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中理性与经验如何辩证？——巴什拉的「现象技术」观念初探

摘要

「现象技术」(Phenomenotechnique)是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认识论中关键的概念，本文将透过巴什拉对于当时代思想的继承与批评试图厘清此一观念，并阐述此一概念对法国技术哲学的影响。本研究试图从巴什拉的进路，讨论科学与技术之间彼此形构之问题。亦即反思：科学理论是否先于实验技术?观念性的科学概念与物质性的实践之间关系为何?首先，我们将透过巴什拉思想的脉络给出「现象技术」的基本意涵与问题性。其次，我们将透过比较巴什拉与孔德(Auguste Comte)、柏格森(Henri Bergson)与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此问题上立场的不同来厘清此一概念。第三，我们将考察此一概念在巴什拉认识论整体当中的位置与意义。最后，笔者以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对于此一概念的批判性继承为例，说明此一概念如何启发法国当代技术哲学。

一、导论

「现象技术」(phénoménotechnique)此一概念贯穿了巴什拉(GastonBachelard)整个生涯的著作，从最早期1920年代直到其哲学思想成熟期的1950年代，并一直是其认识论中最重要的基础概念之一(Rheinberger 2005:315)，其丰富性对其后的科学哲学亦具有深远影响(Castelão-Lawless 1995:45)。然而，在分析哲学与科学的社会建构论兴起之后，与其饶富启发性的诗学相比，巴什拉的认识论(epistémologie)——亦即其科学哲学——始终不在当代评论者与注释者的视野当中，不但在英语世界其著作仅受到较为片面的接受，就连在法语学界都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Castelão-Lawless 2000)。而在巴什拉的认识论当中，相较于像「认识论断裂」(rupture épistémologique)这样的显题化之概念，现象技术之概念更显得未受到重视(Bontems 2010:199-200)。

从历史脉络而言，巴什拉的科学哲学之企图，即在于要求哲学能够回应20世纪初当代物理与化学的变革，并批评当时相对于当代科学已经「落后」的形上学，因为后者仍继续使用古典物理的范式来思考观念与实在的关系。在他眼中，从1905年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发表狭义相对论起，整个物理学的方法的转变就标示了一种「认识论断裂」。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所带来的革命，其历史的发生条件在于19世纪的非欧几何与新的科学技术，这些技术被用来生产理论所描述的对象或效应(Castelão-Lawless 1995:47)。当代物理学的诞生同时来自观念层次的数学的变革，也来自物质层次的技术发展，但是当时的形上学仍然停留在笛卡儿(René Descartes)以降的传统：以牛顿力学为典范——此一物理学典范即为科学认识唯一的方法基础——并且相信理论与实在的符应关系乃是透过简单直接的观察而可以彼此联系。在1932的文章〈本体与微观物理〉(Noumène et microphysique)中，巴什拉首次提出了现象技术的概念，并批评当时的哲学思想「仍旧相信我们对于实在的知识在经验的层次上是统一的」：经验主义者认为经验本身作为知识的来源是同质的，而观念论者也认为经验是同质的，因为它是「理性所无法穿透的」(Bachelard 1970:11)。然而，巴什拉根据微观物理的发展，主张这样的信念将不再成立，取而代之的是，理性与经验这两端都开始「远离日常性的观察活动」：法则不再来自对经验的抽象，而是来自数学上的推演：世界的实在则远离一般人的知觉活动以及与人相同的物理量级的物体，而是来自实验室里的仪器(Bontems 2010：53)。但是这并不表示科学认识在理论与经验之间发生了分裂，恰恰相反，数学的观念与技术仪器本身之间的交互影响才是此一活动的特征。

现象技术此一概念的提出，在于修正从笛卡儿以降直到胡塞尔现象学(Husserl's Phenomenology)的认识理论，这些理论皆主张认识对象是以一定的方式被「给予」到认识主体这一端。然而，巴什拉认为在近代物理学的发展之下，科学并不发现对象，而是制造与生产其对象。因而科学认识的活动并非一个单方向的活动(此一单向活动可以被概括为主观意识对于出现于意识中的材料的整理与组织)，而是认识者在科学理论与其经验对象之间循环往复的过程：通过科学理性发展出相应的技术活动，在技术活动中创造科学认识的对象，再根据此对象的特性再重新更新理论。当代物理的革命在于，自然科学的对象不再如19世纪以前的那样，自身独立存在并等待科学家对其进行观察、测量与解释。在当代科学当中，科学的对象反倒是顺应理论模型的要求而存在，这些对象有赖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将其创造出来。因而，科学家的认识活动不再是对于自然的「描述与分类」，而是关联于他们以技术「建构科学对象的能力」(Castelão-Lawless 1995:44)。

关于巴什拉「现象技术」与其相关思想的研究，以下三位作者皆试图综合性地重构此一概念在巴什拉思想中的地位、来源与重要性：卡斯特拉奥-劳莱斯(Teresa Castelão-Lawless 1995)著重分析重构巴什拉「现象技术」的概念，在后继的科学哲学诸流派当中相对的位置与理论优势。她首先说明此一思想如何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脉络中形成：此一脉络即法国知识份子对20世纪初新物理学(相对论与量子理论)的接受与批判。接著，她以比较的方式分析了哈金(Ian Hacking)与加利森(Peter Galison)的科学哲学，说明巴什拉的科学哲学为何在今日仍有其价值。莱茵伯格(Hans-Jörg Rheinberger 2005)的文章亦著重说明「现象技术」的概念在巴什拉认识论当中的重要地位，他将焦点聚焦于此一概念所隐含的科学与技术互相交织的特性。该文特殊的贡献在于指出其认识论中隐含的社会思想：当代科学是一种集体的事业，有赖于科学社群与技术社群之间的互动协调，而其精神则是在于，透过现象技术所阐明的理论与实验之间互相修正而不断创新科学理论，且此种新的范式将是一种开放性的运动，亦即，并非被预先决定的。莱茵伯格指出，对于巴什拉而言，这样的科学文化之传播也对社会群体的构成与互动有积极性的意义。基米索(Cristina Chimirso2008)的文章同样探讨20世纪初的物理学如何影响巴什拉的科学哲学主张，特别是如何形塑其反实在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观点。并解释巴什拉如何在推崇当代物理为理性典范的同时试图提出一种新的存有学，颠覆传统形上学的诸多对立范畴(主体-客体、理论-实验、实体-属性等等)，而「现象技术」的概念则是这一新的存有学的重要基础。

上述之研究属于对「现象技术」概念之综述与一般性诠释文章，这些研究的主旨可以被归类为对此一概念所涉及的思想脉络与问题性的重构。除此之外，另一些研究则试图延续巴什拉开辟出的思想路径，利用此一概念进行理论上的创新或者与其他作者的思想进行对话。而这一类的研究主要可以划分为两大轴线，我们可以称其为科学哲学的轴线与技术哲学的轴线。

在科学哲学方面，「现象技术」概念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种建构论的独特立场。如果我们以一种粗略的二分方式来描绘20世纪以来的科学哲学，这些思想进路可以被划分为理性论与建构论：前者以逻辑经验论以降直到分析哲学的科学哲学为代表，通过逻辑分析以及经验上的验證(verification)或否證(falsification)的方法来说明科学知识的确定性;而后者则以孔恩(ThomasKuhn)、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以降直到科学知识的社会学(sociologyof scientific knowledge)为代表，相对于前者著重从规范性的角度说明科学要如何在逻辑与经验之间获得其客观与确定性，后者著重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一种描述性的解释，揭露科学知识形成过程的历史或社会偶然性(Kukla 2000)。此二种进路对于科学知识的确定性、科学对象的性质、理论与实验的关系，以及科学进步是否存在等论题都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理性论的观点认为科学知识是可验證或可否證的，科学对象是奠基于经验，而科学的进步则可以从理论本身的比较得到说明：而建构论的支持者则认为科学知识是在历史情境与具体实践中构成的，科学对象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或者只是一种科学家偶然寻获便于表达的理论形式，而科学进步或变迁亦是由理论以外的物质或社会条件改变所导致的。在此二者的论辩之中，支持理性论的一方批评建构论的一方沦为相对主义，而后者则批评前者未能看见实际科学知识产生的过程。巴什拉的科学哲学(「现象技术」作为其重要的理论支点)在当代科学哲学论辩中的重要性，即在于提供了一种关于科学知识的解释，此种解释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调和上述两种立场：科学同时是被建构的也是理性的——科学是被建构的，是因为它在具体、历史的实践活动中产生，但科学也是理性的，因为它的真理性是客观的，而非只是相对于特定的社会脉络才成立或者奠基于任意与偶然的表达方式之上(Castelão-Lawless 1995) 。

