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林：徐旭生先生在历史学上的贡献

1976年1月4日，徐旭生先生与世长辞了，终年88岁。旭生先生是我国着名的古史专家、考古学家。他的逝世，是我国历史学界的一大损失。

先生，原名炳昶，后来以字行，生于1888年，河南省唐河县人。早年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学哲学。回国后，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等职务。曾在北京大学任教西洋哲学史，翻译了威伯尔《欧洲哲学史》一书。1927年任西北科学考察团团长，在我国西北部进行科学调查，写有《徐旭生西游日记》一书，详细叙述那次西北考察团的工作和西北地区的一些民情风俗。

徐老在学术上卓有成就，尤其是在古史传说研究中，功力很深。他从1932年起开始专心研究中国古史传说，写成了系统的着作，即《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这本书，凝聚着他多年研究古史传说的心血，蕴含着他独到的学术见解。在书中，他首先指出，所谓传说时代，说的是最初的历史总是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的。在古文献中保留有古代传说。而在当时尚未有文字把它直接记录下来的史料，用这种史料所记述的时代，就叫做传说时代。如何对待传说时代的史料呢，这在古史研究中是个大问题。徐老认为：一、传说时代所流传下来的一部份古资料，比正史中所载史实更为可靠；二、传说史料大都有历史事实为核心，并非子虚乌有；三、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与纯粹神话的界限应当分辨，不能把古史一古脑儿送到神话的保险柜中封锁起来；四、古代人并不作伪，《尧典》《皋陶谟》《禹贡》《五帝德》《帝系》《五帝本纪》诸篇中所载靠不住的材料，那是因为古人在做综合工作时所用的方法不够精密，并不是古人有意造谣。如果认为《尚书·立政》内含有尚贤思想，就宣布它是受了墨家思想的影响，是战国人的伪造，这样的论证是脆弱的，是不能成立的。他对当时史学界中那股极端疑古风进行了回敬。他的这种朴素、坚韧、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令人景仰。

徐老对古史传说研究的成果，是具有创见的。他认为，中国古代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

华夏集团，地处西北方。再仔细分析，又可分为三个亚集团：黄帝、炎帝两大支，黄帝支居北、炎帝支居南；近东方的，又有混合华夏、东夷两集团文化，自成单位的高阳氏（帝颛顼）、有虞氏（帝舜）、商族；接近南方的，又有出自北方的华夏集团，一部分深入南方，与苗蛮集团发生极深关系的祝融等族。黄帝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省的黄土高原上，畔姬水，得姬姓。炎帝族则在今陕西境内渭河上游，畔姜水，得姜姓。此后两族中各有一部份渐向东移。炎帝族顺着渭水、黄河两岸，一直发展到今河南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的地域。黄帝族顺着北洛水、渭水及黄河北岸，随着中条山及太行山脉，一直到今北京附近，或有顺着永定河岸，到今河北北部宣化附近。

东夷集团：太皞、少皞、蚩尤均属之。它所居地域，北自山东南部，最盛时达山东北部。西至河南东部，西南至河南极南部，南至安徽中部，东至海。

苗蛮集团：三苗、楚、伏羲、女娲、驩兜均属之。它的地域，似乎以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为中心，迤北到河南西部熊耳、外方、伏牛诸山脉间。

这三大集团，互相斗争，后又和平共处，终结完全同化，渐次形成后来的汉族。

他还认为，中国古史上有三大变化：一是华夏族与东夷族渐次同化。从前氏族林立的中国渐次合并，形成若干大部落。此第一大变化；二是黄帝死后，高阳氏（综合华夏、东夷两集团文化的部族）出现，这时已是氏族社会末期，生产力有所发展，贫富分化，劳心与劳力分工。这样的分工，在当日表现为宗教内部的变革。而帝颛顼的“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对后来的社会有很大影响。此第二大变化；三是大禹治水后，氏族制度逐渐解体，变成了有完型、有组织的王国。此第三次变化。徐老的这些论述，为我国古史传说的研究创立了一个新体系。

关于夏文化问题的探索，徐老是尽了推进之力，立下开创之功。发表的《略谈研究夏文化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他指出：想要研究夏代文化，必须把这个词可能包括的两种涵义分别清楚。要问，它是指夏代的文化呢？或是指夏族的文化？如果属于前者，那它的地域范围较广，而时间却很清楚，起自禹，终于桀。如果是指后者，那它的地域范围很有限制，而时间还应包括禹以前、桀以后。夏族所具有的文化，也全应叫作夏文化。他觉得有两个地域与夏的关系特别密切，一个是河南省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颖水上游、登封、禹县等地。另一个是山西省西南部。这对夏文化的探索，分清概念，指明途径，在学术研究工作中是难能可贵的。

