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特殊历史地位，你否定得了吗？

笔者遨游知网，深感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知识界的“生物多样性”。竟有些知网论文称“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不是他把中国革命中心转移到农村的标志性著作”，理由是“原文引用了1929年4月5日毛泽东给中央的信，其中有‘城市中心论’的内容”。真相是什么？真如此人所说吗？让我们用实打实的真相说话。笔者的研究感受：从毛主席与中央的认识分歧、毛主席思想的发展脉络这两个角度出发，系统研究毛主席把中国革命中心转移到乡村的历史进程、较全面整理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相关的其它材料，再把这些材料之间的关系捋清楚，就能找出答案了。

1929年3月20日，毛主席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全国一般计划和工作重心的建议。“报告还就党在全国的一般计划和工作的重心提出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皖北、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66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参与编写《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的黄允升同志的文章引用主席报告原话为“一般工作的重心，我们意见：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个数加多。”（《黄允升：《毛泽东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党史博采（纪实）2013年03期）主席建议将全国工作重心放在“小区域苏维埃个数加多”，显然是在敌人比较薄弱的、较小的各个区域发展苏维埃和红军。主席说的“小区域”是不是农村？“小区域苏维埃个数加多”是不是农村苏维埃政权的加多？我们从主席后来4月5日给中央的信中就能找到答案。在这里先放一个伏笔。

1929年4月3日，毛主席和朱德同志“收到中央二月七日给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6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这封信，就是由周恩来起草的“二月来信”。中央表示：“我们党若不能团结广大的工农群众尤其是产业工人群众于党的周围，任凭客观的政治环境于我们如何有利，工农的斗争如何发展,甚至农村苏维埃区域还能继续建立，红军的组织如你们所领导的队伍在其他区域又能存在，但仍然不能促进这一革命潮流的高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6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的来信，显然是以城市产业工人运动为工作重点。在这封信，还提出了要红四军分散游击、要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离开新四军等指示。为了抵制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同志的错误，毛主席决定回信中央。

1929年4月5日，毛主席在复信表示：“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5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无产阶级领导与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是一致的，与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农村领导多数农民干革命不冲突。“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为“最大任务”，显然是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央领导的观点。主席当时敢于直接反对中央关于红四军分散游击的要求，已经展现了很明显的政治勇气。同时，主席对中央以城市工人工作为中心任务的观点，并非完全接受，而是委婉批评。所以，主席用了“目前”一词，这就把这一“最大任务”限定在了“当时”而非“将来”的范畴。在后文，主席更是直接指出：“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5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提到“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并不对革命有害，显然指出了即使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区域即使是农村、主要参与斗争者即使是农民，也未尝不可。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主席提出的“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与“农村斗争的发展”是一致的，其对于“城市斗争”是“帮助”的关系，而不是“城市斗争”本身。可见，主席在1928年3月20日报告中提到的以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为重点，实际就是以发展农村政权为重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1929年3月20日，主席就提出了以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也就是农村政权为重点的意见；1929年2月7日，周恩来起草的“二月来信”传达了以城市工人运动为中心的指示；1929年4月6日，毛主席巧妙地把“大区域产业工人工作”限定为“目前”而非“将来”的最大任务，又表达了农村斗争可以超过城市斗争、主要斗争区域在农村不在城市也不是坏事的观点，这实际也为将来工作重点的转移创造了条件，并非长期坚持“城市中心论”的观点。

1930年1月5日，毛主席致信林彪。这封信，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名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其中一段原文如下：“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个世界里头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意义的严重，因之，也就明白农村暴动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形势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政权口号之绝对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个世界中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混战的一件怪事与游击队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伴随红军与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政权（苏维埃）之存在与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及苏维埃区域之发展，它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也就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必然走向的形式。六，也就会明白无疑义的它（红军与农民苏维埃）是半殖民地无产阶级斗争最重要的同盟力量（无产阶级要走上去领导它），无疑义的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七，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组织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是无疑义地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对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俄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的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重要工具之一。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抗战以前选集》：《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主席的这些论述，是不是他开始把革命中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标志呢？我们一字一句分析。