因而，巴什拉的「现象技术」概念对于当代科学哲学的贡献就在于折衷并统合理性论与建构论之间的对立。下述研究即针对此一轴线而展开：德波尔(Pas de Boer 2019)清楚地说明了巴什拉科学哲学的立场对于统合理性论与建构论所带来的贡献。他从巴什拉的观点重新厘清科学如何同时作为一种独立于偶然历史情境之外的理性计划，以及一种在具体人类互动与实践中诞生的实践。德波尔首先批评拉图尔(Bruno Latour) 与伍尔加(Steve Woolgar) 在《实验室生活》 (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中对巴什拉「现象技术」概念的挪用：他们用「现象技术」概念以反对科学揭示了外在于人类之外的实在，并主张科学对象乃是在实验室中社会性地被建构的(Latour and Woolgar 2013) 。然而,德波尔认为将「现象技术」观点理解为社会建构论的立场，事宜上误读了巴什拉。德波尔的批评在于，拉图尔忽略了「现象技术」概念中理性论的成分，亦即，拉图尔的理论无法解释在实验室的科学活动中，是什么样的因素使得这些活动及其生产的对象是理性的，所谓「对象是理性的」指的是科学理论的对象之形成，被视为一种服膺于数学或逻辑推导且自身融贯的建构过程。而此一面向正是巴什拉的科学哲学中不可忽视的重点。德波尔以神经科学中的科学对象「认知」(cognition)为例，根据巴什拉的观点说明科学如何是一种客观理性与人类实践的共构，并说明为何巴什拉的贡献在于能让我们反思科学理论乃是诞生于整体的物质一社会环境。这样的视角包含以下残点：首先，科学对象的诞生仰赖实践性的技术活动;其次，从「现象技术」来理解科学对象，也使我们能解释此一对象中理论理性运作的维度;第三，「现象技术」同时隐含了科学社群的面向，正是在此一社群中，个别科学家得以克服日常经验的障碍并真正引发科学创新。德波尔认为，对于此三面向的的整合思考，使我们更能够评估怎样的物质一社会环境的潜力有助于科学理性的创新。

法布希(Lucie Fabry 2019)则将巴什拉与其约莫同时代的约定论(conventionnalisme)科学哲学家——迪昂(Pierre Duhem)以及勒华【爱德华·勒华(1870-1954)，法国哲学家与数学家，1898年取得科学博士学位后转向哲学，并于1921年接替柏格森(Henri Bergson)于法兰西学院的哲学教座，其思想致力于将柏格森的哲学用于科学哲学的反思。巴什拉则于1955年接替勒华在道德与政治科学学院的席位。勒华自承其科学哲学融合了柏格森哲学与来自庞加莱与米欧(Gaston Milhaud)的约定论科学哲学(Pradelle 2012:106)。】(Edouard Le Roy)放在一起比较。她指出「现象技术」的思想虽然看似反对约定论的科学哲学主张，但实际上，除了最终立场的对立之外，巴什拉的思想并未离上述二位哲学家太过遥远。约定论是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在法国出现的科学哲学流派，以庞加莱(Henri Poincaré)为代表，其拥护者主张科学理论只不过是一组约定俗成的假设，而数学只不过是一种方便表达这些假设的语言而已【亨利·庞加莱(1854-1912)，法国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与科学哲学家。关于约定论，庞加莱主张，由于我们无法确定真实的物理空间是欧几里德还是非欧几里德，我们在几何学之间的选择是一个约定性的问题，因而不存在「真正的」科学假设，而是科学家们从许多等价的假设中选择出最方便或最有利的(Poincaré 1968)。约定论可以被视为19世纪末对于实證主义的科学进步信念与科学知识确定性的质疑与反思(Rasmussen 1996)。】。法布希将「现象技术」的当代研究旨趣聚焦于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上，她首先批评卡斯特拉奥一劳莱斯，认为后者的诠释太过注重现象技术中的社会面向，即倾向于支持科学的客观性乃是由科学家们彼此的交互主体性而形成，并解释为何现象技术与本体学(nouménologie)是避免约定论的一条出路。最后说明巴什拉的主张虽然试图克服观念论与实證论的困难，但为了替科学理论与科学实验之间的互动生成关系提供一种平衡，他仍从约定论的思想中汲取了一定的资源。

在另一篇文章中，法布希延续了前述关于现象技术的研究，并将目光聚焦于拉图尔对巴什拉的接受与批评之上(Fabry 2024)。她比较了《实验室生活》的初版与之后不同的修订版本，以及拉图尔九○年代之后的著作，试图说明拉图尔为何从正向地接受巴什拉的科学哲学转而对其严厉批评。首先，与德波尔相比，法布希更细致地指出，虽然拉图尔反对巴什拉的理性主义，但却支持巴什拉的反经验论与反素朴实在论(Naive Realism)立场，所以《实验室生活》的再版其实隐含了拉图尔对于巴什拉的一种有意为之的误读，试图略过其背后的理性建构论，而将其现象技术的概念纳入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阵营当中。其次，法布希展示了一种反向阅读的可能性，亦即从巴什拉的角度来阅读拉图尔的《实验室生活》【法布希向我们展示了《实验室生活》中关于实验室中的实作场域的经验研究，可以与巴什拉的「现象技术」及其认识论互相印證。两者都同意：一旦理论获得了科学家社群的认可，那么原来理论与实验之间的互相修正关系就会被掩盖，科学家会转而相信理论是一种对于实在的描述。然而，与拉图尔与伍尔加不同，巴什拉主张实验室实践中，科学家们之间对实验结果的协商与妥协并非纯然的社会关系，而是一种科学理性自身推进的过程，因而不可能是任意或偶然的 (Fabry 2024)。】。这让法布希得以指出两者的思想虽然在社会建构论与理性建构论上有所分歧，但实际上可以具有一种彼此互补的可能性。

除了在科学哲学领域中引发的讨论之外，「现象技术」概念的提出亦对当代的技术哲学发展有著重要的意义。若此一概念在科学哲学的讨论中所聚焦的乃是科学知识的确定性之问题，在技术哲学中的论题则是关于科学与技术之间何者夐基于另一者的问题。从孔德以降，科学通常被视为先于技术存在，后者只不过是前者在具体实践中的应用，是一种「应用科学」。而「现象技术」概念则彻底颠覆了这样的信念，指出理论与实践(在巴什拉的讨论中乃是科学理论与科学实验)彼此处在循环的互相建构过程当中。这一观点预示了之后技术哲学家们对其研究对象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宣称：技术物不再只是被物质化的理论，而是有其自身运作的原则与演变方式。

在此一技术哲学的讨论中，巴什拉对于孔德(Auguste Comte)所主张之「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对立的批评，有著不同的诠释空间：(莱茵伯格Rheinberger 2005：324)认为巴什拉的立场完全与孔德的立场断裂，替往后技术哲学视科学与技术为互相共构的过程的立场奠定基础。而勒胡(Le Roux)则反对莱茵伯格的主张，亦即反对将巴什拉视为实證主义传统中「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对立的真正颠覆者。勒胡从法国技术哲学发展史的立场出发，认为巴什拉的「现象技术」仍然被设想成需要数学理性的引导，因而未曾想到技术的自主性——亦即技术独立于科学之外，本身就能够提供科学或其他思想全新的范式——仍然局限在孔德的实證主义传统中。而技术(相对于科学)自主性的观点，需要到巴什拉之后的哲学家如杜卡塞(Pierre Ducassé)与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批判性地继承巴什拉的思想之后,才被具体地提出(LeRoux 2018) 。

莱茵伯格与勒胡的诠释差异所引发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要将巴什拉视为当代法国技术哲学的先驱，或者他尚停留在实證主义的典范当中。除了这两条诠释路线之外，格洪芝(Juliette Grange 2015)则提供了另一种观点，她试图透过重构巴什拉的现象技术观念，指出巴什拉不能简单地被化约为当代法国技术哲学的先驱，因为他的哲学具有一种与西蒙东与拉图尔不同的视角。格洪芝试图就此视角以丰富西蒙东与拉图尔近年在科技哲学中引发的讨论。与勒胡的观点相反，她认为巴什拉的哲学所反映的不是一种局限，反而相较于后继的技术哲学来说，有其优势。格洪芝认为巴什拉「现象技术」的概念之所以能够提供一种不同于西蒙东与拉图尔的观点，在于其对于「日常性」的反对：技术物并非简单地在日常的、人类身体的尺度之上与人互动并自身演变，而是在当代科学所探索的微观或巨观尺度上与科学理论的对象(例如粒子或黑洞)进行互动。亦即，技术物与人的交涉并非在我们日常的经验中，而是在科学理论所构想的时间-空间中发生。席克(Johannes Schick 2019)则从更宏观的角度比较柏格森(HenriBergson)、巴什拉与西蒙东三位哲学家。其立论并非局限于现象技术之概念，而是考察三位哲学家的知识论所具有的共通点：认识活动(例如在物理学领域提出关于某一基本粒子的理论)并非仅仅是理解对象，而是建构对象并且改变主体，甚至改变社会。此种「创造性的」，认识论将科学实践视为一种技术活动，不仅物质性的操作是一种技术活动，科学概念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智性的「工具」。从此种观点出发，席克说明了上述三位哲学家所构想出的不同认识论，亦分别对应了三种不同的存有学观点：对于柏格森而言，工具乃是对于实在的窄化的捕捉，作为智性工具的科学概念只能以空间化的方式理解实在;对于巴什拉而言，现象技术的思想则主张实在乃是由科学理性所创造;西蒙东则继承巴什拉，主张不同领域的智性工具(模型或概念)可以互相启发与补充。

