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老友相聚，酒过三巡，几人虽带了几分醉意，心里却是一清二楚。
聊起文坛里的一些怪现象，大家都深有同感：有人写文章，把日本鬼子递给中国小孩一块糖的情节，描绘得满是温情。这样的作品不仅在日本右翼势力那里得到了高度评价，甚至还有人在背后运作，要给它颁世界性的大奖。
这并非没有先例——不是有人把八路军武工队写成鬼子，反倒把鬼子美化成八路军武工队，靠着这种颠倒黑白的写法斩获了世界性大奖吗？
这几天梳理不少重要新闻，总能发现一个核心问题，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是屁股坐在哪条板凳上的问题。
那位以在广场竖中指、满是反叛意味的作品博取西方青睐的著名美术家，在欧洲住久了，最近回国大倒苦水。这事儿其实该在媒体上好好讲讲，多好的反面教材，多重要的参考素材！
国家有关方面终于对野蛮生长的携程板起了脸。这家美资平台对上下游敲骨吸髓式的压榨，几千家酒店的利润加起来都比不上它，问题早就存在，但却迟迟得不到整治，根子到底出在哪里？
还是一帮文学老人，索性回归文学的话题吧。
鬼子的一块糖也罢，久居欧洲的反叛美术家也罢，携程的野蛮生长与敲骨吸髓也罢，究其本质，都是社会变革浪潮中的具象折射。关键在于，你站在什么立场上看待这些问题。
同样是反映新中国立国根基，同样是书写土地改革运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那位女作家的作品的碰撞，正是文学叙事立场之争的鲜活例证。
如今的人，总容易被一些所谓的细节泡沫弄晕头脑，什么女性立场、现代性、人性论，被炒得沸沸扬扬。诚然，写作技巧、文学意境都很重要，但比这些更根本的，永远是叙事的立场。
人们以为自己在欣赏一部作品，殊不知眼前展开的，正是刀光剑影在灵魂深处的白刃战。
昨天一起喝酒的这帮老家伙，年纪最小的也过了七十。我们百分之百是体制内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是写过东西、评过作品的老作家、老评论家。
用冷静克制的专业眼光去剖析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再重读延安窑洞里的文艺座谈会讲话，重读中南海两次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便越发觉得，立场的辨析，关乎的正是文学的灵魂。
中国当代的乡土叙事，究竟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
《暴风骤雨》和那个女作家的作品，恰似两面截然相反的镜子：前者是裹挟着泥土与汗水的翻身呐喊，后者是缠绕着悲情与怀旧的回望叹息。
这两部作品的较量，绝不仅是文学风格的差异，更是历史认知、价值取向与文学使命的深度博弈。
《暴风骤雨》的笔触，就像它的书名一般酣畅淋漓，直戳历史的本质。这部作品以东北土地改革为核心线索，把目光牢牢对准了最底层的贫苦农民。赵玉林、郭全海这些角色，绝非麻木的符号，而是真正觉醒的革命主体。
他们从跪着求生存到挺直腰杆做人，从任人欺压的被压迫者蜕变为当家作主的土地主人，这种精神层面的巨大跨越，就是人民创造历史的最好证明。土地改革从来不是谁 的恩赐，而是农民们用血肉之躯打破剥削枷锁的伟大壮举。
周立波以笔为旗，写下了不容辩驳的历史真相：封建地主阶级的衰落，是剥削制度走向灭亡的必然结果；农民的翻身解放，是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更是人性尊严的历史重生。这部作品的力量，就在于它牢牢锚定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真理，让文学成为记录人民解放历程的活档案。
再看那个女作家的土改作品，它的叙事却如雾里看花，刻意模糊了历史的真相。
作品以一个地主家族的创伤记忆为切入点，把土地改革硬生生塞进悲情的框架，一门心思放大少数人的伤痛，却对亿万农民获得土地的狂喜视而不见。
当一个家族流离失所的眼泪被反复渲染时，作者可曾看见千万佃农捧着分到的土地喜极而泣的模样？
当一座宅院的凋零被哀叹为时代悲剧时，作者可曾听见延续千年的封建枷锁轰然碎裂的历史巨响？
这部作品的问题，就在于用个体记忆取代了历史全貌，用阶级悲情消解了革命正义，这正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变种。它将解放生产力的伟大社会变革，歪曲成胜者欺负败者的零和游戏，实在的零和游戏，实在荒谬至极。
