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滨鸿：亚得里亚海上的智慧之城

我怀念远在亚得里亚海岸的杜布罗夫尼克，不仅因为它的壮美，还因为它的历史。我回想起那座在喧嚣的海浪中用坚硬的巨石建立起来的城堡，脑海中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杜布罗夫尼克城邦为何能在动荡的巴尔干生存数百年？

一九八一年，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第一次走进杜布罗夫尼克。正值盛夏的戏剧节，这座城披着金色的光芒，城堡石阶上演着《哈姆雷特》等戏剧。我独自静静地坐在古城剧场的一隅。我为它的美丽、庄严和肃穆而陶醉，但那时我并不清楚它独特的历史。

八十年代，我又两次为国内代表团担任翻译而访问杜布罗夫尼克。我开始了解它的历史。九十年代的一次，则是我在克罗地亚的首府萨格勒布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乘长途巴士沿亚得里亚海岸行驶到那里。进入新世纪之后，我曾与家人一行五人住进城堡细细浏览。我也曾带一个考察团访问过它。而二?一八年秋天，我作为央视纪录片《重返巴尔干》的主持人，在那里调研拍摄了一周。

二〇一九年九月的一天，我在萨格勒布市与前南斯拉夫联邦的最后一任总统，也曾担任过两届克罗地亚总统的斯蒂佩·梅西奇（Stjepan Mesi）共进午餐。他又说出了自己的那句名言：“杜布罗夫尼克式的中立与开放精神，是南斯拉夫解体后我们最不该忘记的文明基因。”

杜布罗夫尼克地处巴尔干的西南端。巴尔干半岛素有“火药桶”之称，这一名词并非夸张，而是被历史不断证实的隐喻。从中世纪以来，这片多民族、多宗教、多帝国交汇的区域，就长期处在不稳定的张力之中。东罗马帝国衰亡之后，奥斯曼帝国大举进入；西北方向，哈布斯堡王朝势力渐强；意大利海岸的城邦也虎视眈眈。巴尔干成为多重权力交错的“地缘十字路口”，冲突此伏彼起。

从十四到二十世纪，巴尔干仅大规模的地区性战争和国家间武装冲突，就有十多次：十四至十五世纪的奥斯曼征服，几乎改写了整个半岛的宗教与制度版图；十七与十九世纪的反奥斯曼起义与独立战争，民族认同觉醒，但也激化了种种矛盾。

就在这块满布创伤的土地上，杜布罗夫尼克城邦，或者用它的正式名称“拉古萨共和国”（Respublica Ragusina），自一三五八年摆脱威尼斯人控制，成为匈牙利王国名义下的一个独立自治的共和国，存在了整整四百五十年，直到一八?八年拿破仑军队解散它为止。这在巴尔干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的确，纵观多灾多难的巴尔干历史，从奥斯曼与哈布斯堡的对峙，到“一战”引爆的民族仇恨，再到二十世纪末的国家解体与战争，和平在这里从不是惯性，而是需要智慧来构筑。而杜布罗夫尼克，这个总人口不足五万、面积不过数十平方公里的城邦，却曾在夹缝中生存四百多年，保住了自己的共和制度、公民文化和国际信誉，成为少数例外中的典范。这不是因为幸运，而是因为他们有一套值得铭记的和平密码。

那么，这座小小的城邦的政治制度、外交哲学、社会文化、经济开放与军事实力是如何协力维系长达数世纪和平的呢？它是如何在风雨激荡中形成自己的“文明基因”的呢？而其经验又能否在当下碎片化的国际社会中，为多民族国家提供某种启发呢？

这个城市共和国没有辽阔的腹地，也没有强大的军队，却通过一整套制度设计与务实智慧，维系住了自身的生存与尊严。在最动荡的时代，它并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却也从不挑战他们的核心利益；它在奥斯曼与哈布斯堡之间求得“有尊严的服从”，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竞争中保持商业独立，在天主教与东正教、伊斯兰教的交汇之地构建包容的社会秩序。因此，杜布罗夫尼克不是战争中逃出的偶然例外，而是深知战争如何爆发、如何回避以及如何构建和平文化的历史样本。