在本篇文章中，笔者将针对于上述的第二轴线进行发展，亦即说明「现象技术」此一观念对于法国技术哲学的启发。有别于席克创造性认识论的研究进路，本文将聚焦于现象技术论题中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笔者的立场将更接近勒胡的立论，即主张巴什拉虽然提出了实验技术与科学理论之间交互影响的命题，但未能在科学仪器的范围之外设想技术以及其可能带给科学认识的贡献。因而，虽然巴什拉提升了技术在认识论中的地位，但在其思想中技术却必须总是「臣服于」科学理性自身的发展。如同勒胡，笔者主张技术自主性的局限在西蒙东的思想当中得到了突破。然而，勒胡并未仔细地分析与对比巴什拉与西蒙东之间的继承与超克关系。本文将试图填补此一尚待发展的诠释，从巴什拉的「科学对象」与西蒙东的「技术对象」此二概念之比较切入，说明「现象技术」对法国当代技术哲学可能的影响为何。

然而，要理解巴什拉的「现象技术」概念究竟替后来的技术哲学提供了什么样的资源，我们必须更加充分地理解此一概念的意义与独特性。因此，我们需要将「现象技术」概念的形构视为巴什拉与当时其他哲学思想对话的工具。在对于此概念的相关阅读中，我们可以发现，巴什拉在「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此一论题的立场，明显地与孔德以降的实證主义传统、柏格森的「匠人」(homo faber)命题，以及与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此三种立场互相对抗。因此，将「现象技术」概念与上述三位哲学家的主张交错阅读，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巴什拉的原创性。透过比较，我们亦能更清楚地说明西蒙东对巴什拉「现象技术」概念的批判性继承，其实含括了与上述三位哲学家立场的差异。

本文首先将透过比较巴什拉与孔德、柏格森与胡塞尔在「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为何?」此一问题上立场的不同来厘清「现象技术」的概念。其次，我们将考察「现象技术」概念在巴什拉认识论整体当中的位置与其意义。最后，我们将以西蒙东为例，说明「现象技术」在法国技术哲学发展中的重要性，并阐释西蒙东的技术哲学在何种程度上克服了巴什拉的局限，又在何种程度上继承了巴什拉思想中诸多重要的特征。

二、对孔德与实證主义传统的批评：技术不只是「应用科学」

巴什拉提出「现象技术」的概念的第一项特征可以被视为一种对抗孔德以降的实證主义传统的努力。在孔德以降实證主义的传统中，科学的认识与实在之间被假想为一种「观察-事实」的关系：事实独立于研究者而存在，而后者透过观察以确立自然运行的规律。然而，巴什拉则主张科学认识的对象并非独立自存，而是被研究者的干预所构建，据此，科学实验的技术活动不能被单纯视为理论的应用，而是理论本身的构成性基础。

孔德的科学哲学立基于其著名的「三阶段律则」(loi des trois états)，亦即，每一门知识都会经历过三个不同的阶段：神学阶段(état théologique)、形上学阶段(état métaphysique)与实證阶段(état positif)。在神学阶段，人们用超自然的因素解释自然现象;在形上学阶段，人们虽然放弃了超自然的解释，转而对自然现象直接进行抽象，但仍未放弃解释一切现象的起源以及宇宙的最终目的。最后，在实證阶段，人们开始放弃对于宇宙的起源与目的之探索，也放弃追寻现象背后的原因(cause)，取而代之的，是致力于发现「效果的法则」(lois effectives)：「他们从观察到的诸多事实出发，注意到许多不变的关系的接续与相似性。科学律则就是一种『一般事实』(faits généraux)。」(Comte1968 volume 1:4)。

孔德主张：实證阶段最大的特征之一，就在于科学活动转变成一种「理性的预测」(prévision rationnelle)。亦即，从对象「现在是什么」得知它「将会是什么」。因此，科学的任务就在于「替人类对自然的行动提供真正的理性基础」，对于自然律则的认识让我们得以预测自然，并且进一步改变自然。不仅如此，他甚至主张我们之所以具有改变自然的「行动」的信念，只能来自对于自然法则的认识。因为只有自然法则的知识，能在庞杂的现象中给我们能用来行动的变因(éléments modificateurs)。据此，孔德总结出他著名的论断：「预测来自科学，行动来自预测」(Comte 1968 volume 1:52)。

孔德的主张揭示了其思想中科学与技术——或者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关系：应用(application)。他并非主张科学全都是以应用为目的而产生的活动，过于出于实用目的而发起的科学活动反而限制了科学认识的自由，因为我们的「思辨力量所具有的范围远远大于我们行动的能力」。因此，孔德严格区分理论性的科学知识与实践性的技术知识：「科学与诸艺术的理性领域一般而言是完美区分开的前者在于认识(connaître)，以及更进一步的预测，后者则是在于能力(pouvoir)，以及更进一步的行动。」(Comte 1968 volume 3:218)。在严格区分认识活动与技术活动之后，孔德进一步确立科学与技术之间的从属关系：虽然科学不以应用为目的，但应用性的技术活动必须被科学所奠基。因而，伴随著工业革命而来的工程学知识(connaissance des ingénieurs)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知识，而只能是一种实作知识(savoir-faire)，它只能仰赖先在的科学理论知识，亦即，它只能是一种应用科学。【孔德亦主张即便在应用科学的领域当中，理论性的构想与实践性的实现都是严格区分的，他以蒸汽机所带来的工业革命为例：人们已经想到蒸汽动力能够被当作发动机的动力来源，然而要到了约一世纪之后，这样的发现才真正落实到工业革命当中。关于孔德思想中「技术」之观念，请参考(Fedi 2000)。】

巴什拉对于此一「观察-事实」的模型之批评可以被整理为以下三点：首先，在当代物理革命首要冲击的，就是纯粹的观察与预测这样的观念。特别是在量子物理中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principle)出现之后，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观察都同时是一种干预，并不存在置身于客观事实之外的观察。据此，巴什拉主张：「物理学并非是一种关于事实(faits)的科学，而是一种关于效果的技术(technique d'effets)。」(Bachelard1970:17)其次，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区分也不能再继续成立：如上所述，技术物与其相关的知识本身，与科学往复发生影响。理论需要仰赖实验室「建构」出认识的条件(例如原子或次原子的粒子)，而实验仪器则需要根据理论的要求——而不是出于任何实用目的——被组织起来。最后，根据现象技术的观念，技术也不再被化约从属于理论科学的应用科学，而是科学认识能够进步的条件。因此，科学并非如孔德所描述的一种自外于技术世界的、自由思辨的认识活动，而是与技术互相交互影响，彼此构成的「辩證」(dialectique)运动。

巴什拉的主张并非单独针对孔德的思想，毕竟孔德的实證主义除了科学哲学的部分之外，更大的企图是在于把实證方法的精神，推广到对于人类生活的研究(即孔德心目中的「社会学」)，因而其哲学具有更多政治与社会诉求。严格来说，巴什拉的主张对抗的是所有继承了孔德实證主义中「观察-事实」的认识论预设，例如迪昂的科学哲学。尽管存在争议，迪昂的主张可以被视为一种约定论的立场：如果不同的数学模型都可以对同一个事实做出解释，那么科学理论只不过是科学家们为了简洁与方便的理由共同约定的一种诠释或表达(Fabry 2019)。如果我们用一种较为简化的语言表述的话，我们或可说迪昂的约定论主张，在认识主体的方面，用偶然性、约定性的诠释取代了实證主义中由观察得来的确定性知识。但在被认识的客体方面，迪昂延续了实證主义的主张：他保留了独立于理论的事实，作为有待被认识的对象【法布希将此种立场称为「实證主义式的约定论」(positive conventionalism) (Fabry 2019)。】。

巴什拉对迪昂的批判可分为两个面向：首先，在理论与事实的关系上，如同上述整理巴什拉对实證主义的批评，巴什拉同意迪昂的主张：描述(即观念性的理论)可以被视为对于事实的符号性转译：但在他看来，迪昂的主张并不充分，因为迪昂并未反思理论对事实的影响能力。如同上述巴什拉对孔德的批评，事实「不仅是」一独立自存的对象，此一对象被动等待理论的符号性转译：反之，巴什拉主张，事实本身也同时是被理论建构的，而这是因为科学实验乃是由理论所主导。其次，巴什拉另一方面的批评则关于科学理论中的确定性：对于巴什拉来说，科学理论并非如同约定论所言，由众多主体交互沟通妥协而出现，而是本身受到理性的规范(Fabry 2019)。我们将在下文巴什拉与柏格森的比较中阐释此种科学理性的作用

简言之，在巴什拉眼中，不论是孔德实證主义中「观察-事实」的模型或者迪昂约定论的「约定性的诠释-事实」模型，其中的「事实」部分都被设想为独立于理论活动的存在，因而无法说明科学对象的被建构性。迪昂的约定论则除了具有前述的局限之外，还另外牺牲了科学理论的确定性。而巴什拉的科学哲学则试图从「现象技术」的概念，来兼顾科学对象的被建构性以及科学理论确定性的命题。