徐老十分重视考古工作，极想通过地下发掘材料，探索夏文化，弥补考古学上这一大空白点。他不顾年老体弱与生活条件的艰苦，以近七十高龄亲自到田野进行考古调查，写成了《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调查了几个比较重要的遗址：（一）告成遗址，（二）石羊关遗址，（三）阎砦遗址，（四）谷水河遗址，（五）二里头遗址。尔后，二里头遗址、告成遗址与晋南东下冯遗址的发掘，就是在徐老的“报告”的启示下开始的。

徐老对大禹治水的传说，作过考证，写过《禹治洪水考》。他说：大禹治水是我国最古的一个传说。战国时百家争鸣，各家都没有怀疑过这个传说。有人认为工程浩大，当日不可能。可是埃及在四千年前就曾开辟过一个周围约二百公里的大人工湖。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在很早的时候，已经挖掘运河网。为什么大禹还在他们之后千余年，就不能开挖这类工程。至于当时洪水发生的区域，他认为是在兖州，包括今河北省的东部，山东省的西部，河南省的北部的部份平原。至于今日之兖州（滋阳），不过是古兖州东南的一小角。这里他所主张的洪水是专指黄河下游的说法，是他在一、二十年前研究的心得。

徐老对《山海经》素有研究，写过《山海经札记》、《“山海经”的地理意义》。他指出，《山海经》为现存的我国最古的地理书之一，从中可以看出东山经所载山，多近齐鲁文化之区。南山经所载山，当日僻在荒远。西、北、中三山经所载山，大致可知它们的所在地。其中尤其是今陕西省、河南省西部及山西省南部的山水，叙述特别明晰，这是很可注意的一点。

徐老的学术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除古史传说、考古学而外，还对我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原因及井田制等历史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先后发表了《对我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问题的看法》及《井田新解并论周朝前期士农不分的含意》两篇论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均有新意。

徐老的治学方法，是具有独创性的。从他在解放初发表的《从批评科学历史材料谈到处理我国古史材料方法》一文中，可以看出，他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作具体分析的，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待古史。他的看法是：一、世界上任何古代民族的历史的开始，全是传说，并无当日的记录，真正着于简册，全是相当晚近的事；二、任何民族早期的历史，全与神话相间杂，神话渐次退步，才达到真正历史的境地；三、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相互驳斥，可是当时诸子书中关于古史材料虽有些相互矛盾之处，但相同之处还不很少。

在处理古史材料时，要注意材料的等次性。一、春秋以前的史料，有甲骨文、金文、易经、今文尚书、诗经，这些史料极可宝贵；二、春秋战国时的材料，西汉所保存的，如果与前期所保存的材料没有矛盾，也可附入此部份。此外，群经、周秦诸子、周书、国语、左传、国策、史记、竹书纪年等书皆属之。这一部份是研究传说时代的人所靠的最重要的来源。靠着它可以画出传说时代古史的轮廓；三、整理古史，应先注意未经系统加工过的材料，再证之以考古材料，以近代社会科学所得的结果为比较，审慎检索，以求得古代近似的经过。

徐老的这种审慎的治学方法和经验，对于指导我们研究学问是非常有用的。

徐老之为人，正派、耿直、真诚、朴实。他那慈祥和蔼的学者风度，为学术研究而辛勤努力，工作上周密细致，治学上严谨求实，处处都是我们的表率。

1957年徐老以七十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人党后，对自己的要求更为严格。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身心受到摧残。

我在徐老身边工作过多年，他那渊博的学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谨严的治学态度，我如坐春风，深受教益。

1975年冬，我特地登门看望这位可敬的老人，他已半身不起，记忆力严重衰退，而他还在看书学习。这种好学精神，又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但不料从此一见，竟成永诀，深感悲痛。

往事如烟，但也历历在目。徐老的教诲，我怎能忘怀。可惜的是，徐老生前曾计划编出《中国古史传说资料汇编》一书，未能完成。我以一颗负咎的心情，写出我所知道的徐老在学术研究工作中的万一。（节选自黄石林《徐旭生先生在历史学上的贡献》，原文刊载于《考古》198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