正因为如此，这座古城的幸存，不是奇迹，而是早熟的制度文明选择。如果说杜布罗夫尼克的和平是一种“稀有成果”，那么它的制度设计就是这一成果的“炼金术”。杜布罗夫尼克共和国在小体量中维持了长达四个半世纪的相对稳定，靠的不是军事优势，而是政治制度的成熟。

最为人称道的是它的大议会制度（Consilium Maius）。这是一种贵族共和体制，由来自城中贵族家族的成年男子组成议会，负责立法、财政、外交等事务。为了防止家族独裁和权力垄断，大议会定期轮换成员，并通过抽签与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选举各项官员。其中最重要的是“长官”（Rettore），任期仅为一个月，且不许连任，办公地点设于总督宫，始终有人监督其履职。这种高频轮替、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使共和国形成了贵族们共担其命又各负其责的状态，政治风险分散于贵族共同体之中，当然这制度的长久延续也就形成了一种牢固的“公共”意识。我看到至今仍屹立的大议会厅与商人俱乐部都有当年刻下的铭文：

忘却私事，关注公共事务。

不仅如此，杜布罗夫尼克共和国还建立了一整套有序的行政分工与文书管理体系，其法律文本、外交信函、财政账册至今仍保存在老城档案馆中，堪称欧洲最完整的中世纪至近代文书宝库之一。

宗教治理方面，该城虽奉天主教为主要信仰，但长期接纳来自奥斯曼地区的穆斯林商人、犹太流亡者、东正教信徒与亚美尼亚人，并允许他们建造私宅、从事商业、在外港聚落中居住，形成一种实际运作的宗教宽容结构。城中虽设有宗教机构，却避免教会凌驾于行政体系之上。

这座城邦共和国，并不宣称“人人平等”，但它维系了贵族之间的责任伦理，避免了家族间你死我活的内斗，也通过对民众生活基本秩序的保障赢得了稳定的社会基础。这种政治文化，使它在风暴四起的巴尔干地缘中，始终保持内部有序、对外有度。如法国历史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言：“杜布罗夫尼克是亚得里亚海上的智慧之城，它没有庞大的军队，却有令人肃然起敬的政治构建。”

杜布罗夫尼克共和国地理上既不靠山，也无沃野，其生存和繁荣全赖海洋；而在政治上，它的命运则系于两个主要力量之间：西面的威尼斯与哈布斯堡，东与南则是奥斯曼帝国。在这样一个地理夹缝中，它非但没有被吞并，反而长期以一个“小共和国”的身份生存下来，其奥秘还在于一种高超的“柔性外交”艺术。这不是完全的中立，而是一种有智慧的动态中的平衡。

早在十五世纪中叶，杜布罗夫尼克就主动向奥斯曼帝国纳贡，承认其宗主地位，以换取通商自由与自治空间。每年例贡为一驮金币，称为“地上贡”（tributumterrestris），作为获得“保护”的象征。但这一贡金并非卑屈臣属，而是一次政治交易——奥斯曼并不驻军杜布罗夫尼克，也不插手其内政。相反，杜布罗夫尼克获得了在奥斯曼领土上设立领事、通行驿路、赎回奴隶、收留难民的权利。它既对奥斯曼表现出尊敬，又从不自甘附庸；在实质上维护了独立主权。

另一方面，面对西方列强如哈布斯堡和教廷，杜布罗夫尼克则表现出坚定的天主教忠诚，是反奥斯曼联盟的潜在一员，却从不主动参战。它保持着与西欧各国的书信往来，甚至在某些宗教冲突中提供情报和后勤支持，但绝少越过武力参与的红线。

这种两头“恭顺”、中心“自主”的策略，正是历史学家称之为“柔性主权”的典型：通过象征性的礼仪和灵活的语言，维持主权实质而不挑战他人体面。

更为独到的是，杜布罗夫尼克还设立了常驻外交使团和周密的外事记录系统。其驻伊斯坦布尔代表甚至参与了奥斯曼宫廷的日常活动，具备了“半外交、半商业”的混合身份。它与威尼斯、罗马、那不勒斯等地也维持着灵活使节关系，使城邦始终处于“信息充分”“多边腾挪”的外交状态。当邻国陷于宗教战争、王朝争霸、民族独立时，杜布罗夫尼克则靠一纸纸充满政治语言的书信、一笔笔精心斡旋的银两、一次次周到的低调礼仪，跨越了四个半世纪的权力风暴。

