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龚书铎文集》6卷，昔日与龚先生接触的情景一个一个在脑海里闪现。
我与龚先生接触最早可追溯到1985年暑假，导师林增平先生在湖南张家界主办了中国近代史“金鞭讲学”研习班，邀请国内中国近代史知名学者为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人、研究生授课。北京学者请了戴逸、王庆成、龚书铎、潘振平等，多为《清史人物传稿》编委，每位老师讲一个专题，龚先生给我们讲授的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我当时是硕士生在读，对中国近代文化史颇有兴趣，曾专门拜访龚先生，请教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入门路径。
我第二次接触龚先生是在1987年12月，林先生在湖南宾馆主持了第二届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名家云集，国内中国近代史各路人马悉数赶来，汇聚一堂，磋商学术，令我大开眼界。龚先生作为中国近代文化史领域的名家，自然是会中的风头人物，这次会议我提交了《重评胡适》那篇文字，借机也向与会的龚先生、耿云志先生等人请教，得到了他们的热忱指教。
我与龚先生的第三次接触是在1989年5月，那年林先生因赴美讲学，须从北京登机，我陪先生到京办理各种手续，在京期间林先生拜访了他的几位老朋友——戴逸、金冲及和龚先生。当时龚先生邀请林先生合作主编《中国通史》近代卷，我陪同林先生到龚家，龚、林两人相谈甚欢，毫无拘束，看得出来两人关系确不一般。
1992年5月我提交了博士学位论文《胡适思想研究》，林先生邀请中国近代史各位博士生导师和相关专家给予评审，北京请了戴逸先生、李文海先生、龚先生这三位博导，耿云志先生当时虽尚不是博导，因他已出版《胡适研究论稿》，是公认的胡适研究专家，故也请他评审。龚先生在评语中肯定拙作“比较系统、全面，且有不少自己的见解，文字也流畅，结构严谨，是一篇有学术质量的论文”。同时也表示“应该如何实事求是评价胡适及其思想和历史地位，是否可推敲，以期实事求是”，显示他一贯的意见。
1993年5月我来北大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与京城学界各方面人士接触的机会自然增多了，每年几乎都有与龚先生在各种场合见面的机会。记得1994年冬我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访学，有一天听闻包括龚先生在内的几位大陆学者来台北参加学术研讨会，他们要来中研院，我即到近代史所档案馆门口恭候，中研院总务长、近代史所研究员李念萱亦在旁，他热情地告诉我，他与龚先生是同乡兼中学同学，龚先生等几位大陆学者到后，李与龚先生相谈甚欢，我才知道龚先生原来是解放初投奔大陆的“台湾同胞”。
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刘桂生先生与龚先生关系不错，他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都必请龚先生来北大主持，我也现场奉陪。2007年龚先生主持北师大首届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参会，当时因正在编辑《丁文江文集》，故提交了一篇与丁文江相关的论文。以后，北师大主办类似的研讨会，我都受邀参加，从不推辞。
知道龚先生的大名，接读他的大作是在大学时期。在上“中国近代史”这门课时，我阅读的主要教材即为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龚先生是此书编写组的重要作者，所看的参考书即有“文革”前出版的高校文科参考教材《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下册），此套书的古代部分各册多为老先生领衔编辑，近代部分由年轻教师龚先生承担，这在当时显然是一项分量不小的工作，显见史学前辈对龚先生的栽培。
龚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操持的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第一本钟叔河着《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一炮打响，从钱钟书的序到钟叔河隽永、雅致的文字，令人感奋不已。以后每出一本，我都会迅即收入囊中。据说“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前几种都是龚先生亲自约稿，1985年汤志钧应林先生之约给我们讲授“近代经学史”，就告诉我们已应龚先生约稿，正在为中华书局的“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撰写一部近代经学史方面的着作，他所用的讲义稿即正在赶写的《近代经学与政治》书稿。
龚先生晚年最重要学术工作应推他主编的《中国文化发展史》（8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清代理学史》（3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这两套书都颇具学术价值和建设性意义，特别是《清代理学史》，是继侯外庐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后又一部理学研究的扛鼎之作，显示了龚先生对学术事业的不倦探求，受到同行的好评。
龚先生给同行的强烈印象是他培养了一大批研究生，古人说“桃李满天下”，今人可能不敢当，但龚先生所带研究生的确人数很多，成材者也不少，这在中国近代史学界是有口皆碑的。可以想象，龚先生为培育这一大批弟子，定然花费了不少的心血。我的硕士同学郑大华、本科低一级同学罗检秋即有幸进入龚门。1980年代有资格招收中国近代史专业博士生的高校寥寥无几，龚先生1986年就被教育部评聘为博士生导师，当时正逢“文化热”，登门求教、申请读博者纷至沓来，故在京城各高校中形成了北师大“独大”的现象，龚先生招收的研究生来源颇广，毕业后分布于京城各科研机构（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各大学，除本校北师大外，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校教师中都有龚先生的学生，用“桃李满京城”并不过誉。这种情况后来因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人大、北大诸校在招研方面的竞争，到1990年代才逐渐出现人才分流的情形。
祝贺《龚书铎文集》的出版！我以为这不仅是对龚先生一生学术成就的集成和及时总结，也为吾辈及后学研读龚先生一生的学术成果提供了一份很好的文本材料。
出处：《中国文化史研究》2025年第2期（总第4期）。注释略，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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