三、对柏格森的批评：匠人理论并不适用于当代科学

巴什拉「现象技术」概念的第二个特点即在于主张科学实验并非偶然的技术实践活动，而是受到科学理论的引导。因此，尽管科学事实乃是被构造的，此种人造性却非任意为之，或者纯然的受到社会或历史的因素所影响。反之，事实是被科学理性本身所构造。若以当代的术语来说，此即主张科学实验乃是乘载理论的(theory-laden)(Fabry 2019)。

这样的主张隐含了对于柏格森的「科学」观念的批评，让我们先扼要地重建柏格森的主张：如果说孔德对于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区分与从属是当时认识论光谱中的一端，那么柏格森的认识论思想可以说是佔据了另一个极端。【本文无法全面地比较巴什拉与柏格森的思想，除了认识论层次之外，巴什拉对柏格森的批判主要是从形上学出发，并针对柏格森所提出的时间之连续性的构想讨论。相关研究请参考(Cariou1995; Worms and Wunenburger ed.2008)。】柏格森反对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的区分，并主张人类智性(intelligence)之活动根源即来自于技术实践的活动，此即他著名的关于「匠人」的论题：柏格森认为智性源自一种制造的官能(faculté)，它让我们能够「制作不同的人造物，特别是能够用以制造其他工具的工具，并能够无限地改变此种制造活动」【柏格森主张智性与本能(instinct)是两种互相对立的生命活动的倾向，本能发生于生命对于有机器官(instrument organisé)的发展与使用，智性则是源于对无机工具(instrumentinorganisé)的发明与运用(Bergson 2013:141)。】(Bergson 2013:140)。智性活动的特性是它能有「一种建立关联(rapports)的倾向，这种倾向包含了对某些非常普遍的关系的自然认识(connaissancenaturelle)」，并且可以在具体不同的情况当中运用这些知识(ibid.:151)。柏格森并非要将所有的认识活动的原则都等同于为技术制造活动，因为智性能力不仅仅是技术实作的能力，智性能力能够超出单一技术制造活动的具体实践，以纯形式的方式应用到别的对象上。尽管如此，但是柏格森的确将智性(以及仰赖智性而生的科学)的起源，归因于技术物的制造。亦即，技术的智性(intelligence technique)是所有其他智性的基本形式。孔德的思想试图将技术从属于科学，并将科学的认识描绘成一项自由且独立于实践之应用目的的活动，而柏格森的主张则是相反地试图将理论认识的根源，归因于技术活动。对柏格森而言，科学知识乃是人类智性运用之结果，而此种智性最初的起源则是技术物的制造活动。【此论题成为了柏格森对于智性的局限之批判最为基础的条件：因为智性官能来自技术的实践活动，它首先必须来源于生命的基础需求：生存、繁衍、行动。因而柏格森能将智性与本能——以及由本能衍生而来的直观(intuition)——共同归于生命的基本行为。然而，由于智性的来源是技术实践，而技术实践作用的对象是物质，所以智性从一开始就是生命对于物质世界的回应，这样的官能只擅长以空间化的方式理解与掌握实在。据此，柏格森才能够开启他对于现代科学与形上学的批判：人类知识发展的历程，无异于将只能掌握部分实在(物质)的官能视为人类理解全部实在的唯一能力，并且在此过程中贬抑了直观。因而，智性虽然来源自生命的基本官能，最后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逐渐远离了生命自身。】

然而，在巴什拉看来，柏格森的「匠人」的预设是不能成立的，亦即，技术智性——或者说源于工具制作的实践活动——并不能被设立为科学或人类知识唯一的基础。根据巴什拉，柏格森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预设，正好就在于他并没有足够严肃地考虑当代物理所带来的变革。让我们先回到柏格森对于智性的批判，对于柏格森而言，现代科学源于开普勒(Johannes Kepler)与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对于自然现象的数学化，而此二者的理论又奠基在古希腊的几何学之上，这使得柏格森可以论断：因为几何学最初的起源乃是出于实用性质对于空间的丈量与计算，所以几何学是来自工具制造与使用的智性。「匠人」的预设即根据这样的推论而成立：科学奠基于几何学，而几何学又来源自技术实践活动，所以科学的起源乃是技术智性。

然而，巴什拉却认为，如果我们考虑当代科学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当代科学的理论并不只是仰赖几何学上的推演，除了几何学之外，代数也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在《应用理性主义》(Le rationalisme appliqué)一书中，巴什拉透过电磁学的例子提出了对于柏格森「匠人」理论的批评。首先，巴什拉分析了电学当中的震荡电路理论，指出其中电感与电流的谐振关系在函数上与力学的振荡是一样的。而且此种相似性完全是代数上的相似性，也就是说，这样的相似性一开始没有经验上的物理意义，但是最终却能透过操作性概念(concept opératoire)从实验中被「实现」(réaliser)。

藉此，巴什拉提出：整个电学理论的发展就是理性逐渐脱离直接经验的过程，也就是代数的思维开始不仰赖(来自经验的)几何思维的过程。此外，巴什拉批评了孔德的科学哲学传统。如前文所述，他认为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对立(在此处被巴什拉形构为代数与几何学的对立)只是孔德遗留下的「迷思」(Bachelard 1986:157)，因为电学的发展显示了代数思维与几何思维的互补性(réciprocité)，两者共同促进了我们对于电学现象的知识(ibid.:156)，几何学思维可以被代数地应用，而代数思维也可以被几何地应用，据此，「几何并未比代数更加具体，而代数也未比几何更加抽象」(ibid.:158)。

其次，巴什拉转向了对柏格森的批评：正因为电子振荡与力学振荡的相似性，完全是代数上的而非几何意义上或物理意义上的，柏格森的匠人预设显然无法被用来解释电子学的出现。因为电子学理论的生成不仅仅包含关于经验的思维，还包含纯粹数学上的思维，亦即理性独立于经验世界的运作。巴什拉主张，电子学理论的诞生来自于一种「明晰性的颠倒」(inversion de clarté)：我们一般会认为几何学的明晰性(evidence)之来源就是来自经验内容中与之相符的确定性，然而在上述的例子中却是电学理论家从代数层面给力学或几何学带来新的发现。据此，巴什拉论断：「为了解释像这样的例子，匠人的理论显然是不足的(insuffisant)」(Bachelard 1986:163)。

巴什拉认为，科学的发展并非仅仅仰赖几何学对于世界进行抽象思考的能力，而是在理性的领域内各个不同的思想模式都会相互影响作用。而柏格森「匠人」在预设上的问题，即在于它太轻易地把认识活动化约为技术活动，忽略了理性内部独立于这些技术实践的各种思想之间的交互作用。若我们比较巴什拉与柏格森的立场，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柏格森与巴什拉都同意技术是构成科学认识不可或缺的部分，两人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所著眼的技术是服务生命的需求，而后者所构想的技术则是服务理性。【巴什拉因而主张：「显微镜是精神的延伸，而非眼睛的延伸」(Bachelard 1993:242)。关于此一批判，参阅(Kissezounon 2008)。】

据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巴什拉的立场恰好在于孔德与柏格森对于科学的构想之间，成为两个极端之间的一种独特的调和：一方面，巴什拉批评孔德，主张技术不应该被化约为应用科学，而应该被视为构成科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巴什拉亦批评柏格森，主张科学认识不应该被奠基于技术的智性，从而试图替理性的运作保留一独立的空间。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勾勒出巴什拉认识论的独特性：它试图同时保留理性与实在，但是又主张两者之间的不可化约性，此二者非但不可化约，而且彼此需要。因而，巴什拉认识论主要的论题，即试图论證科学自身在历史中的发展，就是理性与实在这两层面的人类活动互相逼近、交错以至于互相修正进步的过程：「哲学地形容的话，我们必须在一种电磁学意义上真正的耦合(couplage)中同时掌握理性者(le rationnel)与实在者(le réel)，并不断强调理性思维与技术思维之间互补性的互动」(Bachelard1986:138-139)。

巴什拉对于科学理性在技术实验中的主导地位之重视，不仅蕴含了对于柏格森的「匠人」预设的批评，同时也适用于批评当时代经过柏格森主义折射的科学哲学立场，例如勒华的哲学思想。勒华的科学认识论亦是一种约定论的立场，但与迪昂的约定论不同：迪昂仍旧承认独立自存的科学事实，只不过将理论视为约定性的，亦即从众多等价的数学解释中进行选择的结果：但勒华则更激进地主张事实本身就是透过约定的方式形成，在柏格森的影响下，勒华亦将科学中「事实」的人造性视为科学(或柏格森语汇中的智性)本身对于实在的扭曲，亦即将科学理论的对象化约为技术实践的产物，而不能掌握真正的实在(Fabry 2019)。巴什拉的「现象技术」观念虽然同意事实乃是被建构而非独立自存的，且巴什拉的科学哲学中对于实验技术的重视乃是承袭自迪昂与勒华的观点(Brenner 2008)，但巴什拉拒绝将勒华所强调的事实的人造性视为一种客观确定性的丧失——正好相反，巴什拉反而主张实验技术与科学理论之间的相互修正是科学真正的确定性的来源。

