和“北朝”相处。比如，宋朝跟当时的契丹人约定了协议，承认它是北方另一个朝代。到了南宋的时候，宋朝皇帝甚至称金朝皇帝为“大金叔皇帝”，而自称“大宋侄皇帝”，非但承认对方是北朝，而且承认比自己地位高一点。宣和二年（1120年）宋朝与金朝结盟灭辽，绍定五年（1232年）与蒙古联合灭金，都已经把对方视为盟国或者敌国。所以，在宋朝的忠臣和遗民的心目中，只能是厓山以后无宋朝，却不会是厓山以后无中国。

那么，厓山以后的元朝和元朝以后的各朝，是否还是中国呢？

首先我们得看“中国”的定义是什么。“中国”这个概念，到了秦朝以后指的就是中原王朝统治的地方。到辽朝建立时，大家都明白，它所统治的地方也就是长期以来的中国。而辽朝自己后来也以中国自居了。同样的，金朝完颜阿骨打建朝称帝、建立年号。蒙古人一开始没有正式建朝，是到了忽必烈的时候才建了元朝，元朝的“元”就取自《易经》里的“大哉乾元”，即“老大”之意。他们做了皇帝、有了年号、有了文武百官，已经完全接受了中国的制度，当然是以中国自居。而在宋朝眼里，它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当然，在蒙古政权刚与金朝对峙时，它不可能被金朝承认为中国，它自己也未必以中国自居。但是到了跟南宋对峙时，蒙古已经灭了金朝，占有了传统的中原和中国的大部分。特别是建立了元朝后，蒙古统治者已经以中国皇帝自居，所以文天祥才会称他们为“北朝”。

历史上南北朝最后被隋朝统一，不都是中国吗？那么为什么元朝统一了宋朝，就不是中国了呢？

我们从疆域上来说，元朝是安史之乱以后，第一次大致恢复了唐朝的疆域，应该说它比宋朝拥有更大的中国的范围，怎么就不是中国了呢？从人口上来说，元朝也好，在它之前的金朝、辽朝也好，人口的主体始终是华夏汉人；元朝灭了南宋以后，主要人口中华夏汉人的比例就更高了，怎么能说不是中国了呢？

所以，我们要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根据当时的历史事实、当时人们的观念来看。“厓山以后无中国”，实际上不是当时的概念，而是后人制造出来的。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华夏跟非华夏之间通过不断的迁徙、争斗和融合，每当国家重新统一，身份认同就会在原来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比如，隋朝统一的时候，定居在隋朝范围内的各个民族基本上都自认，或者被认为是华夏的一族。尽管其中有一部分是胡人，他们的来源和特征都还很明显，他们自己也是不隐讳的。在唐朝，突厥、沙陀、高丽、昭武九姓、回鹘、吐蕃、靺鞨、契丹等族人口不断迁入，其中有些部族首领和杰出人物还被委以重任、授予高位，或者赐姓“李”。血统的界限早已破除，相貌的差异也不再成为障碍。比如唐太宗时修《北史》《南史》，就说明他已经肯定北朝、南朝都属于中国。皇甫湜在他的文章《东晋元魏正闰论》中更从理论上表明：“所以为中国者，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也就是说，中国不中国，主要看的是礼义，懂礼义的就是中国，不讲礼义的就是夷狄，跟在什么地方是没有关系的。陈黯在《华心》中说得更明白：“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如果根据地理分布，那么的确有华有夷，华夏聚居的地方跟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还是不同的；但是就文化而言，难道有什么华夷的区别吗？“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乎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华跟夷区别在哪里？在于“礼”和“心”，就是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他说，有些人明明生在中原，但行为不符合礼义，这就叫外表是华、内心是夷；而有些人虽然身处在夷，但他的行为合乎礼义，那么他就是表面是夷、心里是华。讲得十分清楚明了，华夷之别，不是根据血统、种族，而是根据文化、价值观念。

从蒙古改国号大元到元顺帝逃离大都，中间是九十八年，蒙古人进入华夏文化区的时间也不过一百多年，还来不及完全接受中国的传统礼义，也不是都具有“华心”的。但是已经发生变化，并且越来越向“礼义”和“华心”接近，这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元朝初年，皇帝还自觉地同时保持蒙古大汗与皇帝的双重身份，但是之后就逐渐以皇帝身份为主了。元朝皇帝孛儿只斤·妥欢贴睦尔，他逃到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后，失去了对全国范围，特别是对汉族地区的统治权，照理应该称“蒙古大汗”了，但他还是要当元朝的皇帝，继续使用至正的年号。他死后元人谥他为惠宗，明朝以后谥他为顺帝。在他之后又传了两代，才不得不放弃大元的国号、年号这套“礼义”，重新当起了蒙古部族的首领。这说明整个元朝早就接受了皇帝的身份，接受了中国的概念，所以元朝统治者在被朱元璋推翻、逃到北方后还要继续做皇帝。

如果我们把中国作为一个制度概念，那么从蒙古入主中原开始，他们就基本接受和继承了以往各个朝代的制度。元朝在原来的宋、金统治区和汉人地区实施的制度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但更趋于集权专制。也就是说，元朝在基本的制度上并没有改变，甚至还有所创新，如行省制度，被我们沿用到今天。

从中国这一名称出现至今的三千一百余年间，它所代表的疆域逐渐扩大和稳定，虽然也有过分裂、缩小和局部的丧失；它所容纳的民族与文化越来越多样和丰富，总的趋势是共存和融合，虽然也有过冲突和变异；它所形成的制度日渐系统完善，虽然也受到过破坏，出现过倒退；但无论如何，中国是始终延续的，从没有中断。

从秦朝到清朝，无论是膺天命还是应人心，统一还是分裂，入主中原还是开拓境外，起义还是叛乱，禅让还是篡夺，一部二十四史已经全覆盖。

总之，无论厓山前后，都是中国！

本文摘选自《四海之内：中国历史四十讲》，作者：葛剑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