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我从美国回国。此前，回国的学生都要先到华北大学(名称记不清楚)学习，然后由教育部分配工作。从1950年开始，教育部说，不用先学习了，可以自己联系工作。我背着历史包袱，又两眼乌黑不认识人，找工作是比较难的。当时我的北大同班杨向奎(拱辰)同志在山东大学工作，我曾向他求救，久无回信。几十年后他告诉我，当时罗竹风(也是北大同学)在山大主政，他曾去找罗竹风。罗说：“你忘了，他是《食货》派。”适好顾颉刚师从上海到北京，邓恭三(广铭)告诉我，北师大历史系白寿彝教授是系主任，他和顾先生很好，你请顾先生介绍你去师大。经顾先生介绍，寿彝公接收我到北师大来工作。这以前，我和寿彝可以说是素昧平生的，但他很可能知道我在《食货》上写文章。在当时的条件下使我在新中国有个立足之地，我一生都是很感动和感激他的。
在师大历史系同事数十年，我们俩人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好多年，他是系主任，我是系副主任。他校、系外的工作多，很忙，系里的事差不多都是我做。有一次会上，我说我是“先斩后奏”;他说：“你还有斩而不奏的来。”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他称我是代理系主任。也是在那次会上，他说：“兹全代理系主任多年，我们之间没有发生任何纠纷，任何矛盾。”其实，我就是系副主任，没有代理系主任这个名称。“代理系主任”是他封的。
寿彝公很聪明，善于接受新事物。我对事物往往固执。我常批评他多变，他批评我老顽固。晚年，我们都有点变化，我更尊重他的创新精神，他也觉得我的顽固有我的道理。
寿彝公晚年的精力都用到他主编的《中国通史》上了。他是得到了报偿的。江泽民同志就曾写信祝贺他的《中国通史》的出版。他常常说，他主编《中国通史》是完成周总理的一项遗愿，也可能他心中还抱着另外一个愿望，在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道路上再加一部续编。在《中国通史》的体例、编排上，他都花费了很大心力。书完成了，他也老了，走不动路了。他做这项工作有他的贡献，贡献很大，但是否合适，我总有点怀疑。
我有一个信念：做学问，贵有创始性，突破性。别人看不到的，我看到了，提出来了，这叫创始。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解决了，这叫突破。做学问，研究历史，重在这两性。寿彝公，有聪明，有才华，特别是创新的能力很强。寿彝的强项是中国史学史。有他二十多年的时光，在中国史学史方面下工夫，一定会有很大成就。
他作《中国通史》,有贡献，也可以说贡献很大。但就时代来说，作通史的基础似还不够。从20世纪早期以来到现在，通史已有好几部，我认为这都是通史的先驱，真正像司马光一样的《中国通史》,还要晚些年才能出现。这不是一个主持人的问题，而是时代问题、基础问题。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也不一定对。
寿彝公幼年害过一次大病，肚皮肿大。他说他的肚皮涨到都快要透明看到内脏了。他长大以后不好活动，和他小时候肚皮涨不能动有关系。
寿彝公的气魄很大，做事情拿得起放得下。他很佩服晋朝的刘伶。刘伶一次挑着挑子去卖酒，前面酒坛子滑落到地下打碎了，后面的酒坛子自然也落地打碎了。刘伶毫不回顾地挑着挑子继续往前走。别人问他酒坛子都打碎了，你为什么看都不看一下?刘伶说：已经打碎了，看有何用?!寿彝公早年开书店，一下子赔了，家里四顷地都卖光了还债。他毫不在乎，也学刘伶说，已经赔光了，在乎又有何用?
寿彝公好吃零食。有一年，我们到陕西参加社教。一次黑天坐汽车赶路，我和他坐在后排临座，我老听见他嘴在活动。我问他干什么呢?他偷着给我一块东西，我一闻是羊肝，也就跟着吃。
写到这里，回头看看，都是些鸡毛蒜皮小事，没什么意思。“你回忆寿彝公就回忆这些?!”或许有人会这样责问我。我想，轻松一点也好吧?如何评价白寿彝这个人物，这位历史学家，以后再说吧!
来自：王兆成主编《历史学家茶座》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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