除了上述巴什拉关于「事实的人造性」与「科学理论的确定性」的批评外，巴什拉对于柏格森的「匠人」论题的另一批判，在于该论题仍然将科学奠基于日常生活中直接的经验观察之上。【「如果匠人的理论适用于日常生活(la vie commune) ，它并不适用于这个对于日常思维来说是革命性的科学思维的例子」(Bachelard 1986:163) ：「柏格森式的「匠人」因在完美固体的几何世界的简化直观当中，面对此种突然出现的、受指引的物质论的、直观之灵活性时，他将迷失在介貌物理学(mésophysique)的微妙之中」(Bachelard 2021:49) 。】关于此一批判，我们接下来将透过阐明巴什拉对胡塞尔之批评加以澄清。

四、对胡塞尔的批评：科学与日常性的断裂

我们已经看到，巴什拉对于「现象技术」的观念，展现出了介于孔德与柏格森之间的调和立场：同时保留理性与经验的独特性，拒绝化约任一者，并将科学构想为理性与经验世界的交会。而这不正好就是胡塞尔现象学的立场吗?然而，虽然胡塞尔与巴什拉都试图透过重新连结理性与经验奠基科学的合理性或严格性(相较于柏格森试图批判科学的局限，并提出直观的概念来克服此种局限)，两人的分歧却是发生在如何连结此二者之上。【论及胡塞尔现象学在法国的接受史，如果从萨特(Jean-Paul Sartre)与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以降、为人所熟知的法国现象学乃是一种「主体论」(subjectivisme)的传统，那么从巴什拉、卡瓦耶斯(Jean Cavaillès) 、康吉莱姆(George Canguilhem)到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路线可以说是与前者对反的「概念论」(conceptualisme)传统(Rheinberger2005:313) 。本文无法全面地比较巴什拉与胡塞尔的思想，关于前者对于后者的批评，请参考(Barsotti 2002; Vydra 2014) 。关于巴什拉与胡塞尔、沙特及梅洛庞蒂等现象学思想的比较研究，请参考(Wunenburger 2012) 。】以下，我们将阐明，对于巴什拉而言，科学理论与实验技术的连结是一种超越日常经验的活动。而胡塞尔正好持相反立场，主张重建日常经验的重要性，因为对于胡塞尔而言，日常经验才是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真正的基础。

我们仅从概念的名称就已经可以看出，「现象」技术的提出本身就来自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继承与批评。然而，概念字词的亲缘性却不能掩盖二位哲学家思想之间的差异，巴什拉的「现象」(phénomène)概念始终是与「本体」(noumène)概念成对出现，因而其意涵亦具有来自康德(Immanuel Kant) (而非胡塞尔)的影响。「本体」(noumène)乃是巴什拉从康德哲学中借用并加以转化的概念，其希腊字源意指「观念」，巴什拉以此概念指称奠基于数学思维的理性活动及其形构之概念。巴什拉保留了康德对于「本体」与「现象」的对立，也将本体作为理性所掌握的目标，然而他拒绝将本体设立为「物自身」(chose en soi)，而是取其对个别现象具有协调与统摄作用之义。对于康德而言，「本体」只能指明认识的界线，而不能成为认识的对象：但在巴什拉的用法中，被数学所形构的科学概念(例如次原子粒子)就是一种本体。【关于巴什拉此一概念对康德的继承与转化，参考(Chimisso 2008)。因而「本体学」与「现象技术」就分别构成了巴什拉认识论的两大基石，分别解释科学认识在理性端与经验端的作用，下文我们将更进一部探讨此种认识论的特性。关于本体学与数学在巴什拉认识论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相关讨论，请参考(Ienna 2021)。】事实上，巴什拉对于胡塞尔的批判指出，现象学的局限来自于它未能思考「本体」(Vydra 2014)。根据巴什拉，当代科学逐渐摆脱直接的观察经验，意味著观察者被动接受(日常的与直接的)经验内容的认识模型已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本体」(具有特定数学结构的科学理论)与「现象技术」之间的互动：认识者是透过技术构造现象，现象也必须透过理论才能被掌握。

根据巴什拉，在当代的诸多科学变革之后，认识论的模型已经不能再将日常的经验作为一切科学认识的基础，而此一日常经验恰恰好却是现象学所有理论的起点，也就是那「生动地被给予的经验」。然而，对于巴什拉而言，现象并非是被给予的，而是被技术所建构。【「在现象技术中，没有任何现象是自然地显现的，〔〕没有任何事物是被给予的。我们必须要透过一种总是注意到工具性与理论性的诠释(interprétation instrumentale et théorique)的意识来构成它们并掌握其间接的性质。」(Bachelard 1965:92)。】仅就这项主张，巴什拉的哲学已经彻底地远离了现象学的基本命题——回到实事本身(auf die Sachen Selbstzurückgehen)。因为现象学中被动接受的原初实在(réalité brute)，在巴什拉眼中并不存在，亦即，所有的现象都已经是现象技术，都是经过中介的，不仅是被技术中介(如前述对实證主义的批评)，而且是被理论中介(如前述对柏格森的批评)(Bachelard 2021:62)。这两个特性使得巴什拉拒斥现象学所主张对于经验的被动接受，他认为胡塞尔现象学将所有被接受(recevoir)者都视为存在(existant)者，但忽略了科学实验中，科学家必须根据理论(巴什拉所称的「本体」)修正或筛选所得到的实验数据。因而科学认识并非纯然地被动接收，而是主动地透过技术创造与理论来组织观察到的经验内容。换句话说，没有实验技术，这些研究对象不存在于自然当中，而没有理论，这些经验内容就无法被理解。

巴什拉论断：「经典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classique)自满地以意向(visées)来表达自身」(Bachelard 2021:11)。然而，现象学中意向性的模型对于他来说不足以说明认识者与物质之间的紧密互动：科学家透过理论构造物质，而物质则可能与意向性相冲突，反过来匡正理论并让理论进步。因此，巴什拉主张要以「物质论的现象学」【巴什拉的物质论(matérialisme)意指「对物质的认识」，而非政治经济学上的「唯物论」。】(phénoménologie matérialiste)来取代他所批评的「经典现象学」。经典现象学中的「意识」与「对象」在他眼中都太过被动与固定，因而他倡议用「工作意识」(conscience au travail)与「物质」取代这两者：「对象」只能单纯在知觉中被构造出来，而「物质」一方面必须被科学家在实验中创造，另一方面也不断与科学思维对抗，要求科学理论自身创新的同时穿透其设下的认识论障碍(巴什拉以从炼金术到当代化学的变迁为例，说明此种物质设下的障碍与科学认识的进步)。就此而言，「意识」并非(如现象学所主张)单纯在知觉中构造对象，而是永远必须透过数学理性的引导努力克服物质的抵抗(résistance)，因而被巴什拉称为「工作意识」(ibid.:11-24)【然而，胡塞尔的「被动综合」(passive Synthesis)概念事实上已经较为接近巴什拉所主张之意识与物质之间的互相主动构成。本文之立论不在于评判巴什拉对胡塞尔的批评是否公允。开于此一概念，特别是法国现象学中「肉身」(chair)之概念与巴什拉思想的比较，参考(Vydra2014)。】。我们可以看出，巴什拉对于现象学的批评，意在藉由对于现象学自身概念的改造提出一种新的现象学，在「现象技术」的基础上说明当代科学的认识方式。

在当代科学中，实验取代了观察，现象则成为被创造之物：「一旦我们从观察过渡到了实验，现象就必须要被拣选分类、被过滤、被纯化、被放入仪器的模具当中，相应于仪器而被生产。真正的科学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scientifique)本质上是一种现象技术。」(Bachelard 2020:35)在这段文字中，巴什拉调动了「形式—质料」的隐喻来说明科学活动从观察到实验(也就是从现象学典范到现象技术)的过渡。此处的描述近于康德对于感性杂多与知性范畴之间质料—形式关系的表达。在此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巴什拉的「应用的理性论」不同于康德，用来匡限与处理现象世界的「理性」已经不只是纯粹的思维活动，而是包含著质料性的技术物，更严格地说：脱离日常生活而被数学概念所引导的技术物，这些技术物也是推进科学理性的一部分。

除了上述巴什拉对胡塞尔现象学中「被给予性」之批判外，巴什拉亦批判现象学中「生活世界的经验替科学奠基」此一主张。特别是在晚期胡塞尔思想中可以发现，他的哲学意图在于重新寻获科学已经丧失的生动的经验基础，他区分「严格的」(streng)科学与「精确的」(exakt)科学(Husserl 2014:74-75)：前者乃是经过现象学奠基的、重新接上经验之明晰性的认识活动;反之，后者则是数理化的自然科学(胡氏以伽利略为此分水岭)，若失去了前者的奠基，后者将会落入与生活世界之意义相脱节的纯粹抽象活动，这也就是胡氏所批评的欧洲科学危机。