正如克罗地亚历史学者布达克（Budak）所言：“它不是大国间的调解者，而是一个明智的幸存者；不是政治舞台的主角，却是长久在场的见证者。”

一个国家还是要靠实力来支撑自己的。杜布罗夫尼克拥有雄厚的海洋文明和经济力量。如果没有一座通向世界的港口，杜布罗夫尼克或许只是亚得里亚海边又一座美丽的山城。但正是这扇面朝海洋、向世界开放的门，使它在战火频仍的巴尔干内陆成为一座和平的经济体——一个以贸易立国的“海洋共和国”。

杜布罗夫尼克依山傍海，老城外港呈天然弯月状，船舶可安全停泊避风。从十四世纪起，该市就设有造船厂，可建造载重几十吨至上百吨的远航商船，并不断更新船型。十六世纪时，杜布罗夫尼克商船活跃于整个地中海，航线西达里斯本、东及伊斯坦布尔，甚至延伸至北非和黑海沿岸。

杜布罗夫尼克的商人不是单一商品的搬运工，而是复杂、多边的中介者。他们将亚得里亚沿岸的盐、橄榄油和葡萄酒输入奥斯曼市场，把东方的香料、丝绸和金属品运至西欧，同时为奥斯曼帝国运送奴隶、木材和水银，也为基督教世界提供药材、染料和皮革。为了保障这套复杂体系的运作，杜布罗夫尼克创设了严密的合同制度、公证制度、商事仲裁机构，还设立了保险机制和船员登记制度。其十六世纪海事法规《海上法典》（Liber Statutorum Maris）被誉为地中海地区的“现代前夜之法律”。

杜布罗夫尼克并不回避自身涉及奴隶贸易，但也特别设立“奴隶赎买基金”（Domus Misericordiae），用于在奥斯曼控制区赎回基督徒奴隶。这不仅显示了其在宗教伦理上的回应，也成为对奥斯曼王公施加外交影响的管道。

正因其强大的航运能力与经济实力，杜布罗夫尼克在鼎盛时期（十六至十七世纪）时人口虽只有二万至三万人，却拥有近两百艘商船，分布在亚得里亚海、地中海与黑海之间，成为奥斯曼-拉丁世界的“桥梁港”。据统计，在其海运的黄金时代，该城一年的海运吨位占整个亚得里亚东岸的40%以上，年财政收入中约65%来自港务与贸易的相关税费。

杜布罗夫尼克是富有的城邦。但其财富并不作奢靡之用，而是用作护城之器。城中宫殿、教堂、议会建筑宏伟但克制，富商多赞助学校、医院和剧场而非私宅装饰。这种财富伦理也让它在动荡中赢得邻国与远方使节的尊重。海洋不是它逃离战争的退路，而是它建构和平的根基。杜布罗夫尼克没有生产大炮，却生产制度；没有征服土地，却开辟通道；没有扩张野心，却依靠智慧与秩序航行世界。正如十七世纪拉古萨学者尼古拉·维托夫·古切蒂奇（Nikola Vitov Gu?eti?）所写：“财富若不能转化为秩序与人伦，那不过是海中的泡沫；唯有制度所累之金，方可恒久护城。”

除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共和国也有和它相匹配的强大武力。它始终保持防御体系的高度警觉：海上舰队、边境要塞、民兵组织、城市戒备一应俱全。杜布罗夫尼克的城墙是它的记忆，也是它的宣言。我曾多次在它的城墙上盘桓，城墙上有九十多座碉堡和塔楼，而且它的地形险要，多面环海，易守难攻。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坚固城堡型建筑既可以自卫，又可以互相拱卫。这些现实的美丽风景，在历史上却是扎扎实实的军事要垒。站在其间，似乎能够感受到一种曾经延续了数百年历史的坚毅和勇敢。如我的克罗地亚朋友所说：“这不是为了攻击，而是为了不被征服。”杜布罗夫尼克的防御建筑从十三世纪就开始不断扩建，最终形成完整包围城市的结构，并配有海上防御工事与炮台系统。它虽然没有常备军，却有若干支市民兵，常年参加军事训练。在奥斯曼扩张和海盗猖獗时期，它征召年满十六岁以上的男子接受训练、轮班守城。贵族青年和港口劳工都必须参加。它让人想起现代的瑞士：既是永久的中立国，又是一个几乎全民皆兵，四处布满防御设施的军事强国，故而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幸免于难。杜布罗夫尼克不大，却是一棵非常坚硬的“核桃”，任何试图进攻和征服它的国家都有可能被崩裂牙齿或卡住喉咙。在强权环伺之中，这种“武装的和平”就成为它延续四百年自治命脉的基石之一。