我们阅读原文可知，主席在文中规定的时代，已经不是1929年4月5日信中提到的“目前”，而是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不仅包括了1930年，也包括了1930年以后的“将来”。主席看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这一范畴内、在整体上，“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组织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的地位，“如苏俄之于全世界然”——这无疑确定了这套政策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心地位。因为当时苏俄作为仅存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确实处于世界革命的中心位置。主席提到的这一整套政策，包括了农村的土地革命、以乡为起点在农村扩大武装力量这些农村工作，而只字未提城市工人运动。这显然是主席将工作重点放到了农村的重要依据。主席提到的“波浪式扩大”也是农村斗争的典型政策。1930年3月10日红四军前委关于“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的通告记载：“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从我们的经验中是显示工作的效力的。”“伴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及成立新的小块红色区域，再促进他去发展，这个观念要深刻地建设起来，因为从前没有过。”“我们的原则无疑是‘伴着发展’，也即是历来所说的‘波浪式的向前扩大’。”（《罗坊会议》，第98、99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如前文所述，“小区域”“小块红色区域”，就是农村地区。毋庸置疑，逐渐发展小块红色区域的“波浪式前进”政策，也是农村政策。

综上所述，毫无疑问，原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主席的大量论述，已经明确将土地革命、红军与农民群众的联系、以乡为起点发展武装力量、波浪式扩大政权为代表的农村工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大量内容足以证明，这部著作确实是标志着毛主席把中国革命的中心转移到农村的、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重要著作。至于文中引用的毛主席1929年4月5日给中央的信中的一些话，例如前文也提到的“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的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沈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抗战以前选集》：《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引《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部分。）笔者也在前文解释了——首先，“最大任务”仅仅被限制在了“目前”、不包括“将来”和“以往”，不等于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而《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也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被誉为对全中国来说“如苏俄之于全世界然”的中国农村革命工作，其作为最主要任务、占据中心地位的时期是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主席的意思很清楚——在整体、在中国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最重要的、占中心地位、最应该照顾的工作，归根结底还是农村工作，而非1929年提到的、在那个“目前”属于“最主要任务”的城市工作。主席指挥红军攻克过城市漳州，但是这与农村工作为中心不冲突。其次，文中提到的农民斗争超过工人势力、农村变为斗争主要区域并非不利的观点，也给毛主席在1930年1月5日明确提出以农村为革命工作中心的观点提供了重要准备。

还要注意，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农村工作地位的论述，与国民革命时期出现的口号，即“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根本不同的。“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强调的是结果，也就是不解决农民问题无法实现中国革命胜利，并未强调实际操作中农村工作的中心地位。“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与先主要抓城市、后解决农民问题这一根本问题也并不冲突。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主席把农村工作不仅放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有意义的地位，而且把农村工作放到了促成革命高潮的、在实际操作顺序中排在城市工作之前的地位，这是国民革命时期的口号所不具备的。

我们更不可忽视，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论述，是对共产国际1928年提到的“游击战争能从为土地革命（作）斗争（的）分子中集中军队的力量，其意义在为工人用。假使我们能从农运中吸收几万军队，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其意义将更重大”（《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这一带有明显城市中心论特点的观点的根本否定。主席看来，最重要的、最能树立全国人民信仰的、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与当时苏俄对世界的地位一样的政策，是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波浪式建设政权和发展红军，而不是把仅仅几万红军用到一个或几个城市。第五次反“围剿”前后，我军一度发展到十万之多、已超“几万”这一范畴，还自顾不暇，更别说夺占中心城市了。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即使发展了数十万人民军队，主席也绝不冒险进攻一个或几个城市，而选择继续在容易拿下又兵源丰富的农村长期发展革命力量，从而为中国革命最终胜利打下了扎实基础。

综上所述，毋庸置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确实是毛主席将中国革命的中心转移到农村的标志，是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基本形成的标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特殊地位，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20世纪八十年代初关于评价毛主席的那一结论的出现，真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在此之后，竟然连否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特殊地位的带有明显脱离历史事实的“学术产品”都“横空出世”了……

作者：铁穆臻；来源：毛著毛时代史Maoism研究微信号

责任编辑：向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