巴什拉的方向则恰恰好与胡塞尔相反：胡塞尔要求科学克服数学理想化(Idealisierung)的窠臼，回到活生生的经验之基础上(Husserl 1970:343-351) ，而巴什拉所倡议的却正好是让科学认识彻底摆脱日常经验，要求我们意识到日常经验所带来的规律已经不足以涵盖科学发展的「深化」(approfondissement)，也就是不同的量级的物理现象对古典物理的颠覆。将日常经验取而代之的，是理性在纯粹数学层面上的导引(induction)。【巴什拉认为当代物理随著仪器的进步拓展了我们对于实在的认识，在有别于人类身体的尺度之数量级中(例如次原子的粒子)形构出新的理论，他将这个发展作为一新的实在之维度并列于传统的三维空间，并主张不同量级所呈现出的完全不同的现象标志著科学认识正沿著此一维度不断深化，并逐渐远离日常的直接经验。请参考(Bachelard 1970:40) 。此处的「导引」，巴什拉用于描述数学结构引导现象技术创造对象的特性，其意涵更多借鉴于「电磁感应」(induction électromagnétique)，而非心理学上的「归纳」(Bontems 2010:220)。笔者取法语动词「induire」之「引诱、促使」之意，翻译为「导引」。】相对论的诞生就是最好的證明，它首先来自爱因斯坦试图赋予接受劳伦兹变换(Lorentz transformation)物理上的意义，并从光速不变与相对性原理的假定大胆提出时间与空间的相对性。在〈本体与微观物理〉中，巴什拉如此描述此种纯粹出于理论层次的导引是如何与现象技术结合在一起：「因而我们可以说，数学物理(physique mathématique)对应于一种本体学，完全相异于现象学，后者局限于科学的经验主义当中。此种本体学阐明了一种现象技术，藉由此种现象技术，许多新的现象并非简单地被寻获，而是被发明，是被从无到有地建构出来。」(Bachelard 1970:18-19)近代数学物理的诞生的过程与古典物理的出现完全不同，因为科学理论不再来自对于经验的直接观察，而是来自数学推演结果的要求。巴什拉据此重新赋予了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悬搁」(époché)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悬搁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并非如胡塞尔所说来自于一种对于「自然态度」的悬置，而是遵循数学观念的要求，进而对于日常直接经验而来的那种「实在」的中断：「当代的科学思维藉由对于实在的放入括号(miseentre parenthèses)而开创了一种悬搁」(Bachelard 2012:34)。

此种「从无到有」的建构，它同时是一种数学层面上的理论建构，但也是一种物质层面上的技术建构。巴什拉以质谱仪对同位素的分析为例，说明科学实验中的仪器就是被理论所导引与贯穿的现象技术：「〔对于日常意义上的质量测定与质谱仪所仰赖的间接质量测定两者的区分而言〕，其所关涉的无非就是反思(réflexion)对于统觉(apperception)的优先性，无非就是技术所构成的现象之本体的准备(préparation nouméale)。在质谱仪中能够让我们分辨同位素的那些诸多轨迹并不存在于自然界中。它们必须要技术地被生产出来。它们是物化的理论(théorèmes réifiés)。」(Bachelard 1986:103)根据巴什拉，传统现象学对于对象的被动接受未能考虑此种「人为性」(facticité)，亦即，只能考虑那些「已经存在自然中」的事物，因而他又称传统现象学为「自然主义的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naturaliste)(Bachelard 2021:60)。

同位素的诞生并不仅仅是一种发现，而是一种技术生产。然而，此种生产亦非纯粹物质性的技术活动，而是受理论所导引，因为它的投入使用乃是「间接的」。巴什拉认为这一整个过程与拉瓦锡(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在古典化学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拉瓦锡用以测定分子质量的仪器与我们日常的磅秤并无本质上的不同。然而质谱仪方法明显地与这些日常经验中对于重量的测量不同：质谱仪方法完全脱离了日常性，它从一开始就是从理论出发，经历好几层的理论推导，最后体现在质谱仪此一技术物之上，【英国化学家阿斯顿(Francis William Aston)于1919年发明质谱仪并用以测定同位素，他首先接受1912年索迪(Frederick Soddy)所提出的同位素假说，并构想出以测量电荷偏转程度来得出荷质比，进而根据荷质比来计算同位素里面中子的数量。】此即上述引文中的「反思对统觉的优先性」。根据巴什拉，电子的现象是「隐藏的」(Bachelard1986:103)。回到前述关于「科学概念」与「实验技术」在巴什拉认识论中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主张，所谓的「隐藏」意义有二：一方面，如果没有质谱仪的装置，它不可能直接地被人类知觉观察到，因而「现象技术」之概念必须取代传统现象学中的「现象」概念：另一方面，认识者对「现象技术」的掌握又不能缺少「本体学」层面的理解：若我们没有荷质比的理论基础，单就质谱仪「直接给予」我们的电荷偏转现象，则不可能理解此种现象为粒子质量的表达。当我们对科学对象的认识越来越被技术与科学理性中介，我们就离日常的直接认识越加遥远。

与胡塞尔相反，巴什拉并不认为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走向与经验的脱节，而是藉由反思当代物理与化学的革新而强调这种「理论」与「实在」之间的间接性。他与胡塞尔同样都强调科学必须来自理论与经验的汇聚，但是他主张对于当代科学来说，经验绝不来自日常的直观或感觉，而是被技术所中介。就此而言，「现象技术拓展了现象学。一个概念只有在它成为技术的，或者它伴随著实现的技术(technique de réalisation)的意义上，此概念才成为科学的」(Bachelard 1993:61)。

五、「现象技术」与巴什拉的认识论：在科学与技术之间

在我们分析了巴什拉如何透过「现象技术」之概念，拉开与他所接受并批评的三位哲学家之思想的距离之后，我们得以进一步阐释此一概念在巴什拉认识论整体中所扮演的角色，并试图澄清巴什拉科学哲学的独特性。

我们已经看到，巴什拉的科学哲学首先旨在提出一种解决传统认识论中观念论与实在论之间论争的思考。巴什拉拒绝此二者的化约，并进一步将科学认识构想为理性与经验的交会，或者说科学理论与科学实验之间的彼此作用，此种构想就是他所谓的「应用的理性论」。【巴什拉经常使用不同的名称来描述此种理性与经验的交会：「应用的理性论」与「受指引的物质论(matérialisme instruit)」或「理性的物质论(matérialisme rationnel)」是一体的两面，前者意指理性必须受透过实验而被构成，后者则是指实验必须在数学理性的导引下被组构。请参考(Bachelard 1986:4)。】巴什拉在批评孔德的「应用科学」观念的同时并未放弃「应用」一词，而是转化了其观念意涵：「应用」并不预设先在的科学与衍生的实践活动，而是科学的概念本身就蕴含了应用的条件(conditions d’application)。正因为我们必须纳入新的应用条件(例如：次原子尺度的粒子或者光速尺度的运动)，所以科学思想能一再对既有的科学概念进行「形变」(déforme)，亦即不断自我修正(Bachelard 1993:61)。【「正是在这个〔对既有知识体系进行形变〕的必要性中存在有新理性论的显著性质，此性质就在于一种对经验与理性强力的联合。对于理论与应用的经典区分，未能掌握此种将应用的条件整合进理论本质当中的必要性。」(Bachelard 1993:61)此一段落亦表现出巴什拉对于孔德的实證主义传统的批判。】此种应用并非将一个现有的、已构成的知识系统实现于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而是透过自我修正创造出新的知识。

其次，此种持续不断的自我修正被巴什拉描述为一种「辩證」的运动，巴什拉在此处转化了黑格尔(Georg W.F. Hegel)哲学中的辩證观念，并用其来刻画理性本身，从纯粹数学的观念性到经验世界里头科学对象的技术建构，此二者之间的往复运动。据此，巴什拉指出：「如果我们真正地开始反思一种技术，且这种技术已然是反思的一项成果，我们会发现，在科学思想中由理论到技术，再从新的技术成果回到理论重塑，二者间不停往返的回圈将带给我们一种新的人的运动(mouvement humain nouveau)。」(Bachelard 1965:223)此一新的运动即当代物理所开启的「新的科学精神」(nouvel esprit scientifique)。然而，虽然理性始终是科学得以自我革新的条件，但巴什拉构想之下的理性却并不具有任何特定的「先天」(a priori)作为绝对的基础或目的;反之，科学认识的特点就在于，它永远能透过辩證的运动重新颠覆自身的基础：科学实验可以持续带给既有的理论系统新的挑战，而理论的变革也会要求实验装置重新组织并「发明」新的科学对象。

最后，正是受到当代科学在各领域颠覆性的改变之启发，在巴什拉的认识论中，理性构成的知识体系不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持续重构既有的概念体系。此一过程最终将迎来整个体系的重新奠基，也就是认识论断裂。而此种赋予科学永远具有自我革新能力的构想，即是巴什拉所谓的「超理性论」(surrationalisme)。【此概念为巴什拉借用「超现实主义」(surréalisme)的概念而来。】在巴什拉的认识论中，现象技术观念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提供了应用的理性论中理性与经验交会的枢纽，正是这个概念得以让巴什拉透过各门当代科学的例子具体地描述理性与经验二者的交互作用。