如果说一八?六年前的四五百年是杜布罗夫尼克书写和平的荣耀，那么这之后的岁月，则是它接受历史巨浪考验的时刻——共和国终结了，但它留下的文明遗产却未湮灭。

一八?六年，拿破仑的军队穿越达尔马提亚平原，攻入杜布罗夫尼克。这个长期依靠外交周旋维持独立的小共和国，终于在欧洲现代大国力量的扩张中被撕开裂口。两年后，一八?八年，拉古萨共和国不复存在。这大概可以归因于两方军事力量过于悬殊；当时在欧洲也形成了拿破仑和反拿破仑两大阵营，不容易再回旋。但更重要的可能是，从十九世纪初起，西方正式进入了民族国家的时代。

拿破仑大军倒是没有摧毁城邦的文化机构与建筑设施，并留下部分地方官员治理事务，使其“有体无名”地延续了某些制度传统。

当地市民也自觉维护旧共和国的记忆与认同。拉古萨贵族和市民开始更有系统地收集、抄写、出版本地诗歌、法令、家族谱、航海记等文献——一场文化的保守运动悄然展开，乃至扩展到日后的奥匈帝国。

这种对共和国身份的“文脉守护”，也使得今天的杜布罗夫尼克，成为巴尔干地区极少数在城市景观、文献档案与公共意识中仍具有“共和国记忆”的地方。它没有像巴尔干许多城市那样，在帝国更替中被彻底拆除重建，也没有因国家意识形态变化而抹去前朝痕迹。

如果我们把地图上的杜布罗夫尼克圈起来，会发现它仿佛是一粒镶嵌在火山岩缝隙中的明珠——四周是频繁断裂与重组的民族边界线，是帝国膨胀与崩溃的交界地，是教义、语言与主权纠结百年的巴尔干。而它，居然四百年未起大规模战乱，不以侵略为强、不以扩张为荣，最终以和平者的身姿走入现代。杜布罗夫尼克的和平是以制度构筑安全边界、以外交争取战略空间。它精于权衡、擅长妥协。它的“中立”不是抽身事外，而是参与平衡。对当今多民族国家而言，这种不以身份画线、不以单一叙事统摄全体的治理智慧，正是一剂良方。在一个共存比纯粹更现实的时代，杜布罗夫尼克经验提醒我们：和平是深刻的制度目标，也是坚定的价值选择。

杜布罗夫尼克的共和国制度，看似精英统治，实则高度自治，强调公共参与与多层级协商。无论是大议会的贵族轮换制、商会的合同自由，还是公共基础设施的维护制度，其背后是一种“城邦即公器”的理念。这启示我们：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想构建稳定秩序，不能仅依靠法律与选票，更需构建共识的文化基础与可持续的公共伦理。

杜布罗夫尼克是尽心竭力求和平的，这也是因为它不必靠战争而繁荣，而是通过商业和贸易就能取得远超掠夺土地而得到的利益。而它对和平的追求也不是乌托邦式的，只依靠自己的善良愿望或者托庇于某一个大国，它是以智慧求和平，也是以实力（包括武力）求和平。过去的时代不可能复制，但是，其精神在今天却依然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杜布罗夫尼克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理想国。它的制度有等级，它的社会有局限，它也曾在风暴之中靠巧妙的妥协与高超的外交维系自身。但正是这份“现实的智慧”，让它在多民族、多信仰、多势力交错的巴尔干，四百余年未被战争摧毁，未被仇恨撕裂。

杜布罗夫尼克不是一个强国，却是一种经验的载体，一种价值的守护者，一段文明可能性的实证。它的和平不是偶然的避祸，而是建立在文化、制度、伦理与地缘的综合经营之上；它的幸存不是历史赐予的恩典，而是市民、政治家与思想者们一代代艰难选择和努力实践的结果。

（Robin Harris ： Dubrovnik ： A History， Saqi Books， London，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