那位标榜绝不歌颂，绝不粉饰的作家，却不惜笔墨，用细腻的笔触去描摹日本鬼子的所谓人性；那位顶着教授头衔、被一群人吹捧着要拿世界性大奖的作家，津津乐道于鬼子给中国小孩一块糖的情节；那位刻意为地主阶级翻案的女作家，提起相关争议时满脸不服这些文学动向、文学潮流，从来不是隐藏在隐蔽角落的暗流，而是堂而皇之地横行了好些年，以至于到了今天，很多平台都不敢梳理这些事情，甚至不敢提及，成了讳莫如深的话题禁忌。
文学创作需要多元的视角，但多元绝不等于立场模糊；
文学可以描摹人性的复杂，但人性复杂绝不是价值颠倒的借口。
土地改革的历史本质不容置疑：它摧毁了延续千年的剥削制度，让亿万农民挺直了腰杆，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暴风骤雨》的价值，在于用文学的方式印证了人民立场就是历史立场；而那个女作家的问题，在于用单一的阶级立场取代了客观的历史立场，用少数人的悲情遮蔽了多数人的解放，最终陷入了认知的迷途。
今天的文学创作，必须高擎人民立场的旗帜。这不是否定文学的多元性，而是重申文学的使命——文学应该做历史真相的守夜人，做人民心声的传声筒。我们可以书写革命历程中的曲折探索，但必须肯定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我们可以同情不同群体的个体命运，但不能模糊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界限。这样的立场，正是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一把利剑。
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惯用手段，就是放大历史细节、解构英雄人物、渲染失败者的悲情，以此否定革命的正义性与必然性。而站在人民立场的叙事，则能以历史的洪流击碎这些迷雾：土地改革是正义的解放，绝非暴力的掠夺；人民的翻身是时代的必然，绝非历史的偶然。文学就该像一面明镜，照见历史的本质，照见人民的磅礴伟力。
有人问，英雄人物可以解构吗？
当然可以。文学的生命力，本就在于挖掘人性的深度，跳出脸谱化的塑造。但解构必须有边界，绝不能把英雄人物扭曲成反面角色，更不能把八路军武工队的正义抗争，污蔑成和日本侵略者一样的行径。
反过来，对于反面人物、反动阶级，我们也可以解构，也可以写他们偶尔的良心发现，写他们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但这种解构同样不能突破底线，不能抹去他们剥削压迫的本质，更不能把他们美化成历史的受害者。别忘了，希特勒也曾标榜环保，也曾对猫狗流露喜爱，甚至有着不错的建筑风景画水平，但这些细枝末节，丝毫改变不了他的滔天罪行。
某些作家的谬误，恰恰就在于立场的彻底错位。
他们背离了历史的本质真实，把所谓的细节真实无限放大，用个别现象代替整体事实，用碎片化的记忆消解历史的主流。这正是灵魂深处的白刃战，刀光剑影早已告别硝烟弥漫的战场，转移到了没有硝烟的思想阵地之上。有些人正用软刀子，试图软埋中国革命和土地改革的重要成果，软埋共和国安身立命的政治根基。
临到散场，有人摇摇酒瓶，瓶底还剩一点茅台的残酒。润哥猛地咳嗽了一阵，大家纷纷热心地给他提供治咳嗽的偏方，他却摆摆手说：我这咳嗽不是肺的毛病，是心衰的一种症状。
醉意阑珊之际，他缓缓背诵起臧克家1945年的那首诗。
假牙不合时宜地硌着嘴，但每一句的逻辑重音，都引发了在场者灵魂的震颤。
臧克家：人民是什么
（1945年冬，重庆）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面旗子吗？
用到，把它高高举着，
用不到了，便把它卷起来。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一顶破毡帽吗？
需要了，把它顶在头顶上，
不需要的时候，把它踏在脚底下。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木偶吗？
你挑着它，牵着它，
叫它动它才动，
叫它说话它才说话。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一个抽象名词吗？
拿它做装璜宣言文告的字眼，
拿它做攻击敌人的矛和维护自己的盾牌。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什么？
这用不到我来告诉，
他们在用行动
作着回答！
来源：红色文化网
作者：于耀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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