六、「现象技术」与法国技术哲学：以西蒙东为例

从法国技术哲学之发展的角度来看，现象技术概念的提出，其意义在于它颠覆了实證主义传统以来对于理论与实践、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对立。数学理论并不见得比实验仪器还要抽象，后者也未必比前者要来得具体，它们同样是理性与实在之间往复辩證的两种表达(Bachelard 2020:139-140)。仪器是物质化的理论，同时也是理性在物质世界的表达(Castelão-Lawless 1995:44)。透过此一概念，巴什拉将科学知识的构成中技术物与技术活动的角色，提升到与理论活动同等重要的层次：对自然的研究乃是「技术地被组织的」(Castelão-Lawless 1995:51)，技术物并非只是科学活动的副产品，而是科学之所以是科学的构成性要素。因而，对技术物与技术活动的理解，就必须在认识论与科学哲学当中佔据一席之地(Rheinberger 2005:315)。就此而言，巴什拉可以说是日后法语世界技术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先行者。

我们可以从西蒙东对于巴什拉此一概念的继承与批评来理解「现象技术」概念在技术哲学发展中的重要性。在进行此一比较之前，我们必须先注意到两位哲学家视域上的差异：巴什拉对于技术与科学、实践与理论之间辩證关系的思想，目标仍就在于对科学理性的本性与变迁进行描绘。尽管这样的描绘具有深刻的规范性的维度(特别是相较于孔恩之后的科学哲学或科学社会学而言)，「现象技术」概念中所思考的技术对象与技术活动仍局限于科学实验的范围。反之，西蒙东的技术哲学则有著截然不同的目的，它试图全面地从一般性的技术本身来理解技术，并提出一种与完全独立于诸多科学理论的「一般技术学」(technologie générale)，来探究技术物的本性与变迁方式(Simondon 2012:58)。因而，科学实验的仪器仅构成西蒙东技术哲学中的一小部分，其技术物的分析涵盖了工具、仪器、装置到机器等等，这些技术物的使用范围则从科学研究、工业生产甚至到文化象征等等。因而，西蒙东与巴什拉就技术与科学之间关系的看法差异，极大程度上来源与上述视域的差异。

尽管如此，我们仍可发现西蒙东的技术哲学在诸多面向上都体现了巴什拉的影响。除了「现象技术」相关的主张之外，其影响还包含了对于技术演化的历史观：巴什拉所主张科学进步的不连续性或所谓的「认识论断裂」，被西蒙东转化为技术对象的演化理论。西蒙东主张对于技术对象的本性之探讨，必须从其演化方面著手，此一观点就已经带有深厚的巴什拉历史认识论的色彩(Simondon 2012:44-48)。如同巴什拉，西蒙东亦进一步主张技术物的进步是一种不连续的过程：一个机器首先将是由各种分散的功能部件所拼凑而成，每个单元彼此独立，分别解决不同的问题。然而，在其不断被改良的过程中，到了一个临界点，此种彼此独立的运作将无法再继续被优化。而正是在此时，技术物演化的「断裂」有可能会发生：单一的单元将会开始负担多样的功能，且其原本所产生的负面效果会被整合进机器的整体运作中，变成对整体运作有利的效果。部件之间转为彼此依赖并且互相支援的整体，这一过程被西蒙东称为「具体化」(concrétisation) (ibid.:21-27)。此外，西蒙东的认识论立场亦继承了巴什拉认识论的特点，一方面，认识的活动朝向的是一种开放性的创造过程，另一方面，这种认识论也预设了不同学科之间具有互相启发的可能性(Schick 2019)。

以上的此二面向并非本文所能处理，但足以粗略描绘西蒙东对于巴什拉的继承的几个大方向。让我们回到西蒙东对于「现象技术」此一概念的继承与批评之上。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描绘出了巴什拉认识论的三项特征：技术不应被视为应用科学、主张数学理性对于实验技术的主导性、科学对象的形构超出日常性的经验之外。我们已经指出，此三项特征分别对应了巴什拉相对于孔德、柏格森与胡塞尔的理论位置差异。而西蒙东对于「技术对象」的构想，明显地继承了此三项特征，我们可以说，西蒙东转化了巴什拉对于「科学对象」的观念，用现象技术的特性来形构出自己对于「技术对象」的反思。

根据西蒙东，技术对象是一个具有运作特性的物质系统，此运作特性可能是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的，而此一系统必须包括其内部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外部环境的关系，并透过资讯与能量的调节以维系自身的运作(Simondon2005a:84)。技术对象的构想之所以可以被视为西蒙东对于巴什拉「科学对象」概念的转化，首先在于技术对象亦是一种人为的效果，此一主张似乎毫无创见：任何的技术物都是人类的制作成果。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如同巴什拉，对于西蒙东而言，「科学对象」与「技术对象」都被设想为一种人为的建构，科学对象是理论的实现而非有待发现的事实，而技术对象则被视为问题的解决(résolution des problèmes)。在西蒙东对自己的认识论方法的解释当中，他几乎使用了与巴什拉相同的语汇来说明为何科学理论不是一种对于「事实」的观察与发现，而是一种技术效果(Simondon 2005b:554)。

如果巴什拉已经描绘出理论与实验如何来回辩證并促使科学对象得以被创造，西蒙东则同样地提出技术的运作如何对应于思想中的「技术图式」(schèmetechnique)，此一技术图式并非完全来自于科学的应用，而应该被视为生物个体对于自身难题的解决(Simondon 2018)。也正如同巴什拉对于孔德及实證主义传统的批评：技术并不是科学理论的应用，而是构成科学对象的一部分。

对称地对待科学对象与技术对象的立场，使得西蒙东能够进一步主张科学认识与技术图式之间的交互进步过程：尽管科学认识的进步会促进技术物的演变，但并非唯一的因素，其原因在于，技术思想要考虑的是一个特定的物质结构如何在现实世界中稳定地运作。西蒙东因此主张：对于此种具体技术物的研究本身就具有科学认识的价值，因为这些组织起技术对象的稳定性与相容性的物理、化学与生物条件本身，不能被化约为任何单一学科的科学原理或律则，而是在经验世界(技术物实际的发明过程)当中被实现出来的、涉及多种学科的运作系统(Simondon 2012:58)。其科学价值就在于，当我们反推这一组系统中诸多运作的相容性(compatibilité)至抽象的理论层面时，能够进一步提出各门科学之间彼此联系的问题。简言之，技术物的科学价值即在于它能够启发各种跨学科的科学研究。

其次，与巴什拉相似，西蒙东亦反对柏格森的立场，亦即反对将科学等同于技术活动，并将两者等同于人类对物质世界的实践之成果。如前所述，西蒙东认为科学理性处理的是抽象的、单一面向的实在，而技术思想处理的则是具体的、跨学科律则的运作系统。此二种思维非但彼此之间有所差异，更重要的是，技术不能(如柏格森所说)单纯被化约为人类实践的产物。他批评柏格森只不过颠倒了古代哲学中的「劳动」(travail)与「闲暇」(loisir)的区分：在古代哲学中，只有闲暇的、无私趣性的沉思(contemplation)可以具有现今科学的位置，亦即可以企及真正的实在。而柏格森只不过将科学放到了古代哲学中的劳动之位置，亦即将其等同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成果，再将实践等同于对于物质的空间化处理。根据西蒙东的批评，柏格森事实上只是透过将科学贬抑到实践的一端，并重新提出可以真正企及实在的直观，以取代古代哲学的闲暇沉思，最终复制了一样的实践-理论之二元结构(Simondon 2012:344-347) 。

反之，西蒙东的技术思想则试图提出第三个层面，亦即技术作为人与世界之间的中介。在对柏格森的批评中，他指出运作性(opération)或运作(opération)不能等同于实践(pratique)，因为实践可以是任意的，但运作必须符合特定的(自然)律则。一般而言，人类实践可以被界定为某一行为者透过某一种方法以达成某一目标，而此一方法的确定则可以根据自由意志进行选择。但技术思维并非如此，因为其运作不能是完全任意的，而是必须符合各种经验层面的条件。亦即，必须臣服于「自然」的运作律则，以维持其内部运作与对外在特定环境中的稳定性(Simondon 2012:346) 。

据此而言，西蒙东其实与巴什拉的立场接近，即科学对象或技术对象必须透过理性在物质的层面找到其确定性。在巴什拉思想中这一论题被形构为实验与理论的辩證关系，西蒙东则将其改造为技术思想在经验世界中的奠基方式。若巴什拉对于柏格森的批评在于强调理性在实验或技术活动中的规范作用，西蒙东的批评则强调反对将技术物仅仅视为偶然的人类意向的产物：技术物与其相应的心灵活动既非纯粹来自自然，亦非任意的人为构造，而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它既包含人类发明的意向，亦服膺于一组自然律则作为其运作的基本条件。根据这样的立场，西蒙东意图超克上述柏格森的实践-理论二元性，同时反对勒华受柏格森影响的约定论。事实上，他将柏格森与勒华都归类于一种唯名论(nominalisme)与实用主义(pragmatisme)的认识论立场【在西蒙东的批评中，他并未刻画柏格森与勒华思想之间的区别。严格来说，与柏格森相较，勒华的科学哲学才是真正的唯名论立场。因为柏格森虽然主张科学只是智性为了实践之目的对实在进行化约，但仍承认科学理论并非任意的，而只不过将对象局限在情性物质的领域而未能思考时间的绵延。换言之，根据柏格森，科学虽然碎片化了实在，但仍奠基于实在。关于勒华如何藉助约定论科学哲学而将柏格森的实用主义立场激进化为唯名论的立场，请参考(Pradelle 2012) 。】：唯名论指的是约定论对于科学认识真理的取消，亦即科学理论只是人类实践行动的一种约定性的表达;实用主义则是在于将评判科学的标准从「真与假」化约为于现实中操作的有效性(Simondon 2012:345)。在对于巴什拉的继承中，西蒙东反对融合了唯名论与实用主义的认识论立场，试图在强调技术对象的建构性的同时，仍不放弃其「理性」的层面。就此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发现，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最后一个段落一段话中，西蒙东几乎以巴什拉的语汇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人造物是被引发的自然之物(du naturel suscité)，而非虚假的或者是被当作自然的人为事物。」(Simondon 2012:346)技术物并非任意的实践，亦非约定性的表达，而是同时是理性的亦是物质的。此一表述与巴什拉「受引导的物质论」或「理性的物质论」之间的继承关系不言而喻。

最后，如果在巴什拉思想中，「现象技术」概念所发展出的科学对象之形构乃是一种超出日常经验的过程，那么西蒙东所构想的技术对象也以类似的方式继承了此一特点。只不过在西蒙东的技术哲学当中，技术对象的「非日常性」并非如巴什拉一般，被构想为实验室中所创造的、异于人类日常知觉的对象，而是被转化为对于「从有用性来理解技术物」此一观点的超克。西蒙东主张，如果仅仅就其用途来理解技术对象，那么我们将不可能对其技术性有真正的理解：技术物来自于问题的解决，但此种解决并不必然联系于特定的人类需求，而是创造出一个现实中的一组特殊原因一效果之间转换的集合(例如滑轮改变了施力受力方向，而内燃机改变了特定的能量转换方式)。技术物运作功能(fonctionnement)这一组集合并未被限定在任何的用途当中，而人类对技术物的各种应用都是一种偶然的、社会性的产物。例如发条动力的马达事实上更接近于弓箭的运作功能，而与电动马达毫无关系，然而因为其日常的用途归类，这两种技术对象都被放在「马达」的范畴中同等看待(Simondon 2012:21)。西蒙东指出，此种只是把技术物隐藏在「黑盒子」当中的做法无助于我们真正理解技术物及其演变。西蒙东以艾菲尔铁塔(Tour Eiffel)为例，指出其原本仅仅是世界博览会的巨型雕塑，此时它的用途仍未被发明，运作功能只不过是巴黎市中心的一个钢构制高点。随著其他科技的进步，它的用途才陆续变为飞机航标、无线电天线与电视天线，也是在此时，它作为具体时空中的原因一效果之间转换的集合才偶然地获得用途(Simondon 2013:322)。如同巴什拉，西蒙东的观点亦试图克服技术对象的日常性，此一日常性即在于从用途来理解技术物。事实上，西蒙东并不否认「需求」是技术创新的最主要动力，亦不否认技术物的发明大多是为了完成特定的行动目的，反之，他的主张乃是要摆脱技术物之运作功能与用途之间的必然联系。这也使得他所发展出的技术一科学之间的关系，克服了实證主义传统所主张的「技术等于应用科学」命题。因为技术的发明并非单纯只是将科学理论用于满足人类的需求，而是如巴什拉的进路所指出的：在日常性的超克之后，我们才能发现技术物中所蕴含的理性(技术图式)与物质之间的交互演变关系。而这样的立场，也让他进一步提倡技术物蕴含的技术图式能够在各门工程与科学领域之间转换启发的可能性。

我们已经说明了西蒙东如何在上述三个面向继承了巴什拉「现象技术」概念的三大特性，只要我们将巴什拉所倡议的「科学对象」置换为西蒙东思想中的「技术对象」，我们就能发现二位哲学家之间的亲缘性：技术不应被视为应用科学、强调科学对象(或技术对象)被理性(技术图式)所贯穿，以及强调科学对象(或技术对象)必须超出日常经验的理解。然而，西蒙东的技术哲学在另一个层面上提出了巴什拉「现象技术」中所未思的范畴，进一步推进了法国技术哲学的发展：对于巴什拉而言，「现象技术」虽然揭示了科学实验中理论与物质彼此的互动，但是此一「科学理性」永远是独一的，亦即，他从未设想过技术思维本身有可能成为另一种「理性」的来源。但西蒙东的立场则不相同，对他而言，技术思维是一种介在日常的知觉-行动与抽象的科学理性之间的人类心灵活动：知觉是人类对于自然世界直接的问题化过程，而科学则是透过技术中介之后的同样一组(抽象化的)问题化的过程，技术思维是联系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关键(Simondon 2012:56)。如前述分析所阐明的，柏格森的方向是把科学、工具、知觉都归结于同一个根源：科学来自工具性的实践(即技术)，工具性的实践来自日常经验中人面对物质所遭遇的问题;而巴什拉则把前二者绑定在一起：技术与科学互相构成，并将此二者区别于日常经验中的感觉经验：西蒙东则是提出了彼此独立但又能互相影响的三个层次：知觉、技术与科学。如前所述，技术对象及其相应的技术图式之特性，就在于它们不能简单地被科学律则所决定，原因有二：首先，技术物乃是横跨诸科学领域的相关物质条件在特定时空中彼此相容的综合体，并非单一领域的科学律则可以解释【事实上，巴什拉已经在一段描述物质的「抵抗性」(résistance，亦即，物质能够迫使理论不断克服自身障碍的能力)的段落中，以极其相似于西蒙东的方式描述技术物「不能被单一科学律则」所决定的特性，只不过他仍主张此种来自技术物的理性的来源乃是几何学理性，而未将技术思维视为独立于科学的另一种「理性」(Bachelard 2021:48)。】：其次，除了它的跨领域特性之外，它还被发明者加入了人类的意向性，因而超出了「自然科学」能处理的范围。据此而言，在西蒙东的思想中，技术思维并非(如巴什拉所说)完全被科学的理性所贯穿，而是有其自身的根源：「向下」与直接性的知觉相接，将知觉的问题导向科学理性：另一方面，「向上」与抽象的科学理论相接，提供人们联系不同科学领域可能的方向。

据此，我们可以说，西蒙东技术哲学中的「技术对象」概念继承了巴什拉「现象技术」思想中对于科学对象的构想，但在技术思维与科学理性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上，他拒斥巴什拉「现象技术」的预设，并主张技术思维自身有其独立的根源，而非仅受到科学理性的影响。

西蒙东对于巴什拉的批判性继承，将原本科学哲学的反思转移到了技术哲学当中，特别是其「对象导向」(object-oriented)的特点，显著地影响了当代法语技术哲学的发展。其趋势至少包括以下这几种进路：对于「科技」(technoscience)概念的显题化研究：主张以科技对象(objettechnoscientifique)为核心焦点，将原本巴什拉的科学哲学论题拓展为科技的存有学与伦理学研究(Bensaude-Vincent and Loeve 2018; Bensaude-Vincent et al.2011,2017)。又或者是以西蒙东所提出的的「技术对象」概念来批评后现象学(post-phenomenology)，特别批评是后现象学技术哲学所提倡的「人造物」(artefact)概念：后现象学技术哲学的「人造物」概念其实预设了一种人类中心观点，只考虑了人与技术物的关系，而西蒙东的「技术对象」概念则能让我们更加关注技术物与技术物(而非人与技术物)之间的关系(Guchet 2017)。这些研究都体现了从巴什拉到西蒙东以「技术现象」为基础的思想谱系关系之当代反思。

七、结论

根据上文的考察，巴什拉提出的「现象技术」概念的历史脉络，来自当代科学革命之启发：科学对象乃是被技术实践所建构而非被发现。首先，透过比较巴什拉对于孔德、柏格森与胡塞尔的批判，我们得以掌握他自身思想的独特性：巴什拉批判孔德将技术视为附属于理论科学的应用科学，主张科学理论与科学实践的互相构成性;他批评柏格森将科学智性的起源归于技术制造活动，强调纯粹数学思考推进科学认识的作用：他批判胡塞尔联系理性与经验的方式，主张虽然我们必须联系此二者，但是其往复的辩證必须脱离日常生活的直接经验。其次，我们借助「现象技术」之概念来描绘巴什拉认识论的独特性与重要性：其认识论试图透过理论与实验之间的交互影响，兼顾科学认识形成的过程中必要的两端——数学理性以及技术实践——并主张这样的辩證过程乃是未被先行规定且无止尽的自我修正创新的运动。据此，我们可以说，「现象技术」此一概念是巴什拉用以提出其「应用的理性论」之基础。最后，我们以西蒙东为例，说明「现象技术」概念如何启发法国当代技术哲学：西蒙东思想中的「技术对象」可以被视为对巴什拉「现象技术」概念的批判性继承。西蒙东在主张技术图式能够对不同的科学产生联系作用的同时，又超出巴什拉的局限，进一步主张技术思维相对于科学理性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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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台湾学刊《文化研究》第四十期巴什拉特辑，2025年

作者陈奕杰,巴黎楠泰尔大学(巴黎第十大学)哲学研究院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